这时候他站起来，说他该走了，他得在天黑之前赶到南山煤矿。我就笑，他说这有什么好笑的吗？我说从这里到南山煤矿还有八十公里呢！四个轮胎的汽车都得抖抖索索爬一整天，就你那两条腿啊！再加上这样的天气，天黑之前赶到？你以为自己是神行太保啊！

他摇摇头，样子安静得像一面冰封的湖面。

“不行，我得去。”他说。

我说：“冰天雪地的，还这样猴急，那儿有钱等你去捡啊？”

他说：“我是去找我兄弟的。”

“晚点到就找不着兄弟了？”我讪笑。

他忽然变得很严肃，直勾勾看着我说：“我兄弟怕是丢了。”

说完，他转身走了，一对脚印慢慢往前延伸，一深一浅。

走出去没多远，他又折回来，把几个瓦耳糕递给我，我慌忙推回去，他又推回来，喘着气说：“我到了矿上就能寻摸着吃的，你这儿啥时候能出去没个准儿，还是你留着吧！”

我心口一热，从车子被冻在这里的那天开始，我第一次感觉到心里头暖和。这种暖和不是烤火烤出来的那种，烤火只能烤热表皮，烤不热心窝子。

他重新折进风雪里，我忽然起来了一种难得的高亢，我想就是使尽呆力，也要把卡车从雪地里拔出来。

“回来！”我喊。

“干啥？”他问。

“帮我把车拔出来。”

我围着车打转，认真查看四个轮胎的位置，我让他去林子里薅些树枝来，我趴下来把轮胎下的雪屑和泥浆刨开，找块石头将陷进深坑的轮胎前方凿了一个豁口。

我钻进驾驶室，他抱着一捆树枝站在车轮后，我说，我把车往后退一点，坑子里出现空隙，你就迅速把树枝全塞进去。他点点头。

汽车在半山腰发出一阵怪叫，耸动了几下，又稳稳停在了深坑里。

我骂了一句，跳下车。见他站在轮胎后，我想笑，这次算是忍住了，轮胎卷起的泥浆，将他涂成了一只硕大的瓢虫。

雪终于在黑昼快完成交替的时候停住了。

我们围在火堆边，火光映着他的脸，他的脸上有层薄薄的悲戚，手里那根棍子，不停地捅着火堆，火堆就炸开一团一团的火星，在暗夜里乱窜，像无数慌乱的精灵。

“你兄弟在煤厂上挖煤？”我问他。

他点点头。

“你咋知道你兄弟丢了？”我问他。

他仰起头，透过火光，一字一顿对我说：“我兄弟已经三个月没打过电话了。”

我就笑，说你晓得个球，煤厂上那些人，来来往往的，说不定早走了。

他摇摇头，沉默了一阵，才说：“我兄弟的性格我晓得，不管走到哪里，都会让家里知道的。”

吃下去的东西很快就被呼呼的北风吹没了，火苗依然熊熊，前胸像块烙红的铁板，后背却是浸骨的冰凉。我半闭上眼睛，怕仅剩的一点气力让风给刮跑了。他忽然叹了一口气，把手里扒火的棍子往火堆里一扔，开始低声嘀咕，样子不像是说给我听的，也不像说给他自己听的，像是说给过往的寒风的。

“我兄弟老实得很。”他说。

“这年月，哪里还有老实人？老实人早死绝了。”我说。

“哪会死绝哟！我这辈子，见着的都是老实人，我本村的二伯，老实得像块墓碑，遇上啥事都那表情，好像天生就没有喜怒哀乐样的，说来都不会有人相信。他儿子看上了一门亲事，还把女的带回家来让他看看，姑娘有模有样，可我二伯死活不同意，也不说啥子理由。还是有一次喝了点酒，才给我老爹说了实情。他说那女娃长得太好看了，一进门他就东想西想的，他悄悄骂了自己，骂了也不顶用，脑壳里还是想，刨都刨不开，他就不敢同意这门亲事了，怕自己后半辈子活在胡思乱想里头。”

他说到这里，又捡起一根树枝开始扒火，火星四溅中，他接着说：“饿饭那几年，生产队一袋苞谷不见了，有人说曾看见他在仓库边晃荡过，就把他绑了，问他，他承认了，差点就被打死了。若干年后，偷东西的人临死前把这事应承了。当年打他的人就给他道歉，说对不起他，打错了。又责怪他，说不是自己干的，为啥要承认呢？他说他偷了的，心里头有过这个想法，既然有了想法，就算是强盗了。”

我本想咧嘴笑笑的，没笑出来，好像很好笑，仔细想想，一点都不好笑。

他像是累了，把旅行袋拉过来垫在脑袋下，侧过身，把后背留给了火堆，眼睛则对着远处的莽莽苍苍和模模糊糊。

我做梦了，我开着一辆崭新的货车奔跑在一条宽阔平整的大道上，道路两边有等待收割的麦田，空气里还有麦穗的清香，还有阳光，毫不吝惜地普照大地，橘色的大道上，各式各样的车辆来来往往，擦肩而过时，还不忘摁下喇叭，喇叭声很大，一声接着一声，震得耳膜发麻。

睁开眼，天亮了，我还真听见了喇叭声，没有梦里那样悦耳，破破的，仿佛被撕裂了一般。这是老东风的喇叭声。直起身来，我看见车了，一眼我就认出来了，老黄的车，左边门撞的那个坑还在。我曾问过老黄，为啥不去修修，老黄就咧嘴，露出一排黄牙说修个球，脱保好些时候了，反正不影响开关门。我晓得，老黄是舍不得钱。老黄日子不好过，闺女在青岛上大学，老婆瘫痪在床。老黄在钱上从来不会有什么大动作的，你看他那口黄牙，就是劣质香烟熏出来的。

能在这样的天气还出来玩命，只有老黄这号人了。

我撑起来喊：老黄，你狗日的还真不怕死啊！

老黄把脑袋从驾驶室伸出来，一咧嘴，拉开一线醒目的黄，开始诵读老三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了人心不足而死，就比鸿毛还轻，为了老婆孩子而死，比泰山还重。”然后他接着喊，“这种天气你还出来跑，是不是活腻了？你狗日的死了，就比鸿毛还轻，老子死了，就比泰山还重。”

我就佩服老黄这一点，日子过得邋里邋遢，说起话来还不忘记引经据典。

我几步跳到他的车门边，使劲拍了拍他脑袋，说你要再不来，我要么就活活饿死，要么就占山为王了。

老黄往火堆边瞅瞅，说，哟！还没落草，就有兄弟入伙了。

我说是一过路的，也往煤厂上去。

熟练地套上钢索，老黄的老东风在前头一哆嗦，我的货车终于可以继续在凶险万分的康庄大道上继续奔驰了。

雪又来了，铺天盖地，像被惹急了一般。

他坐在副驾驶位置，低头搓着衣服上的泥渍，汽车高高低低，他也高高低低，不小心脑袋就磕在车顶上了，磕出一声哎哟，伸手揉揉，又低头继续搓。

我把香烟和火机递给他，他摆手，说不抽烟，想了想他又说，心里头堵得慌的时候才抽两支。我说我是让你给我点一支呢！他哦一声，慌忙帮我点上一支。我吸了一口，呛得难受，断烟好几天了，烟是老黄给的。我就骂，老黄这狗日的，这种烟，迟早把肺抽烂。

猛吸了两口，我问他：“你讲究还多呢！心头堵的时候才抽烟，你现在心情好得很咯？”

“好啊！”他笑，“你看，这车爬得突突的，我离我兄弟越来越近了。”

“找到兄弟了，有啥打算？”

“一道回家过年，老娘在屋头等着呢！”

车在山脊上小心翼翼地爬，雪越下越大，放眼四望，没有一户人家，群山面无表情。黑夜也隐伏在山那边，正跃跃欲试呢。

他忽然说：“半夜三更还在路上跑，家里会担心吧？”

“咳！哪儿有家啊！老婆早死了。”我呵呵笑。

他半天没说话，过了半天我又说：“倒是有个相好的。”

没声儿，我转头看，他正闭着眼养神呢！

一路上，都是我一个人唠唠叨叨，说了好几箩筐的话，我发现把心里话掏给一个不相识的人，倒也是件很舒坦的事情。

车转过一个弯，我指着远处告诉他，那就是南山煤厂了。他应了一声，猛然绷直身子，焦急地掀开车窗，先是伸出半截脑袋，最后伸出半截身子。

“看不见啊！”他的声音让风给扯得支离破碎。

我没理会他，想这样大的雪，还有即将迎面扑来的黑夜，能看见才怪呢。

终于近了，一片偌大的煤场子，黑着脸摊放在天地间，四周都是高高的山岭，纯洁地雪白着，这样，天地就黑白分明了。煤场子上还有十几辆等待装煤的铁疙瘩，全都静默着。

把车停放好，跳下车，他先抖了一下酸麻的腿，然后把旅行包往肩上一扛，眼睛直盯盯看着我。我指了指煤厂后面的两排简易平房，说你去那里问问吧，挖煤的都住那儿。

“你呢？”他问。

我说我先去问问，能不能装上煤，能装上的话，你还是搭我车一道回去吧！

他一咧嘴，笑得花团锦簇。

他一瘸一拐穿过煤场子，风裹挟着雪花，劈头盖脸砸下来。头上是沉沉的天幕，脚下是宽阔的煤场，他的模样就更小了。

我摸出一支烟，风太大了，点了几次没点着，抬头看了看天，又看看他正远去的背影，我忽然有种难抑的悲伤。

煤匠们

每次经过那个巷道，我就想，里面的四个人现在该是啥样了。也许变成了干尸，也许就剩下一堆骨架了。

情形自然是凶险的，我每晚都会在梦里重复一次，醒来就是一身汗水，本来哈！我该感到庆幸的，毕竟我还能吃饭、睡觉、挣钱，还能在电话里听听远在老家的老婆孩子的声音。记得刚来煤厂那阵子，一堆人蜷在火塘边吹瞎牛，说这个世界上啥子最重要，个个声音大，脸红脖子粗，你说票子，他说位子，还有说好看的女子。两年下来，不争了，都经历过生死后，才发现还能喘气才是最重要的。

煤洞里头那些要人老命的情景，我差不多都见过了。冒顶、片帮、顶板掉牙、透水，样样要人命，挨上了，死相都邋里邋遢。

出事前，就有一小块地方出现冒顶，我还检查过，发现顶棚支架有些歪斜了。我就给安全员报告，狗日的当时窝在沙发上看电视，嗯嗯应付几句了事。知道迟早要出事，没想到来得这样猛，一班人收班了，准备升井，我们前面的几个刚走进主巷道，只听见身后一阵闷响，回头一看，“关门”了，里面还有四个收拾工具的兄弟。我们一帮捡了命的没有慌，这样的经历不是没有，大家都百炼成钢了，除了一个去报告，其他的立马回身刨。刚开始大家还卖力，慢慢动作就慢下来了，在堵得死死的巷道面前，肉巴掌显得格外的渺小。

接着有一个人哭了，再接着大家都哭了。

每次都哭，哭压在巷道里的，也哭我们自己。

接下来的事情，和以往一样，矿上管事的下来，看了看，请两个懂行的老矿工目测一下冒顶的程度，派几个工人守在巷道口，看里头还有没有活物。守了一天，没听见动静，把巷道一封，井下的事情就算完了。

和井下的轰轰烈烈相比，井上的事情就平静隐秘多了。名字自然要抹去，大家都要忘掉属于这个人的点点滴滴。自然，我们都能领到一笔钱，不过是分期的，现在只能领到一半，另外一半得事情没有出头才能领到，据说要等好几年。厂上还给这钱取了一个名字，叫辛苦费。也有不想领这钱的，不领可以，厂上保卫部五六个大块头随便找个借口，弄到你领钱为止。

我也拿了钱，揣了几天，老做噩梦，慌忙寄回老家了。

下工了，我就坐在高高的煤堆子上看太阳。我喜欢嫩黄的阳光打在身上的感觉，我怕哪天下去就上不来了，眼睛里全是黑暗，想再看一眼太阳也没机会了。我还看月亮，月亮虽说冷冰冰的，但它敞亮，遇上月圆的日子，夜晚也能看得很远，连最远处山上那棵松树的影儿也能看清楚。我就怕伸手不见五指的感觉，心慌气短的。我其实不怕死，敢下井挖煤的，谁没点胆色。可我怕死得没有生趣，你想，死前连周围啥模样都见不着，真是没劲得很。有一天我能死在了初春的阳光下，一身新衣，没有井下那张墨黑的脸，从我身边经过的人都能看清我的面目，周围有刚刚冒头的嫩茅草，最好还能望见远处升起的炊烟，两眼一闭，留些新鲜的印象死掉，我就知足了。

接连好些日子，都见不着太阳了，那雪片，亡命地飘啊飘，远山近水都变得胖嘟嘟的了。没有太阳看了，阳光也透不下来了，就窝在屋子里，一堆煤火，五六个人，围得严严实实的。偶尔年轻的几个也耍耍纸牌，都心不在焉的，耍着耍着就感觉没意思了。就这样，沉默密密匝匝地堵满了一屋，间或起来一声长叹，像屋檐下悬吊着的冰柱子。

我躺在床上，听着这个世界点点滴滴的声音，火塘边有人挪动凳子发出的声音，显得干枯杂乱；屋顶上雪团砸在雪地上的声音，却是异常的蓬松舒展。闭上眼，脑子里就开始有了轰隆隆的垮塌声。我心慌意乱，赶忙睁开眼，一侧身，就看见了那张床，空空荡荡，以前睡在上面的那个人，已经睡在了另外一个地方，他再也听不见板凳移动和雪团掉落的声音了。

他叫徐老二，这是小名儿，学名我不知道，他跟我说，他头上还有个哥哥。小伙子话少，闷声不倒气的，干啥都一板一眼的。比如起床第一件事是叠被子，要知道，这帮挖煤匠没一个干这事的；还有就是吃饭特别慢，仿佛一颗一颗数着吃，甭管饭菜好孬，吃相都让人着急，有时候我都生出来上去踢他两脚的想法；再有就是每个月十五下午三点，就会跑到煤厂办公室给家里打电话，雷打不动。有一次肚子疼，在床上一个劲儿打滚，到了点，翻起来，捂着肚子咬牙切齿就往办公室跑，打完电话，回来继续打滚号叫，惹得一屋子人目瞪口呆。

现在他没了，我再听不见他鲜花盛开般的呼噜声了。

嘎吱一声，门推开了，风雪把一个汉子送了进来。

他站在门边，把肩上的旅行袋往脚尖前一撂，拍打拍打身上的雪屑，笑笑，跨过地上的包包，对着火塘边一帮人一欠身，问：“请问我兄弟在吗？”

没人说话，火塘边几个，晒蔫的玉米棒子样，卷叶收筋，无精打采，全都懒懒地举着脑袋，看着立在屋子中间的人。

好半天才有人问：谁是你兄弟？

“他叫徐明亮。”左右扫了扫，他又慌忙补充，“哦！小名徐老二。”

此刻，我才知道他的大名。想一想，真是笑死人，徐明亮，多亮堂的名字，却死在一团黢黑中。

火塘边没人接话，无精打采仍在继续，仿佛焦枯的玉米地里过来一阵风，一层难见的涟漪后，一切又重新归于平寂。

他依旧固执地立在屋子中间，先前笑容像散开的莲花白一样，慢慢就卷心了，面部缩成了一个问号，盯着火塘边的人看了好久，最后连问号都折弯了。

我们认不得你兄弟，你去后面的办公室问问吧。有人终于说话了。

其实早该说这句的。

这样的场景，让我想起老家的花灯戏，每次都一样的板眼。

第一次有人这样问，是一个月前，只是那天没有雪，还有点花花太阳。进来的是个女人，四十多岁，进屋就问：我男人在吗？因为是第一次，应付起来还不那么顺滑，有人甚至还起身给女人让座。后来厂上知道了，把让座的操了个底朝天，祖宗十八代都捎上了。厂上指点迷津：话越少越好，态度越冷越好，眼神越耷拉越好。还说，有找人的来了，直接让他到厂办公室。

经历了好几次，大家都自然了，连搭腔的人都固定了下来。

他点头说了声谢谢，弯腰提起包，转身出去了，小心翼翼地带上了门。

他一走，屋子里情绪更黏稠了，火塘边的头埋得很低，差不多都耷拉到火坑里去了，两三个躺在床铺上的，把头扭过去对着墙，大家都不愿意自己的脸让别人看见。风从窗洞子里吹进来，虚虚的，探头探脑。（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