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大和四年（80）以乡贡身份随计上都，来年春初首次参加礼部的进士考试以来，李商隐已经在科举场上奋战三载。这期间，他除认真温书备考外，也随俗做了不少别的功夫，其中最主要的便是行卷。

所谓行卷，乃是唐代举子制造和扩大声名的一种办法。他们把自觉满意的诗文抄成卷子，想方设法投献给名公巨卿或文坛闻人，请他们品评指点，主要的目的是以诗文为媒介来推销自己。他们想要金榜题名，想要跻身上流，但他们没有别的本钱，几篇精心写作的文章或诗篇，就是他们唯一拿得出的货色。倘能因此得到赞誉推介，那对他们考试的前景和未来仕途自有莫大好处。唐代也确有一些名人愿意接受这种投献，他们本来就能诗善文，也重视此道，或借以发现人才，或借以扩大文学门派，或借以博取奖掖后进的美名。两方面各有需要，自然一拍即合，因而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当然，也有不得其门或投而无功的例子。唐人笔记中就可见到许多有关趣事。比如最为大家熟知的白居易初到长安向顾况投卷的故事：

白尚书应举，初至京，以诗谒顾著作（况）。顾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

所谓“以诗谒顾著作”，就是向时任著作郎的顾况行卷。顾况爱开玩笑，起初拿白居易的姓名打趣，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哦。但读到“野火春风”之句，不觉欣赏备至，立刻改口道：能写这样的诗，居长安也就容易了。①

又如项斯“始未为闻人，因以卷谒杨敬之，杨苦爱之，赠诗云：‘几度见诗诗尽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未几，诗达长安，明年擢上第”②。项斯也是行卷成功的例子。

身为一代文宗的韩愈、柳宗元，当年初出道，也曾向名人投贽行卷，而后来无论他们身居高位还是远宦僻郡，向他们投卷请教的年轻人总是络绎不绝，他们也总是耐心指导热心推荐，同时也就宣扬古文运动的理念，中唐古文运动一度声势浩大，就与此有一定的关系。③

上面所说是应试举子的自发行为，他们行卷时并无固定明确的目标，随机性很强。还有一种行卷则已是制度性的政府行为，那就是“纳省卷”。

大约从盛唐天宝年间开始（也许还要更早些），礼部主考官就要求应举考生在试前交纳旧文以便对他们的文学水平事先有所了解，因是交到尚书省礼部贡院的，所以叫“纳省卷”，后来也就成为一个不成文的常规。

省卷的好坏并不纳入考试成绩，这一环节与进士及第并无非常直接的关系。虽说如此，但广大考生又岂敢掉以轻心？个个努力对待，于数量质量均力求上乘，所呈送的卷子也就逐渐形成某种规格。①而事情总是这样，当其施行得久了，也就慢慢地滋生出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等弊病。

李商隐对上述两种行卷之事都是做了的。这有他的一封书信为证。开成五年（840），他已经历过科场和宦途上更多的磨炼，当时正在弘农尉任上，由于在文坛上有了点名气，竟也有人来向他行卷。他因行程匆匆，未能会见此人，但给那位行卷者写了一封长信，其中便回忆了他自己行卷的往事：

……已而被乡曲所荐，入来京师，久亦思前辈达者，固已有是人矣。有则吾将依之。系鞵（鞋）出门，寂寞往返其间数年，卒无所得，私怪之。而比有亲者曰：“子之书，宜贡于某氏某氏，可以为子之依归矣。”即走往贡之。出其书，乃复有置之而不暇读者；又有默而视之，不暇朗读者；又有始朗读而中有失字坏句不见本义者。进不敢问，退不能解，默默已已，不复咨叹。故自大和七年后，虽尚应举，除吉凶书，及人凭倩作笺启铭表之外，不复作文。文尚不复作，况复能学人行卷耶？时独令狐补阙最相厚，岁岁为写出旧文纳贡院。……

由此可知，李商隐自以乡贡身份参试以来，的确是有行卷之事的，他曾多方努力，但行而无效，于是有好心人提醒，“宜贡于某氏某氏”。原来他早先虽曾投卷，可是对象似乎不对路或不够有力，故有人劝他另择人选。然而，照李商隐信上所说，他依言照办之后，却仍是无效。有时，他遭到冷遇；有时更怪，读他卷子的名公竟会因为“中有失字坏句不见本义者”。当然，这里绝不是说卷子抄写得不清楚或纸张有损坏，而其实是讽刺接受其行卷者水平很低，读不懂字句，因而不能理解其诗文的“本义”。如此行卷，还有什么意义呢。“进不敢问，退不能解，默默已已，不复咨叹”几句，倒是把行卷者的惶遽和愤懑都描写了出来。正因为尝到了行卷遭冷遇和不被人理解的苦处，李商隐不无激愤地说，自大和七年（8）后，自己再也不干这种无谓之事了，并且下文劝陶进士不必迷信此道。

此信还提到令狐绹（开成五年时任右补阙）每年代替李商隐缴纳省卷的事。这里的叙述也挺有意思。把纳省卷说成仿佛并非本人在做而是他人更为积极——这可能是事实，也可能因要面子而有所讳饰。但李商隐确实循例贡纳省卷，却是明白无误的。至于突出令狐绹的竭诚帮助，则该是事实，同时可为下文叙令狐绹助其取进士张本，也自非闲笔。

连年考试失利，李商隐心情未免低沉，原先的自信逐渐演变为不平和愤慨。然而不平归不平，愤慨归愤慨，今后的出路和眼前的家庭负担还是不能不考虑的。所以，当萧澣提出，愿介绍他去华州拜见刺史崔戎时，他马上同意了。

现任华州刺史的崔戎，本是李商隐的亲戚，而且关系不算很远。崔戎于处士叔为重表兄弟，那么李商隐便该叫他一声表叔才是。

崔戎和处士叔一样熟读经书，但他却持积极用世的生活态度。据两《唐书·崔戎传》载，崔戎从明经入仕后，先任太子校书郎，后为“藩镇名公交辟”，做了一段时间幕僚，完成过不少难办的差事，终于当上独当一面的地方官，官声也很不坏，可以说是一个称职的良吏。①而对于李商隐，他则是个亲厚的长者。李商隐还记得，当年崔戎曾到荥阳去看望处士叔，劝他出外谋事，不要困守乡里。那时商隐兄弟正在处士叔跟前读书，崔戎对几个表侄的学业挺关心，对李商隐的用功和聪慧更是留下颇深印象。时隔多年，李商隐已长成风度翩翩的青年，重见之下，各皆欢喜。

崔戎问起商隐这些年的境遇，不禁充满同情，看了他献上的诗文，更是欣赏他的才气。正好这一阵衙门里公事颇多，幕僚们忙不过来，他便让商隐试着草拟了几篇上奏朝廷的公文，商隐乃初生之犊，便也当仁不让地执笔完成。现在我们还能看到他草拟的《华州贺圣躬痊复表》《贺皇躬痊复上门下状》和《华州进贺皇躬痊复物状》等三篇文章，都是关于唐文宗病体康复的祝贺文章，体裁则有表、状之别，商隐都写得很得体。崔戎看了说好，华州幕中诸君也挺佩服。

崔戎有两个儿子，长曰雍，次曰衮，年龄都比商隐小，此时也还没有学成。崔戎为了让他们和身边的几个侄儿早日参加科考，并能一鼓而胜，决心利用夏季送他们到华州南山，一边避暑，一边习业。他邀请商隐与雍、衮兄弟同去，商隐愉快地答应了。他与崔氏诸兄弟在南山盘桓，直到夏末秋初才回到华州城里，不久商隐就告辞崔戎回到郑州家中。

这次见到李商隐，崔戎对他的印象更好了，总想更切实地帮助这位世侄。所以，当他接到兖海观察使任命时，就决定聘请商隐入幕，好让他在登科及第之前做上一份有薪俸的差事。

他知道李商隐家目前尚无人入仕，生活颇为拮据，所以在经济上尽量地给予帮助。李商隐回郑州不久，冬季来临，他就曾派儿子带人给李商隐送去不少东西。李商隐为此给崔戎写信道：

今早七弟远冲风雪，特迂车马，伏蒙荣示，兼重有恤赉，谨依命捧受讫。

某，才不足观，行无可取，徒以四丈（指崔戎）顷因中外，最赐知怜。极力提携，悉心指教，以得内夸亲戚，外托友朋。谓于儒学而逢主人，谓于公卿而得知己。窃当负气，因感大言。岂谓今又获依门墙，备预宾客，礼优前席，贶重承筐。欲推让而不能，顾负荷而何力？倘或神知孔祷，师恕柴愚，玉真而三献不疑，女贞而十年乃字，粗其率励，以报恩知。

由此可见崔戎对李商隐的关怀和厚待。这对李商隐和他的家庭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所以致信中充满感激之情，表示如有机会定当努力报效。

果然，机会很快就来了——大和八年（84）初，崔戎向他发出了去兖海担任幕僚的邀请。无论于公于私，李商隐都没有理由拒绝，而且这一年李商隐本就不准备赴考，他接到邀请后便很快赶到华州，随崔戎一同去兖州（今山东兖州）上任去了。

现在我们还能看到商隐代崔戎草拟的《为安平公兖州奏杜胜等四人充判官状》。安平公指崔戎，因他出自崔氏博陵安平大房，封安平县公，所以商隐尊称他为“安平公”，就像他因令狐楚封彭阳郡公而称为“彭阳公”，后来他的岳丈王茂元封濮阳郡公而称为“濮阳公”一样。这是唐人的一种习惯。①

然而不幸的是，崔戎一行五月五日到达兖州，只过了一个多月，崔戎竟暴染霍乱，发病很快，不治而亡。

崔戎临终，委托李商隐代草《遗表》。这是一个官员上奏皇帝的最后一份表章，既要简叙生平，对皇帝的任用深致感激，又需向皇帝告以当地政事的安排，有时也提出一些恳求。

李商隐平生共代三位大僚（崔戎、令狐楚、王茂元）写过《遗表》，《代安平公遗表》是其中的第一篇。他写得非常用心，表现出对骈体章奏的技法已臻纯熟。《遗表》进京，意味着崔戎幕府的终结。新的兖海观察使行将由朝廷委派而来，等新的观察使上任，他的幕府又将是另一批人组成。

原来，唐代的方面大僚都有一个相应的幕府，相当于他的秘书和办事班子，其成员需由这位主官向朝廷申报获准才可担任，上文提及的《为安平公兖州奏杜胜等四人充判官状》就是给朝廷的申请任用杜胜等四人为使府判官的报告。府主也可以为幕僚们申请朝廷命官的官衔，像殿中侍御史、检校工部员外郎之类，当时称为宪官或寄禄官。所以，幕僚与府主的关系，不仅是上下级，而且有着主从和相当程度的依附关系。幕僚的任免完全由府主决定，幕僚可以跟随府主由一处迁往别处，而如若府主亡故或调任朝职，那么整个幕府就无法存在，众幕僚就不得不另觅新主。

李商隐以前在令狐楚幕中任巡官，因令狐楚入京为吏部尚书不再能开幕府而只能离开，现在又遇到了府主去世幕府瓦解，连做一个幕僚也做不安稳，真可谓靠山山崩，靠水水流，运气实在不济得很。特别是连年赶考总是失败，使他感到，世事和前途并不像自己早先设想的那样乐观光明，社会上仿佛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但确实存在着的可怕势力，在堵塞着、压抑着自己的前程。他忽然想起自己写过的一首小诗。这首诗题为《初食笋呈座中》，是在一次宴会上有感而作。

那是前两年的一个春季，李商隐在长安，有幸被邀出席一个诗酒之会，在座的有一些是各部省的大小官员。酒酣耳热之后，除了猜谜射覆等游戏，文人们不免要赋诗为乐，这既有风雅之趣，又可显示才华，还可以文会友，已成一种习尚。于是有人即席吟诵，李商隐自然也在思索。恰好上来一道时令美味，是清焖嫩笋。众人一面举箸品尝，一面啧啧称赏，李商隐不觉心中一动，默念几声，一首小诗已成。他要来纸笔，匆匆录下。轮到他献诗了，他便朗声念了出来：

嫩箨香苞初出林，於陵论价重如金。

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

诗的第一句描写笋的鲜嫩美好，第二句说若在地处北方的於陵（唐淄州长山县，今山东邹平东南）一带，这竹笋的价值是要贵如黄金的，其表面的意思是表达今日能够吃到嫩笋的欣喜。这两句是实说、直说，其意在席上诸公意料之中，故并未引起注意。第三句却是轻轻一转：倘若是在皇都长安，那里号称“陆海”，出产丰富，可吃的美味就多得很了。这句话，听者也很认同，不觉得有什么奥妙和深意。但个别善于诗者则知道一转之后必有显示真意、深意的要紧话，他们期待着全诗的结句，看他要把意思引向哪里去。就在有人期待、有人不甚注意的当口，只听李商隐略略提高声调念出了第四句，就像是说相声抖包袱，又像是在提问和呼吁：既然可吃的东西那么多，我们又何必定要去吃这嫩笋呢？要知道它们本来都有望长成凌云巨材的啊，在其幼嫩茁长的时候就把它们吃掉，岂不等于无情地剪断它们那可贵的“凌云一寸心”，我们于心何忍！

“忍剪凌云一寸心！”李商隐深有切肤之痛，因而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今天遇此机缘，他便在诗中说了出来，这话具体是指的吃笋，但显然又不仅仅是在说吃笋；而且这话是面对全体与席者，包括他自己而言，并不是专门在指责谁，说起来也并无多大毛病。不过，听话听音，其责问呼吁的真正对象当然是那些手中有权的人。

李商隐也许觉得自己的诗说得够委婉甚至够可怜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句话该有一点感染力的吧。自此以后他便不时想起这首诗，尤其是“忍剪凌云一寸心”这一句。

可是，年轻的诗人想得太简单了。我们不妨设想，当日李商隐在宴席上念出这首诗，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呢。

哦，原来如此！原来这小子果然话里有话，简直是图穷而匕首见！

一时间，凡听明白了的人，都沉默下来。有人也许是戚戚焉有同感，但有人也许是不满，甚至是恼怒，是气愤。

好好的宴席，好好的吃笋，你小子嘲讽谁呀？这不是存心煞风景、倒胃口吗？

甚至也许有人会暗想：难怪你李商隐自负才华而连年落第，在这种场合如此卖弄诗才，你是在发牢骚吗？是责怪主考大人没让你进士及第，剪断了你的“凌云一寸心”吗？你也真傻，莫非你还真指望你的诗能让有权决定你命运的人动心吗？你的脾性如此，诗笔如此，这么不识时务，不讨人欢喜，将来恐怕还有的苦头吃呢。

事实正是如此，大和九年（85）李商隐再次赴京赶考，依然名落孙山。

既已到了长安，李商隐念着崔戎对自己的好处，特意到崔戎旧宅去凭吊一番，顺便也看望守丧的崔雍、崔衮兄弟。这期间，他以饱含感情的诗笔写了一首《安平公诗》献给已故的崔戎。这是一首七言歌行体长诗，详细地叙述了崔戎对自己的知遇和厚待，娓娓的叙事中渗透着浓郁的感恩和追忆之情，很值得一读：

丈人博陵王名家，怜我总角称才华。

华州留语晓至暮，高声喝吏放两衙。

明朝骑马出城外，送我习业南山阿。

仲子延岳年十六，面如白玉欹乌纱。

其弟炳章犹两丱，瑶林琼树含奇花。

陈留阮家诸侄秀，逦迤出拜何骈罗。

府中从事杜与李，麟角虎翅相过摩。

清词孤韵有歌响，击触钟磬鸣环珂。

三月石堤冻销释，东风开花满阳坡。

时禽得伴戏新木，其声尖咽如鸣梭。

公时载酒领从事，踊跃鞍马来相过。

仰看楼殿撮清汉，坐视世界如恒沙。

面热脚掉互登陟，青云表柱白云崖。

一百八句在贝叶，三十三天长雨花。

长者子来辄献盖，辟支佛去空留靴。

公时受诏镇东鲁，遣我草奏随车牙。

顾我下笔即千字，疑我读书倾五车。

呜呼大贤苦不寿，时世方士无灵砂。

五月至止六月病，遽颓泰山惊逝波。

明年徒步吊京国，宅破子毁哀如何。

西风冲户卷素帐，隙光斜照旧燕窠。

古人常叹知己少，况我沦贱艰虞多。

如公之德世一二，岂得无泪如黄河？

沥胆呪愿天有眼，君子之泽方滂沱！

他还写了五律《过故崔兖海宅与崔明秀才话旧，因寄旧僚杜、赵、李三掾》。这里的崔明应该就是前诗“陈留阮家诸侄秀”所提及的崔戎诸侄之一，而杜胜、赵皙、李潘三人则是当初崔戎幕中的同事。此诗结句云：“莫凭无鬼论，终负托孤心。”勉励大家都要念想着崔戎的恩惠，对他的遗孤加以关照和扶持。

后来，李商隐在《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诗中也流露了对崔氏兄弟的深切关怀：

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

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

古人评此诗，认为其中寓托了“多少身世之感”，而“寄怀之意，全在言外”，是一首情挚意深、含蓄蕴藉的佳作。①

府主骤然去世，科考再次失利，大和九年（85，乙卯）对李商隐来说是个不吉利的年头。然而说到底，这不过是个人困顿不顺的小事。大和九年还将发生一件震撼朝野、影响长安民众生活也威胁国家社稷安危的大事，那就是历史上称为“甘露之变”的大流血事件。

这件事给李商隐心灵的震撼是那样巨大，使他一下子瞪大双眼，从个人前途暗淡的苦闷困厄中脱出，而陷入对唐朝命运的深深担忧，也使他仿佛一下子懂得了何谓朝廷政治，懂得了政治斗争的残忍酷烈，进而使他的思想转向深沉，也使他的诗歌创作获得了新的动力和方向。

如果说，在此之前，他写的多是身边琐事和一己感情，那么，从他对甘露之变发表评论的《有感二首》（自注：乙卯年有感，丙辰年诗成）之后，国家、政治和社会问题就更多地成为他诗歌关注的内容和主题。（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