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任荆南节度使的郑肃，既是郑亚的同乡，又是郑亚的本家前辈，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李德裕当权时都比较受重用，而在大中初年则都遭到打压。郑肃被罢黜相位，到荆南当了节度使，郑亚则贬逐得更远，到了蛮荒的桂海。前不久，郑亚赴桂林任职，途经江陵（古称南郡，今湖北江陵），曾受到郑肃热情接待。现在在桂林安顿好了，便想有所回报，再一想，不如展谱联宗，进一步认了叔侄关系，今后相互间岂不也多个照应。

李商隐携了郑亚的亲笔信，带了许多礼品和桂林土产，奉命出发。任务不重不难，时间宽裕不限，一路基本上是湘江水程，正好观光览景。

这是一次相当轻松的公务旅行。

在由桂林驶向江陵的官船中，李商隐暂时放下在幕府起草文稿的繁重事务，一身轻松地饱览两岸风光，苍翠的山色，浩茫的江景，为他一洗尘襟。

几天来，他想到自来桂林，郑亚对自己确实不错，心中充满感激。便写了一首五言诗，凑足三十韵，题为《自桂林奉使江陵途中感怀寄献尚书》，准备寄送郑亚，题目上的“尚书”，即指郑亚，节度使带“尚书”的虚衔，是当时的惯例。诗的开篇“下客依莲幕，明公念竹林”一句，就把自己的身份和此次赴江陵为郑亚、郑肃认建叔侄关系讲清楚了，如此简洁的叙事只有诗歌办得到，也才被允许。以下用许多典故称颂郑亚，表达感恩和效忠之情，就不一一细说了。

在船上的大部分时间，李商隐都用来做一件事：翻阅整理多年来的文稿。

李商隐和许多文人一样，有个习惯，就是爱把起草的文稿放在一个竹箧（或布囊）里，作为自己的收藏——誊清稿是要上交了派用场的。平时因为忙，没时间清理这些稿草，也不知究竟积蓄了多少篇。这次特意带在身边，本想随便翻翻，谁知一翻就放不下来，一篇篇看过去，这十多年来的生活便一幕幕展现在眼前，心中充满了感慨。

对这些文稿，李商隐是既爱又恨。爱嘛，好理解，爱它们是因为里面浸透了自己的心血，是因为它们为自己博得了上佳而响亮的文名。恨呢？为什么要恨它们？那是因为，他不愿仅仅做一个文人，把光阴和精力都耗费在为他人代草文章上。没错，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但要像李卫公那样，才真正是把文章和经邦治国结合起来了，光会耍笔杆子，耍得再好，又有什么用啊！

自己会不会真的将终生沉沦使府，到死都实现不了拯世济民、中兴大唐的宏愿呢？

这些该死的东西，消磨了我大好的人生！

以后再不写这种尽掉书袋的劳什子了。羲叟早就劝我多写古文，韩昌黎那样言必己出的古文，记载历史、传述人物或畅抒心志的古文——我又不是写不来。

干脆，一把火把它们烧掉算了。

商隐几乎要动手了，然而，真下不了手啊。

冷静下来，转念一想：何必迁怒？不是说“人间重晚晴”吗，我难道就没有时来运转的时候？许多前辈，做了大官，成就伟业，不也是从使府幕僚做起的吗？文章何罪？

想来想去，李商隐决定，索性把它们编成集子，不管怎么说，也算一个了结。

这就是《樊南甲集》的由来。

李商隐自编的《樊南甲集》，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但从他的自序中，我们知道，它总共有四百三十三篇文章，都是骈体，即四六文，按文类分卷，得二十卷。

《樊南甲集》收录的都是骈文，但其自序却是一篇古文，纪事清晰，感情充沛，还有点自我嘲弄的冷幽默：

樊南生（商隐自称）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后联为郓相国（令狐楚）、华太守（崔戎）所怜，居门下时，敕定奏记，始通今体。后又两为秘省房中官，恣展古籍，往往咽噱于任（昉）、范（云）、徐（陵）、庾（信）之间。有请作文，或时得好对切事，声势物景，哀上浮壮，能感动人。十年京师寒且饿。人或目曰：韩文，杜诗，彭阳（令狐楚）章檄，樊南穷冻，人或知之。仲弟圣仆（羲叟）特善古文，居会昌中进士为第一二，常表以今体规我，而未焉能休。

大中元年，被奏入岭当表记，所为亦多。冬如南郡，舟中忽复括其所藏，火燹墨污，半有坠落。因削笔衡山，洗砚湘江，以类相等色，得四百三十三件，作二十卷，唤曰“樊南四六”。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数六甲之取也，未足矜。

十月十二日夜月明序。

自序记述了学文的经过，记述了原善古文，后通今体，因从幕需要不能回归古文和致力古文创作的苦恼，最后记述了编集的缘起和集子的基本情况。

冷幽默是在“十年京师寒且饿”一段。这里首先是夸张，李商隐迁居樊南，至今尚不满十年，却凑了个整数；再说，他在京师虽然不得意，也还不到“寒且饿”的地步。正如当年的杜甫，虽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虽是过着“到处潜悲辛”的日子，却也不至于真的去吃人家的“残羹冷炙”。

关键的是下面几句：“人或目曰：韩文，杜诗，彭阳章檄”——这都是在京师文坛大名鼎鼎的人和事，而与他们同样有名，或者说我李商隐为人所知的原因，竟是“樊南穷冻”！

不消说，这话儿当然是李商隐有意编排的。说自己没有别的事可骄傲，只有“穷冻”够资格去和韩文、杜诗、彭阳章檄并列，也就是说自己的出名乃是因为穷冻，而且穷冻到与韩文、杜诗、彭阳章檄那样众所公认、声震遐迩的程度。这当然是一种自嘲，也是一种含泪的冷幽默，而其中实际上深含着愤懑和不平：论文，我樊南比得上韩愈；论诗，我樊南差堪比肩杜甫；论章檄，我樊南是彭阳公的嫡传；凭什么我要挨饿受穷！俗话说，听话听音。这些才是他内心真正想说的话，真正骨鲠在喉的心声。

仅从这篇自序，也可看出李商隐是善写古文的。但《樊南甲集》以类相从，收的全部都是应用体的四六文，不知商隐把所写的古文怎么处置了。从现在留存下来的不多几篇古文来看，商隐的古文确实是很有特色的。他的论说文，《才论》《圣论》是看不到了，但从前面介绍过的《断非圣人事》《让非贤人事》，其雄辩和豪劲的文气已可略见一斑。他的纪事，特别是写人之文也很精彩，够得上史笔的标准。像《李贺小传》《齐鲁二生》（写程骧、刘叉二人）就都很简洁而传神。唐史上关于李贺和刘叉的记载，就是从李商隐文章来的。

《李贺小传》前面介绍过了，这里再看《程骧》一篇。该文的关键人物其实是程骧之母，对她的刻画已超越简单的作者第三人称直叙，而进入以动作和对话塑造形象的程度。

程父少良本是个从事掘墓的黑道人物，是程母帮他全身而退，得以善终：

少良致赀以万数，每旬时归，妻子辄置食饮劳其党。后少良老，前所置食有大脔连骨，以牙齿稍脱落，不能食。其妻辄起请党中少年曰：“公子与此老父椎埋剽夺十数年，竟不计天下有活人。今其尚不能食，况能在公子叔行耶？公子此去，必杀之草间，毋为铁门外老捕盗所狙快！”少良默惮之，出百馀万谢其党曰：“老妪真解事，敢以此为诸君别。”众许之，与盟曰：“事后败出，约不相引。”少良由是以其赀发举贸转，与邻伍重信义，恤死丧，断鱼肉葱薤，礼拜画佛，读佛书，不复出里闬，竟若大君子能悔咎前恶者，十五年死。

文中描绘当少良年老，准备金盆洗手，程骧母亲果断安排。她对同党少年说话极有策略，口气森冷，简洁明了，跃然纸上，令人不寒而栗。“毋为铁门外老捕盗所狙快”，用了民间口语，尤为生动。后来为教育儿子，程母又故意刺激程骧：“此种不良，庸有好事耶？”诱使儿子追问，她乃把其父改恶从善的事和盘托出，促其惊醒并痛下决心读书向善，终于成为一位有真才实学的地方名人。

如果李商隐听了弟弟的话，更多地从事古文创作，更多地写出《李贺小传》《齐鲁二生》这样的文章；又如果李商隐有机会进入史馆，得以充分发挥才能，他的文学成就将会是怎样的面貌？

可惜人生和历史都无法假设。

不想也罢，还是回到现实为是。

李商隐在江陵府拜见郑肃，交纳了郑亚的亲笔书信，申说了郑亚认宗拜叔的诚意，完成了使命，也受到了热情招待。公事顺利办完，郑肃派人陪他在附近游览了几处景点，李商隐便即辞去。看看快到年底，他想早点回桂林向郑亚复命，于是择日乘船离开江陵，沿江而下，打算仍由湘江返回。

从江陵南下要经过洞庭湖边的岳阳，李商隐已经不止一次路经这里，写过不止一首《岳阳楼》诗，也写过不止一首怀念屈原宋玉、咏叹楚国败亡的诗，如《楚宫》《宋玉》《梦泽》等。这次行色匆匆，一路行来还没有吟成过什么新作。谁知行到湘阴，意外地遇到一个多年不见的熟人，刘，却引发了他的诗兴。

刘，字去华，籍贯幽州昌平（今属北京）。他是个耿直的书生，曾因对策而出名，也因此而倒霉。他于宝历二年（86）中进士，比李商隐早得多，年龄也比李商隐为长。大和二年（88）他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考试，在对策中纵论朝廷积弊，极言宦官专权之害，考官虽然赞赏，却因怕宦官而不敢录取，同时中选的考生为他抱不平，为他呼吁请愿，几乎闹成风潮。刘因此名扬天下，也被宦官恨之入骨。大宦官仇士良甚至当面质问刘的座师、侍郎杨嗣复：“刘是你的门生吧？你为什么把国家科第给这种疯汉！”弄得杨嗣复不知说什么好，很是狼狈，只结结巴巴地挤出一句：“我让他及第时，他，他还没有疯嘛。”

刘成了宦官的眼中钉，幸好有几个地方大僚器重他，先是宣歙团练观察使王质聘其入幕，后来山南西道节度使令狐楚邀其为幕僚，都以师友之礼待之。

李商隐与刘相识就是在令狐楚的兴元幕中。那是开成二年（87），李商隐从长安赶赴兴元府（今陕西汉中）看望病重的令狐楚，奉令狐楚之命代草《遗表》。商隐是久闻刘大名，十分佩服刘的政治识见，尤其佩服他在对策中痛切指陈时政、猛烈抨击宦官的勇敢无畏。当年刘的那篇对策在士林中广为流传，李商隐也曾读过不止一遍，深深自愧不如。今日见到刘本人，当然更少不了请教切磋。刘也知道商隐是令狐楚的得意门生，曾不止一次听到令狐楚当着众人的面称赞商隐。这次又是令狐楚亲自派人把商隐从长安接来兴元，为的是帮他草写《遗表》，可见老人家对商隐的倚重，所以对商隐自也刮目相看。

不久令狐楚去世，他的幕府也就树倒人散。李商隐随着令狐兄弟扶柩北归，刘则辗转去襄阳，投奔了山南东道节度使牛僧孺。

商隐与刘在兴元分手，谁想这一别就是十年。其间李商隐只是听说，刘在牛僧孺幕中时间不长。唐武宗登基，重用李德裕，牛党人物受到打压，牛僧孺自身难保，刘也终于被痛恨他的宦官找到机会，横加罪名贬逐去了边远的柳州，当了个从八品下的司户参军。

刘到了柳州，虽是司户小官，却像当年被贬于此的柳宗元一样，做了不少对民众有益的事，如劝农啦，兴学啦，很得当地百姓好感。然而，据说不多久，在一次巡行田亩时从马上跌下，不幸死去。百姓痛惜，就地为之立墓，春秋祭扫不辍。

如此说来，刘是死于柳州、葬于柳州的了。

根据史书（如《新唐书·刘传》）、地志（如宋·王象之《舆地纪胜》），确有刘葬在柳州的记载。接着，北宋皇祐年间，经由柳州知州的申奏，朝廷还批准为刘立祠，并赐匾额。这样，柳州就有了纪念柳宗元的柳侯祠和纪念刘的刘贤良祠，合称“唐二贤祠”，历代文人到此，往往写有缅怀咏叹的诗文，明清两代尤为繁盛。

然而，刘倘若早已卒于柳州，李商隐怎么又会在大中元年于湘阴见到他？

原来，刘之死本有几种说法，或曰死于使府，或曰死于柳州，或曰死于湓浦，或曰死于澧州，而以死于柳州、葬于柳州的说法根据最强，信者最多。但一篇出土唐代墓志却动摇了这个说法。那就是刘次子刘珵的墓志。

《刘珵墓志》说到他的祖先和父亲：“曾祖晃，皇江陵府司录参军；祖俛，皇滑州胙城县丞；烈考讳，皇秘书郎贬官，累迁澧州员外司户。”“烈考”指父亲，由此可知刘珵之父为刘。

可是，刘珵之父，是否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刘呢？

再看墓志对刘的具体叙述：“先人禀气劲挺，临文益振；平声奋笔殿廷，众锋咸挫。虽以直窒仕，而以名垂芳。”这里说得虽然简单，但显然挺符合刘的情况。既然如此，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墓志所提供的有关信息。

根据这篇墓志，刘最后的官职应该是“澧州员外司户”——一般墓志提到某人“累迁”某官，都是指最后的官职而言。照此说来，柳州司户似乎不是刘的最后任职，他在柳州司户以后应该又做过澧州员外司户的官。

这是否可信呢？墓志的作者是刘珵的姨兄，如此至亲，按理不会搞错，我们自然应予采信。但“澧州员外司户”比起“柳州司户”，是从正职变成了“员外”，官职似乎愈卑，怎么能说是“累迁”呢？这倒是个疑问。不过唐朝官员的心理习惯是以离长安的远近为好坏的，澧州（今湖南澧县），比柳州离长安近，所以如果真是从柳州改澧州，也不妨视为是一种升迁吧。

《刘珵墓志》没有提供更多关于刘的信息，我们暂时只能揣测：刘有可能是离开了柳州的，关于他在柳州去世的说法，则还需另作考证。而刘和李商隐的相遇，则是在大中元年（847）年末的湘阴。当时，李商隐是办完公事从江陵南下回桂林，刘则是从柳州沿湘江北上前往澧州，这样，湘阴才是他俩都需经过的地方。①

不管还有多少未能弄清的细节，李商隐与刘曾在湘阴晤面总是肯定的。这有李商隐的诗为证。诗是他们在湘阴分手时商隐写赠刘的：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

已断燕鸿初起势，更惊骚客后归魂。

汉廷急诏谁先入？楚路高歌自欲翻。

万里相逢欢复泣，凤巢西隔九重门。

（《赠刘司户》）

从这首诗可以想见他们会面的大致情景。时过十载，身隔万里，突然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遇见，开始时两个人几乎不敢相认。刘已是满头花白，商隐也已两鬓染霜了啊。接下来的惊喜和感慨，只能用“欢泣”二字来描述了。不过，见面之初的“泣”与告别时的“泣”不同，更多是因为意外的欢喜。然后便是互诉离情。是啊，当初在令狐楚的幕中曾朝夕相处，如今一别十载，有多少话要说！关于自己的，关于朋友的，关于历任府主的，多少曲折，多少往事，多少委屈，多少愤懑！刘没想到李商隐会离开长安远去桂州，那里距自己刚刚离开的柳州没多远啊。李商隐则欣喜刘终于内迁了，祝愿他从此好运。

他们在一个小酒肆里，凭着几杯薄酒御寒，一面畅谈别后。

在兴元幕分手时，商隐还没结婚，现在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谈起儿子，商隐的情绪就好起来，他告诉刘，就是想念得厉害，离开长安的时候，衮师还不满一岁，现在该蹒跚学步了吧，真是不放心他们母子俩啊。问起刘，他的三个儿子都已长大，虽也读了些书，考过几回，却都还未能进身为宦，现在跟着母亲住在洛阳乡下。刘很想回去看看，可是身不由己啊。

他们谈得更多的是朝政，特别是人事的变动。虽然照顾刘的大僚大多属于牛党，但他对李德裕并无反感，他最担心的是宦官**，皇权旁落。

“朝廷积弊太深，恐怕没有什么希望，”刘很悲观，“而且我也老啦……”

“不，”商隐安慰道，“您还不老，如果朝廷用人，您还大有可为！”

“哈哈……”刘突然大笑，“朝廷用人！大有可为！朝廷用人会想到我们俩吗？”

李商隐顿时语塞，很抱歉地向刘苦笑着摇了摇头。

古时士人真是很奇怪，明明距离皇帝那么远，却老要替皇帝想事，两只眼睛和一片心总是朝着皇帝和朝廷。儒学教育出来的士人多半如此，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传统呢？

就在小小的湘阴城，两个好朋友相聚了几天，萧条的街市，几家小小的酒肆，还有颇有名气的纪念舜之二妃娥皇、女英的黄陵庙，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好在这时情况不同，他们不是朝廷的犯人或罪官，没有人在旁监督、催逼着他们。

但分手的时间还是无情地到来了。

虽是隆冬季节，春的消息也已悄悄地潜来。冬春两气在高天相会相撞，天反而格**沉，江风掀起大浪，把牢系在岸边的船只刮得动荡不定，岸上株株斑竹被风吹得瑟瑟作响，枯萎的竹叶雪片似的纷纷落地。雪花飘起来了，而且有越来越大的趋势。这是最后一场冬雪，还是最早的一场春雪呢……

刘乘坐的船就要解缆起锚了。两个人都忍不住挥泪而哭，他们不知道前途如何，他们不知道还有没有再见的机会。

李商隐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赠送给刘，他手里拿着的是昨晚写就的一首七律，就是上面所引的那首《赠刘司户》，首尾记述了此次见面的情况，当中四句则对刘的遭遇深表同情，也表达了虽然渺茫却仍未断绝的一点希望。

“保重！我们长安见！”

李商隐对着渐渐远去的刘身影大声呼喊，这是他的真诚愿望，也不知道刘听得见听不见。他只见刘频频招手，花白头发飘散在纱帽外边，被江风吹得飞舞起来。

刘去后，李商隐也离开了湘阴继续南下。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他曾登岸游览，在他借住的官舍登楼远望，写了一首七律：

潭州官舍暮楼空，今古无端入望中。

湘泪浅深滋竹色，楚歌重叠怨兰丛。

陶公战舰空滩雨，贾傅承尘破庙风。

目断故园人不至，松醪一醉与谁同！

（《潭州》）

在楚地的这个著名城市，李商隐不能不想起屈原和他的政敌们，不能不想起才高命蹇的长沙王太傅贾谊，不能不想起在此立下战功的晋人陶侃。古人的事业已经远去，眼前自己是远离故园孤身一人，连个可以饮酒谈心的友人也没有啊。看来，他还没有从与刘离别的忧伤中解脱出来。

现实也真残酷。就在李商隐回到桂州半年光景，大中二年（848）秋天，一封来自湓浦的书信，报告了刘的死讯。他们在湘阴分手，不到一年，就天人两隔了。

这里一直存在一个疑问，无论刘死于柳州还是澧州，为何报告讣音的书信却是来自湓浦（指江州，今江西九江一带）呢？他会不会是死于湓浦的呢？如果是，那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些，李商隐诗中没说到，也没有相关史料可以说明。可能性太多，却没有一个能够落实，只好存疑待考。好在这不影响基本的事实。

从刘去世，到李商隐接到讣告，应该是有一段时间的。噩耗使他悲痛的心情难以遏止，一个胸怀报国壮志、有识敢言的人才，就这样在磨难中死去，怎能不令同样怀才不遇的人痛心！由刘联想到同时代有多少这样报国无门的人士，想到自己的坎坷不顺，想到朝廷政治的黑暗，李商隐一连写了四首诗，才觉稍吐怨愤，心情略为平静。

这四首诗写于同时，但从其内容也大致能看出先后。《哭刘》专写初闻噩耗时的感受，诉说了去年的相会和离别，诉说着自己的哀痛，表达了无限崇敬和痛惜之情，仿佛亲临灵前的呼号吊唁：

上帝深宫闭九阍，巫咸不下问衔冤。

黄陵别后春涛隔，湓浦书来秋雨翻。

只有安仁能作诔，何曾宋玉解招魂？

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

“平生风义兼师友”高度概括了他和刘的关系，充分表达了对刘的尊崇，从此成为表达类似关系的经典性话语。“哭寝门”是一种礼节，相对于“哭诸寝门之外”，要更亲近更隆重，所以孔子曾说：“师，吾哭诸寝；朋友，吾哭诸寝门之外。”①“不敢同君哭寝门”的“同君”二字是说不敢把刘等同于朋友，自己是要“哭诸寝”的，也就是把刘当作老师来对待。

接下来似应为《哭刘司户二首》，回忆的思绪更悠远了，情景更具体更丰富了，痛惜的内容、分量也更深入更沉重了：

离居星岁易，失望死生分。

酒瓮凝馀桂，书签冷旧芸。

江风吹雁急，山木带蝉曛。

一叫千回首，天高不为闻。

有美扶皇运，无谁荐直言。

已为秦逐客，复作楚冤魂。

湓浦应分派，荆江有会源。

并将添恨泪，一洒问乾坤！

第四首与前二首的感慨有相近之处，诗末再次提及去年在湘阴黄陵庙的相会和送别：

路有论冤谪，言皆在中兴。

空闻迁贾谊，不待相孙弘。

江阔惟回首，天高但抚膺。

去年相送地，春雪满黄陵。

有研究者认为，这四首诗中有的可能是商隐代人所作。①这虽只是一种猜测，但感觉并非无理。如果试着分辨一下，那么，我们这里引出的第一和第四两首应该、也只能是商隐自作，因为都明确提到了去年在黄陵的晤别，与他们的行踪相合。代人所作就只能是中间两首五律。这两首诗里哭刘的若是李商隐，当然说得通；但若不是李商隐而是另一位刘的好友，也不是不可能。不管怎样，李商隐同时写出这样痛切深沉的哭悼诗，他的悲哀和才华确是过人的。

就在李商隐与刘在湘阴黄陵庙分手，回到桂林，但还不知刘死讯的那段时间里，郑亚又派给他一件公务：到桂管观察使所辖的昭州去暂摄郡守。

昭州，古称昭平郡，即今广西平乐县。前不久，那里出了一件大事：州刺史竟然弃官遁逃不知去向了。那里是多民族混居地区，民情本来复杂，官吏的残暴贪腐极易引起百姓的骚动。很可能那位父母官把事情弄糟了，无法收拾，遂一走了之。但州政不能一日无人，郑亚作为上司，是有责任的。他便派李商隐以观察支使的身份去代理郡守。

原来唐朝制度规定：州县官员有了缺额，主管该州县的节度使、观察使有权派人摄守，即暂时代理，如果干得好，以后可由主官向朝廷申报，给予正式任命。不过，这种代理的州县长官多数抱着临时观念，很少认真从政。杜佑在《通典》中说道：“顷年常见州县有摄官，皆是牧守自置署，政多苟且，不议久长。才始到官，已营生计，迎新送故，劳弊极矣。”②

郑亚这样做，对商隐是一种倚重，但也是一次考验。

到这时为止，李商隐除在弘农做过一次县尉外，还并没有独立治理过一个地方。昭州虽然不大，但情况复杂，又不熟悉，这差事他能干得了吗？

李商隐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但他勇敢地去了，并且以积极认真的态度投入了他的职事之中。

我们不知道他在昭州究竟采取过什么行政措施，但能从他的一系列诗中感受到他当时的昂奋心情。他终于等来了一次机会，可以小试才能。他知道在昭州这样的地方，不可能做出多大的功业，甚至像柳宗元在柳州那样的政绩也很难取得，但至少可以像刚刚死去的好友刘那样替地方做一些让百姓受益的实事吧。

李商隐急急忙忙从桂林赶往昭州，他的船沿漓江而下，途经阳朔，也没心思登岸观赏，便匆匆离去。到达昭州，他的第一印象如何？从《昭郡》诗可以略窥一斑：

桂水春犹早，昭州日正西。

虎当官路斗，猿上驿楼啼。

绳烂金沙井，松干乳洞梯。

乡音吁可骇，仍有醉如泥。

昭州离桂林不算远，可那里是一片怎样混乱的景象！商隐赶到昭州，已是午后，他看到了什么？二四两联所写可谓惊心动魄。昭州显然已是无人管理，野物们随意闯荡到平日绝不敢去的地方，昭州的方言怪异而难懂，那“醉如泥”的是谁呢？绝不会是幸福无忧的老百姓，而很可能是李商隐在州衙见到的一位总算还坚守着岗位的官员。

李商隐接管了州政，开始调查，他的感受集中体现在《异俗二首》①之中：

鬼疟朝朝避，春寒夜夜添。

未惊雷破柱，不报水齐檐。

虎箭侵肤毒，鱼钩刺骨铦。

鸟言成谍诉，多是恨彤襜。

户尽悬秦网，家多事越巫。

未曾容獭祭，只是纵猪都。

点对连鳌饵，搜求缚虎符。

贾生兼事鬼，不信有洪炉。

都说李商隐作诗爱用典，其实他也能写极通俗、口语化的诗，特别是生活内容变了，诗的叙述需要，他的诗就多写实事而不怎么用典。《异俗二首》就是如此。

第一首着重写他所见到的昭州实况，初春还相当冷，但疟疾已经开始活动起来。当时人治不了这种来去倏忽、叫人热时热煞冷时冷死的怪病，只能像躲鬼似的防范逃避。幸好还没有发生“雷破柱”、“水齐檐”的天灾，如果遇上，他这位代理郡守就更够呛了。当地的百姓靠什么生活？看来打猎捕鱼仍是主要的营生。而一谈起前任官员，特别是原来的刺史大人（所谓“彤襜”），就几乎全是告状（“谍诉”，即牒诉）和恨骂。这一首就完全没有用典。

第二首进一步写昭州民情，“秦网”比喻笼罩在百姓头上的严酷统治，“家多事越巫”既是昭州风俗，也暗示了民风的一大特点。“獭祭”本是描写水獭一种生活习惯，水獭爱吃鱼，在吃之前又爱把鱼一一排列在面前，像要祭拜一番似的。捕鱼的人每年春天看到獭在祭鱼，也就准备下河湖开捕了。“猪都”是一种害人怪兽。次联大意是说昭州百姓很苦，总是没等开春捕鱼，猪都之类的怪兽就来残害。这“猪都”既可能是实指，也可能是隐喻，从下文来看，隐喻的成分似乎更重。

腹联二句也有双重含义，一层是描述百姓的生活，“连鳌”其实就是捕鱼，“缚虎”则涵盖了一切打猎，昭州百姓似乎还过着比较原始的渔猎生活。但再一层就隐喻李商隐自己的行为和心态了。如果把鳌和虎隐喻为凶恶的地方势力，那么，“点对连鳌饵，搜求缚虎符”岂不就含有对付这些恶势力的寓意？李商隐在做弘农县尉时，就有过同情百姓而得罪上司的作为，因为受到申斥还曾愤而辞职。现在他独当一面地处理昭州政务，当然更会秉持儒家仁政爱民的信条来行事。这两句诗就表达了他的态度和决心。

这个决心有多大？诗的结句说得斩钉截铁：“贾生兼事鬼，不信有洪炉！”李商隐最爱用贾谊比喻自己和怀有大才而机遇不佳的人（如刘），这里的贾生是指他自己。当地人不是极其相信巫鬼吗？也许当李商隐打击当地恶势力时，曾受到某种恐吓或警告，于是他激昂地回答：本人像贾生一样，对鬼神世界也很熟悉，根本就不相信（也就是不怕）天地洪炉的煅烧熬炼！

本来只是想描述“异俗”的，写着写着就吐露了自己的心声。公务繁忙，写完不及细改，就这样保存下来。

李商隐虽是暂时代理郡守，但恪守职务，想把昭州的事情认真办好。可惜，没有容他发挥才能，因为郑亚的再次被贬，他不但很快离开了昭州，而且很快离开了桂州，结束了这次西南之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