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十月初，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回国。他乘坐客车，穿越已进入初冬季节的西伯利亚，从满洲里回到了阔别近半年的祖国。

中国，尤其是东北三省在这半年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蒋介石屈膝妥协的立场，导致日本军国主义白白杀戮济南同胞之后，蒋介石又把北伐奉系张作霖的大权交与他的“丘八盟兄”冯玉祥，偕夫人宋美龄南下徐州，静观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挥兵北指，与奉系主力张学良亲率的两个军团大战于黄河以北，以定这次北伐的胜负。

面对兵临城下的四路北伐大军，奉系老帅张作霖自知不是对手，在少帅张学良力劝之下，毅然通电中外：罢兵休战，退回关外。就在张作霖等乘坐的“花车”（即专列）就要到达沈阳终点站的时候，预谋已久的关东军于六月四日在皇姑屯炸翻“花车”，被炸成重伤的张作霖运回大帅府不久就含恨死去。

少帅张学良集国难家恨于一身，以弱冠之年受命于危难之中。他审时度势，决定易帜，归附南京国民政府，借以促成祖国的统一。但是，他的义举却遭到了内部亲日派元老和外部日本军国主义的坚决反对。为此，深诸纵横之策的蒋介石派出谋士，并以金钱、地位为钓饵，力争兵不血刃地促使张学良尽快易帜，从而完成所谓祖国的统一大业。

周恩来在途经沈阳的时候，向党的满洲省委传达了六大的精神。与此同时，他又通过省委的同志以及其他渠道，较为全面地了解了东北三省易帜前夕的情况，并对张学良易帜后——即全国实现所谓统一后的政局作了估量。他的结论是：

“在帝国主义彼此间，在中国统治各阶级彼此间，矛盾虽然存在，冲突虽然加紧，未来的大战（按：指统治阶级内部的大战）虽然必不可避免，但我们切不可忽视对于中国革命的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结合的力量现在还是比革命力量（工农兵士贫民）大，他们对革命的压迫和摧残现在还是一致的。”

怎么办？周恩来认为，在这种局势下唯有坚定地贯彻六大路线，积蓄革命力量，推动革命运动重新走向高涨。

周恩来回到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经过短时间的了解，发现摆在党中央，或者说是摆在他面前需要解决的困难真是多极了！首先是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尚未形成，一时还起不到核心领导的作用。对此，《周恩来传》作了如下评述：

那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会主席是向忠发。他做过船工和码头工作，大革命时担任过湖北省总工会的委员长。六大时党内有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过分强调工人成分。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又极力捧向忠发。因此，向忠发被推选为主席。但向忠发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不行，在实际工作中无法起主要的决策作用。政治局常委由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五人组成。蔡和森很快被撤销了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的职务（下文详述）。苏兆征第二年二月才归国，当月就因病去世了。李立三最初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候补常委，在十一月二十日才被补为政治局委员和常委。新的中央虽然从九月二日起开始工作，但许多问题都说要等周恩来回国后解决。周恩来一回国，十一月九日的常委会上就决定：新中央的工作计划由周恩来起草提出。在这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

周恩来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他回国后的工作重点自然是在恢复、发展党的各级组织。诚如《周恩来传》一书所评述的那样：

“当时，各地党组织在大革命失败后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左’倾盲动主义那种不顾一切的蛮干，又使党组织遭受一系列新的重大损失。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全国党员由近六万人减少到一万多人。湖北省委在一九二八年的三月、五月和十一月连续遭到三次摧毁性的大破坏，中心区域的工作几乎完全坍台。广东的破坏也极为严重，广州党组织几乎全遭破坏，东江、北江、琼崖等地区又连遭挫折，省委被迫移往香港。湖南省委在一九二八年三月和七月的两次大破坏后，在省内难以存身，在九月间将省委机关远迁上海。山西、陕西、四川、云南等省在这年夏天事实上同中共中央断绝了联系。保存下来的一些党组织内部，涣散无组织的状态十分严重。由于接连遭受挫折，党内许多人相互抱怨以致攻击。不少党员对党中央和省委失去信任，对中央和省委的通告随便谩骂，拒不执行。组织内发生许多无原则的派别纠纷，甚至发展到各行其是。有些地方，党的组织生活陷于半停顿状态。这种情况，对处在白色恐怖下的党组织带来的严重危害是可想而知的。六大路线的贯彻也好，争取群众也好，都得靠党的组织去做。如果这些问题不首先得到解决，党的工作就很难前进一步。”

更为严重的是，在向忠发名义上为主席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周恩来回国之前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有些本来就存在的矛盾不仅没有得到解决，有的反而尖锐化，甚至表面化了，例如：安徽问题。大革命失败之后，安徽省委遭到严重破坏，六大召开前夕——是年二月中央派巡视员尹宽恢复省委。那时，全省党的组织破坏严重，工农力量微弱，党员多是知识分子。尹宽到任后，以他为首的省临委不深入群众，“沉溺于土匪刀会运动”，经费使用又不合理，“不但反日斗争开展不起来，日常工作缺乏指导，连临委机关也没有认真建立起来。而当下级组织对临委不满时，尹宽又以惩办手段压制民主。七月底，尹宽到上海向中央（留守）汇报工作时，任弼时告诫他，要将党的基础转到工农方面来，特别是发展农运、兵运，组织店员和手工业工人，以文化团体做掩护深入开展工作。九月六日，省临委来人向中央要求派干部，而尹宽来信要求辞职，秘书长请求离职养病，芜湖市委书记朱世衡乘机煽动市委内部和省临委中的一些人，以经费开支不清为借口，酿成反对临委的风潮，一时全省工作陷于停顿”。怎么办？已上任的新的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派任弼时赴皖全权处理。

任弼时于九月十八日奉命去安徽省委所在地芜湖。首先，他向省临委、市委传达六大精神，接着听取省临委的工作报告。他经过调查研究，召开由各方参加的会议。“会上，任弼时公开批评省临委的缺点，以巡视员名义提出正式警告，并遵照‘六大’决议精神，宣布芜湖市的工作由省临委直接领导，取消芜湖市委，改组省临委。”但是，就在他完成省临委改组到外地巡视的时候，由于叛徒的出卖，他于十月十六日被捕了。不久，又以“**嫌疑分子”押赴安徽省府所在地安庆。

周恩来回到上海之后，亲自过问营救任弼时的工作。同时，他还通过各种途径筹募营救所必需的金钱。据关向应同志的报告说：“为了营救任弼时，国际济难会拨给特费八千元。”

上海问题。上海既是蒋介石的发祥地，也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地方；上海既是中国产业工人的摇篮，也是中国各类黑社会的主要大本营。因此，上海集纳着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时时都在上演着不同性质的活剧。

当时，党中央和江苏省委同设在上海租界中，而“江苏省委的工作，那时在全国各省中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在它的工作范围内，包括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国民党统治的政治中心南京，还有无锡、南通等工业城市。上海没有设立市委，是由江苏省委兼的。全国产业工人的人数，江苏超过三分之一。无论党员的人数，还是党的指导机关的健全程度，江苏在国民党统治区内都居于第一位”。因此，历来“中央十分重视江苏省委和上海的工作，将上海市看作是领导全党工作的基础”。这样一来，“江苏省委和上海市委是接受中央指示最快的地方，许多工作都是在党中央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可以想见，在极端秘密的环境里，党中央和江苏省委在工作上发生一些矛盾也是正常的。例如，“新中央为了加强江苏省委的领导，贯彻‘六大’将工人干部提拔到主要领导岗位上来的组织路线，十月间决定派工人出身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罗登贤任江苏省委书记。省委则主张选本省的工人出身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徐锡根担任书记，不同意罗任书记。后来，中央同意省委意见，但要罗兼省委常委。省委也接受了中央的决定。”但是，中央和江苏省委的这组矛盾并未解决，隐伏发展成后来的“江苏问题”。此乃后话。

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上海的工人阶级也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因此，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江苏省委领导下的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斗争策略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对此，李维汉同志晚年回忆道：“一部分党员和工人的消极和恐惧情绪仍然严重存在；不少党支部还没有恢复和建立起来，即使恢复和建立起来的，也还比较涣散，不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有的区委组织不健全，缺乏集体领导，工作作风也不够深入，不注意领导同群众切身利益有关的日常经济斗争，不善于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当时，存在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严重，二是‘左’倾盲动主义虽然受到批判，但并未完全克服。”怎么办？周恩来在回到上海以后，为加强、改进江苏省委和上海市的工作，中央决定组织两个巡视委员会：一个由周恩来、康生（省委组织部长）、李子芬（团省委组织部长）和李维汉组成，由周恩来任主席，任务是巡视上海党的工作；另一个以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苏兆征为主席，任务是巡视上海工会的工作。

顺直问题。顺是指北平（在历史上曾名顺天府），直是指河北（在历史上曾名直隶）。当时顺直省委所管辖的范围比北平、河北要大得多，它包括河北、山西、北平、天津、察哈尔、绥远、热河、河南北部和陕北。“在李大钊遇难后，北方局和顺直省委的工作长期没有能打开局面，纠纷不断，问题越积越多，党内的个人意气之争和派别成见也就越发展越严重，已到了使工作难以开展的地步。一九二八年一月省委改组后，直隶省的一部分党员在正定地区组织了第二省委。七月再一次改组后，北京东部地区遵化、玉田等四县的党组织的一些人又成立了‘护党请愿团’，不承认新的省委。”结果，许**员灰心丧气，以为：“顺直党的基础已经落伍了，腐烂了。”不少党员以及某些党的领导人又抱有这种情绪：“七月后的省委既是也有错误，便应该取消。顺直党的干部既都有错误，都是落伍，便应由中央另派人来组织特委。”对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向六届二中全会所作的《工作报告纲要》中作了结论：

顺直问题是中央开始工作之第一个最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发生于党在非常涣散的时候，这个问题不能很快的得到正确的解决，不独北方工作不能发展，并且全党涣散的精神都不能转变。

随着顺直省委问题的复杂化，刚刚回国上任的六届中央又发生了一个所谓蔡和森问题。由于蔡和森问题直接关联着后来的李立三的错误，故有必要作扼要的回述：

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和理论家。党的八七会议后，由于李大钊等同志相继遇难，北方工作处于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为此，中央决定：派蔡和森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去北方局指导工作。在这期间，他为了统一广大党员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思想认识。系统地总结了国共分裂前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写下了有名的雄文《党的机会主义史》。接着，他从组织上整顿北方党组织，改组顺直省委和其他市委，并停止了对革命抱有悲观失望情绪、同第三党有瓜葛的彭述之的职务。他在彭真等同志的帮助下，多次考察京、津、唐等地的工人运动，培训基层支部骨干。同时，还决定在玉田地区发动农民起义。不久，玉田暴动失败了，他经过审慎思考，遂决定在北方停止执行暴动计划。也正因为蔡和森领导过一段北方局的工作，新上任的中央领导，尤其是李立三同志认定，顺直省委问题必须由蔡和森负责。

另外，蔡和森在党的六大上从理论的高度指出，摆在党的面前的主要危险是盲动主义，那种“维持革命一直高涨的分析”，“是非列宁主义的”，当前中国的革命形势，“是两个高潮之间的中间形势”等，这就和李立三，以及共产国际负责中国问题的指导者主张的“高涨”论发生对立。虽然斯大林当面批评了李立三等人的“高涨”论，但并未使他们从思想深处解决问题。因此，当李立三等人听说苏联党内开始反右倾之后，便借口“北方问题”，“硬把坚持正确意见的蔡和森打成右倾分子”，在撤销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宣传部长等职的同时，增补李立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宣传部长。

对此，蔡和森虽然持有不同意见，但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也只有服从中央的决定。

也就是在这当口，周恩来回到了上海。十一月九日，周恩来第一次参加中央常委会议，在讨论顺直问题的时候，他就明确地指出：“顺直残留的斗争直到现在，主要的是缺少了政治指导，这点中央要特别注意。我觉得中央委员会有一人去一下才好。”同时，他还特别强调：“主要的还是政治的说服”，“不应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对于哮喘病十分严重的蔡和森的工作安排，在周恩来等同志的力主之下，让他去苏联一边养病，一边出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

但是，在这次中央常委会议上，对顺直省委的问题并未作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党的六大之后，李立三出任中央农委书记。眼下，李立三已经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遗下的中央农委书记一职由谁接任呢？恰在这时，有名的农**动“大王”彭湃同志到了上海，周恩来根据中央的决定，很快约见了彭湃同志。

彭湃不仅是威名远扬的“农运大王”，而且他还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和十八日，在故乡陆丰和海丰先后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告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的建立。虽说第一个红色政权随着海丰和陆丰相继失陷，仅仅坚持了四个月——史称“四月政权”，但它却在中国革命史上重重地写下了一笔。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彭湃并未像毛泽东那样，及时退入山区，利用有利的地形，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相反，他仍然执行中央“左”倾盲动精神，在腹背易受敌攻击的海陆丰沿海地区打仗攻城，与优势的敌人硬打硬拼，结果不仅不能打破敌人的重兵“围剿”，还必然演出一败再败的悲壮史剧。待到一九二八年中秋节后的第二天，“正在杨公坑活动的彭湃和郑志云等，突然遭敌人包围，担任东江特委秘书的郑志云不幸牺牲。彭湃在群众的掩护下脱险后，根据党的指示，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生死与共的乡亲父老，离开了和群众一起浴血奋战的大南山区，前往上海”。

彭湃于是年初冬到达上海，住在大西路百慕里。与他住在一起的有他的夫人许冰和孩子。在等待中央分配工作期间，他曾到“达生医院”拜访过柯麟。

用柯麟的话说，“彭湃跟我是同乡”。“在海丰中学读书时，彭湃比我高三年级，他性格乐观，爽快，并且善于演讲，富于幽默感，而且语言生动，通俗易懂，很受农民欢迎。他还学会了画图画，画得很不错。他很早就反对孔老二，鄙视封建的宗法礼教，从小痛恨官僚、军阀、土豪劣绅的统治。”“在广州期间，彭湃与共产党和团组织发生了联系，使他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关键的转变，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九二四年春天，我在广州公立医科大学读书，经常到彭湃那里去，后来他介绍我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简言之，柯麟既是彭湃的小老乡，又是由他一手培养成长起来的革命同志。

柯麟是中央特委的同志。据他的回忆：“一九二八年夏，我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上海四川路延安里开了一间‘达生医院’（‘达生’是由我当时的姓名柯达文和另一位医生贺雨生的名字各取一字而命名的），这个医院是党中央政治局经常秘密开会的地方。”“彭湃奉命从大南山根据地调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他是先到香港再搭船到上海的。到了上海后，他曾到我的住处坐了一会儿。那天天气比较冷，彭湃穿着一件长衫。我们见了面之后，我告诉他海丰在上海有些什么人”，希望彭湃心中有数，不要随便见“老乡”。

这天，彭湃接到组织通知：要他到“达生医院”看病。他准时来到达生医院，由柯麟引到一间单人病房，请他穿上病人的衣服，躺在病床上，接受治疗。说句实话，柯麟自上次与他相见之后，就想为师兄彭湃做一次全面的检查，但因环境不允许，终未实现。今天，他借机从上到下、从内到外，给彭湃做了一次比较彻底的体检。最后，柯麟摘下口罩，把听诊器摆在胸前，笑着说：

“师兄无大病，只要加强些营养和休息些时日，就行了。”

就在柯麟给彭湃体检的时候，化装成商人的周恩来走进了病室，他一看柯麟那副严肃诊病的样子，马上意识到出生入死的彭湃同志是该好好地检查一下身体了，故轻轻地关死病房门，驻足一边，想知道彭湃同志的身体健康情况。当他听到了柯麟诊断的结果之后，遂高兴地说道：

“有意思，你们二人怎么成了师兄弟了？”

彭湃循声一看，原来是周恩来到了。他本能地从病床上跳到地上，伸展双臂，紧紧地抱住了周恩来。似乎彭湃自大革命失败后的悲壮经历，以及他要向中央诉说的千言万语，都在这紧紧一抱之中了！相比之下，周恩来显得要冷静得多，他为了尽快转移彭湃这过分动情的情绪，轻轻地拍了拍彭湃的后背，又有意笑着说道：

“你虽然无大病，可也要注意身体健康。柯大夫，快回答我的问话啊！”

“我们二人是同乡，又就读同一所中学，只是他比我高三班，当然是名副其实的师兄弟了。”柯麟答道。

彭湃是一位襟怀坦荡的革命家，从不诿过于人。他知道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的周恩来的到来，首先是了解海陆丰农运失败的情况，故十分沉重地说道：

“恩来同志，家乡的农运失败，我……”

彭湃或许是过分激动的缘故，竟然说不下去了。周恩来十分理解彭湃此时的心情，故有意地说道：

“不要这样，我失败的次数比你多，没关系，从头来。再说，党还是了解你的嘛，你虽然没有出席党的六大，但同志们还是选你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嘛！”

不知何时，柯麟主动地离开了病室。接着，彭湃向周恩来汇报了有关的情况之后，又迫不及待地问道：

“我的工作，中央是怎么考虑的？”

“中央派我来的意思，是想先听听你的意见。”

“我听中央的。眼下，什么工作困难多，我就做什么！”

周恩来扼要地讲了全国的形势，以及中央着手要解决的问题。最后，他有些沉重地说道：

“一是把沉寂的农**动重新发动起来，再是继续积蓄力量，准备城市暴动。中央的意见，调你这个‘农运大王’来上海，就是接任中央农委书记，领导全国的农**动。”

“可以！”

“时下，中央军事部长是杨殷同志，我们这些搞过军运的同志，都要参与军事工作。”

就这样，刚刚到上海不久的彭湃同志接受中央的委任，出任中央农委书记。

正当周恩来全身心地投入革命工作的时候，顺直省委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化了。换言之，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了！为此，中央政治局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召开会议，研究、讨论顺直省委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他们停止省委职权的做法是错误的，决定周恩来到顺直巡视工作，张金刃（张慕陶）参加顺直省委工作，韩连惠仍任省委书记，恢复省委职权，改组省委常委”。也就是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审议并认同了项英同志提出的上海法电工人罢工问题。

所谓上海法电工人罢工的引起，是项英“得知上海法商电车、电灯、自来水公司（简称‘法电’）的工人吴同根惨遭法国兵刺死，法电工人正在酝酿罢工的情况后，建议抓住这个时机，发动工人举行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为死难的工友伸冤，反对开除工人，提高工人的待遇，以此来推动江苏和上海的工作”。对此，周恩来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慎重地讲了这样一段话：

“群众要求罢工是实在的，问题是在工作方法，现在危险的可能性还要估量得多一些，以后不要专门在罢工上做文章。”

周恩来为什么要讲这样一段话呢？他是基于这样的思想指导：中央当前工作主要是肃清盲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残余，在争取群众的策略上和工作路线上不断纠正各地党部或“左”或右的倾向，以推进革命的微波走向高潮。强调“目前对于群众斗争特别是工人斗争的策略是从小斗争的胜利中求扩大，纠正只注意扩大的盲动精神”。

但是，负责职工运动的项英同志却认为，这是一次高扬工人力量的机会，“要集中中央及江苏的党、团、工会的力量来指挥这次斗争，建立了由李富春为主席的江苏省行动委员会。十二月三日，上海法电工人举行罢工，要求为死难工友伸冤、承认工会合法、改善工人待遇、缩短工时”。接着，一场轰轰烈烈的法电工人罢工运动展开了。中央包括周恩来面对已经兴起的罢工运动，唯有像当年马克思称赞巴黎公社那样支持工人的行动。为确保这次罢工取得胜利，中央决定派项英指导上海市总工会的工作。但是，出乎周恩来所料的是，由此却引发了江苏省委问题。

周恩来就要北上天津，巡视顺直省委的工作了。在他即将动身的前夕，他又想到了大病在身，且就要离国赴苏联出任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蔡和森，为此，他决定在自己的住处与这位老战友话别。

中央解决所谓蔡和森问题的时候，周恩来尚在归国的途中。世人皆知，周恩来是一位有着高度组织观念的党的领导人。因此他回国实际主持中央工作之后，不可能推翻中央已经作出的决议，哪怕在他看来是错误的。但是，这并不等于他就赞成李立三同志的一些错误理论和行为。据史记载，也就是在周恩来回国后第一次出席中央常委会，在讨论顺直省委问题的时候，他不仅没有批评蔡和森，而且还直言“不同意李立三提出的采取发展工人斗争，打击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意见，认为这样只能增加纠纷，主要的还是政治的说服，不应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这说明周恩来在蔡和森问题上是有自己的看法的。

另外，周恩来看到蔡和森被无端剥夺领导权之后，依然在用手中的笔进行战斗。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蔡和森写了《国民党反革命统治下的辛亥革命纪念》、《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等论文，正确地阐述了六大的方针、路线。所以，周恩来一见病得很重的蔡和森，就主动地送上一杯刚沏好的龙井茶，分外深情地说道：

“作为党员，尤其是作为党的高级干部，能够做到坚持真理是不易的；但是，我以为能够做到忍受委屈，则更是不容易的。像你我自西渡勤工俭学以来，走过多少坎坷之路啊！想想守常、世炎、警予、延年、乔年……他们，就不会有个人的委屈了。”

蔡和森自然清楚周恩来说上述这番话的用意：那就是要他抛弃一切个人的得失，服从党的决定。但是，蔡和森毕竟是一位书生气很浓的职业革命理论家，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上的对错是第一位的。所以，他听后颇有些动感情地说道：

“你不要再说了，我个人的委屈算得了什么？我是在担心立三同志他们从理论上……”

“不要再说下去了。作为党员，就要服从党的决定。”周恩来说罢看了看蔡和森微微点头的表情，转身从邓颖超的手中接过一件皮大衣，双手捧到蔡和森的面前，说道：“和森，这是我在欧洲学习期间买的。你的身体不好，莫斯科的冬天又阴又冷，你带上它，到苏联后会有用处的。”

蔡和森双手接过皮大衣，内心涌动着一股热流，他沉吟片刻，低沉地说道：

“恩来，你就要北上处理顺直省委的问题，天津、北京的冬天也是很冷的啊！”

“我还是在自己的家嘛，再说，天津是我的第二故乡，还能冻着我？”

“恩来，顺直省委问题复杂，要注意安全啊！”

“谢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