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沪遇刺未遂事件，吓得敌人暂时把注意力移到谁是刺客上来，因此彭湃、杨殷等“五同志在押的三天中（二十八日至三十日）未经一审，只是手铐脚镣，铁链了当，被严酷地看管在司令部看守所中”。

然而，彭湃、杨殷等五同志在司令部看守所中，又是如何度过这宝贵的三天时间的呢？周恩来根据狱中传出的消息，作了如下的记述：

在这三天中，五同志没放过一刻机会，不断向在狱群众与司令部内的士兵宣传。当彭、杨诸同志与士兵谈至痛切处，士兵中竟有捶胸落泪，痛骂国民党军阀非杀尽不可的。当他们说至激昂处，便齐唱国际歌与少年先锋歌，士兵与狱中群众亦高呼口号和之，于是愁苦惨淡的狱中，一变而为激昂慷慨的沙场。有些因贫穷而走入抢劫的盗犯，他们都感动而觉悟道：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是我们穷人的正当出路！有些因革命嫌疑而下狱的群众乃更加坚决说：我们今后只有革命的一条路了！有些被难的同志则说道：到底是我们的中央领袖，能做我们的表率！有些久闻彭湃大名的人，闻得彭湃在此，均争相来看；还有几个识得彭湃的人，均以旧时相识为荣。

他们入警备司令部后，已知必死，故他们传出书信多是遗嘱之辞。他们嘱咐党中同志不要因他们被捕而伤痛，要继续努力谋得革命的发展。他们嘱咐党中重要负责同志要为党惜身。他们望党内对于反对派的斗争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他们相聚谈话时，亦曾谈及许多政治问题，可惜未曾传出他们所谈的内容。他们都是谈笑自如，杨殷同志曾笑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他们对于自己爱人的遗嘱，都是勉其为党努力。

随着时代的推移，革命烈士的业绩和遗物相继被发现。因此，有关彭湃、杨殷等五同志在狱中的事迹，较之周恩来当时记述的要丰富多了。对此，《彭湃传》中这样记述道：

到了龙华后，彭湃和杨殷联名秘密给党中央写报告，汇报狱中斗争的情况，并提出了营救同志的设想。彭湃和杨殷的意见是：“（一）尽量设法做到五人通免死刑；（二）上条不能做到，则只好牺牲没有办法之安（即孟安，彭湃化名）、揆（即孟揆，杨殷化名）二人，而设法脱免余无口供之三人；（三）运动丘哥谋逃脱；（四）调查现在炮兵营之张庸言（沈文峰知道），看有无变动及希望，因白（鑫）亦知此人；（五）指导慕兰从中活动；（六）调查及注意王千臣方面之关系及实情。”这份在敌人牢房中写的报告，说明彭湃对凶残的国民党反动派不存在任何的幻想，并做好了为革命英勇献身的准备。在身陷囹圄的时候，彭湃惦记的是党的事业、别的同志的安全！但他不是消极地等待敌人下毒手，而是开展了积极的斗争。他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宣传，使“敌人士兵无不为之叹气捶胸，囚人亦为之感泣不已”。

与此同时，蒋介石逐渐从被刺杀的惊慌中平静下来。他闭门谢客，独自一人暗自思忖谁是刺客？蒋氏是政治家，他很自然地想到国民党内的派系之争，以及蒋桂、蒋冯之战。以此为出发点，在他看来，此次刺蒋事件最大可能是倾向桂系、且又威震上海滩的杀人魔王王亚樵。蒋介石知道，王极端痛恨自己叛变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公然宣称“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但是，在蒋介石看来王亚樵只是一介武夫，且又有着中国传统的所谓“好汉做事好汉当”的作风，如果此次暗杀是王所为，王会通过各种渠道告之于蒋的。时间已过二日，尚无人宣称对这次刺杀负责，故蒋氏又自我否定地摇了摇头。是冯玉祥、阎锡山等政敌派人来沪暗杀吗？有可能，但又找不出一点蛛丝马迹。有意思的是，蒋介石生性多疑，但对这次谋杀，他却认为极小可能是共产党人所为。这是因为他自信地认为，共产党不可能知道他秘密来沪。

蒋介石既然想不出谁是真正的刺客，且上海的熊式辉等人也一时找不出真正的刺客，他就只好权且作罢，故作镇静地处理彭湃、杨殷等共产党要案。为此，他请陈立夫传出话来：要在会客室召见熊式辉以及上海方面有关的人士。

熊式辉以及徐恩曾、张冲、杨登瀛等人奉召而至，一个个就像是死了亲人似的哭丧着脸，躬身站在客室之中，与其说是等候蒋介石的传见，还不如说是准备挨蒋介石的臭骂！所以，客厅中就像是一座尚未开始吊孝的灵堂，弥漫着悲苦的气氛。

少顷，蒋介石在陈立夫的陪同下，一点喜庆味都没有地自内室走出。熊式辉、徐恩曾、张冲等人急忙一边小声称“蒋主席”，一边忙乱地向后倒着身子，生怕挡着蒋介石的路。每逢这时，蒋介石目不斜视，大步走到为他准备的沙发面前，很有身份地落座之后，再放眼巡视每一个人的表情。今天，他发现参加召见的人的表情，就像是耗子见了猫似的，一个个吓得连头也不敢抬。他沉吟片时，就像是点名似的叫道：

“天翼！”

“卑职在！”熊式辉边答说边请罪似的低下了头。

“今天，你这位警备司令的情绪不大对头啊！”蒋介石说道。“这是因为我失职，对不起主席的栽培。”熊式辉答说。

“算啦，算啦！”蒋介石突然口气缓和了许多，“说老实话，你今天是为何而来的啊？”

“是前来向主席谢罪，并恳请主席免去我的本兼各职，以谢党国！”

“办错了一件事就免职，这是我定的规矩吗？”

“不，不是。”

“我的规矩是，你现在不仅不要谢罪辞职，而且还要挺直腰板，把上海的事管好！”

“是，是！”

“天翼啊，”蒋介石故作关切地问道，“你打算如何处置彭湃等五人的案事啊？”

熊式辉从蒋介石的口气变化中知道，他已经演完了“打”的戏，接下来就该上演“揉”的节目了。虽说早在逮捕彭湃、杨殷等五人之后，他就立即电告时在南京的蒋介石，而且也已经收到蒋氏的答复：“着即枪毙。”可是他清楚由于刺蒋一事所引起的连锁反应，以及蒋氏情绪的变化，他作为一个失职者，依然不敢像往常那样在蒋介石面前应对。他灵机一动，巧妙地说道：

“卑职一切唯主席旨意是从！”

蒋介石听后微微地点了点头，侧身看了看正襟危坐的陈立夫，小声命令道：

“立夫，给天翼说说处理此案的原则。”

“是！”陈立夫应声站起，就像是当年给皇帝宣读圣旨的大太监，有板有眼地说道，“主席的意见是两条：一、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四人不可救药，着即枪毙；二、张际春是主席在黄埔时期的学生，念其年轻，误入歧途，应给予悔过自新的机会。”

“是！”

“这件案子就这样了结了。下边我再给你谈谈治安问题。”蒋介石说罢呷了一口白水，“上海的治安，一定要本着先治后安的原则，不仅要限期破案，更为重要的是，要把藏匿于租界中的**祸首铲除干净！”

“是！”

蒋介石下达了“着即枪毙”的命令以后，熊式辉等立即执行。由于彭湃、杨殷等四人非同一般案犯，所以他们又不得不履行所谓的法律程序。对此，周恩来作了如下记述：

在三十日这天，临时法院忽又故意票传五人复审。司令部遂亦于当天午后，在形式上将五人严密地解送至法院。到法院时有步兵一排，公安局包探多人，司令部副官几个，并有捕房巡捕携手提机关枪两架跟着警戒。法院在特别法庭开审，不许人旁听，问辞与供辞如上次。法官与陪审之帝国主义领事及捕房律师都含糊其辞地说了一些，并未将彭、杨等同志罪状究竟是些什么公开宣布。被告律师虽说了一些，法官等并不注意，最后判决文亦无人能听见法官究竟读了些什么。直至彭、杨等四同志已经枪毙了，上海英文报上忽皇皇地登着法院判决文是处彭、杨等同志以八年的有期徒刑。这一复审，简直是帝国主义强盗与国民党军阀合作的一出滑稽的杀人剧。他们想以法律的手续来欺骗群众，但又深恐怕群众晓得。其实，广大的革命群众老早就不相信你们这种鸟法律了！从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到现在，帝国主义者与国民党不知暗杀了冤杀了几多群众。屠杀成河的血，早已染红了工农劳苦群众的心，他们只知道以群众的斗争力量来回答你们的白色恐怖，谁还管你们的鸟法律！

在临时法院审后，即刻又武装紧严地解回警备司令部。当由法庭回至囚车时，颜昌颐同志举手呼共产党万岁，五人相视而笑。至司令部，先回看守所，当即送进一桌酒饭，五同志都知是死期已届，谁还肯吃这一桌劳什子“赏饭”！

据史记载，八月三十日，敌人复审后又对彭湃用刑。他们“使用铁杆把彭湃两个膝盖压得血肉模糊，血流满地。严刑拷打不可能使坚强的战士屈服。彭湃受刑后被抬回牢房，难友们见他被折磨成那个样子，心里很难受，彭湃却以从容的表情来安慰大家。在牢房的墙上，他画了一条龙，对难友们说，‘我要上天了’。一个同情革命的看守兵跑来，轻声告知：蒋介石亲自下令要立即杀害彭湃。消息传开，难友们悲痛欲绝。彭湃大无畏地对难友们说：‘这是意料中的事，你们要坚持斗争到底，让共产主义在中国开花结果！’”

诚如《彭湃传》所记述的那样，“身上的伤痛难忍，死亡的威胁就在眼前，此时此刻，每一秒的时间都万分宝贵。就在这种情况下，彭湃又和杨殷联名给党中央写下了最后一份秘密报告”：

冠生暨家中老少：

我等此次被迫害，已是无法挽救。张、梦、孟都公开承认，并尽力扩大宣传。他们底下的丘及同狱人，大表同情。尤是丘等听我们话之后，竟大叹气而捶胸者。我们在此精神很好。兄弟们不要因为弟等牺牲而伤心，望保重身体为要。

余人还坚持不认。

揆安

信中所称“冠生”，即是周恩来的化名。由此可见彭湃与周恩来之间的革命友谊。同时，也可看出彭湃、杨殷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敌人是怎样残杀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位同志的呢？周恩来作了如下的记述：

约一时，便提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同志行刑。他们四人慷慨地向士兵及在狱群众说了最后的赠言，唱着国际歌，呼着口号出了狱门，引得一般士兵及狱犯都痛哭失声，甚至看守所员都为之掩面。行刑是秘密的。枪毙地点并未出司令部，开熊式辉任内之先例，其严重与畏惧之情可想而知。四同志死时的枪声，狱中群众隐约闻见。有一狱犯特杀鸡一只望空致祭，可见其感动之诚！四同志死时特留下内衣三件作为纪念，成为最后的遗物！死后，司令部又秘密地派人掩埋，以图灭迹。但是，广大的革命群众虽看不见他们领袖的英勇遗体，然他们领袖之英勇的战绩，却永远光明地纪念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永远不会湮灭！

彭湃、杨殷等四同志惨遭敌人杀害，在全党引起了极大的悲痛。由于周恩来与彭湃等四位烈士有着多年的战斗情谊，因而他的悲愤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当天，他立即代表党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反抗国民党屠杀革命领袖告全国劳苦群众书》。文中愤怒声讨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当局屠杀彭湃等革命领袖的罪行，追述他们的革命业绩，号召“全国工农劳苦群众们！起来！纪念彭杨诸领袖之血的教训！起来，与帝国主义国民党作坚决不断的斗争”。接着，他又忍着极大的悲痛，综合有关史料，挥笔写下了《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一文，刊登在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上。这篇洋溢着革命激情的雄文，既是对死者的追悼，也是对敌人的控诉，自然也是对后来人的教育。当获悉彭湃年迈的母亲周老太太为躲避敌人的追捕，正流落澳门街头，周恩来当即派人帮助老人转移到上海，予以慰藉和照顾。与此同时，他还妥善地安置了原在彭湃身边的幼子彭洪，尽了生者所能尽的革命义务。

周恩来自从获悉白鑫叛变以后，在组织营救彭湃、杨殷等五位同志的同时，又毅然采取果断的措施，切断所有和白鑫有联系的线和点，及时地搬迁了白鑫所知道的秘密机关。为了从根本上为党免除后患，他还调动所有力量侦寻白鑫的踪迹。诚如前文所述，当时，周恩来的主要精力放在组织营救被捕同志方面，李立三负责接待来自红四军的代表陈毅同志，而党的总书记向忠发等人负责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怎么办？他把时任团中央书记的关向应同志调来负责这一工作。请看柯麟同志的回忆：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即彭湃等被捕后的第二天），关向应到达生医院来跟我了解情况，我即把彭湃等五位被捕的经过情况作了汇报。关向应听后，将情况作了一个分析，叫我不要离开医院，说我这里还不会被敌人注意，估计白鑫有病了，还会到这里找我看病，到时就找机会消灭他。十天以后，白鑫果然带着两马弁来医院找我，要求治病。我跟往常一样不动声色地给他看了看病，接着对他说要下楼去捡药。就在楼下，我乘机给党中央交通机关打了一个电话，通知他们来抓白鑫。大约十分钟时间，我再到楼上时，白鑫心虚已经跑掉了。很可惜这一次没有能将白鑫抓到。

为了准确地掌握叛徒白鑫的行踪，周恩来要陈赓通知杨登瀛，“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特派员的身份找到白鑫的住处，并同他谈话，问他还有什么计划，还有什么线索。当即从白鑫的口中知道，他要到南京去，出卖党的机密，回来对党搞大破坏。陈赓遂叫杨登瀛严密监视白鑫的行动：每天上午在什么地方，下午干了什么，晚上有何活动，全部及时告诉我们，严防这个叛徒离开上海”。

敌人自以为得计，想采用施放烟幕弹的小伎俩掩盖白鑫出卖彭湃等五位同志的真相，并设法保护这个叛徒免于遭到人民的惩处。为此，他们在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四日的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发表枪杀彭、杨、颜、邢四烈士消息的同时，还有意发了如下这则消息：

白鑫“曾在黄埔学校毕业，前以受人之愚，误入**，罪状较轻，已由蒋主席负责保出，业于前日带往南京，听其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由于敌人发表这条新闻，意在迷惑视听，因而除周恩来少数同志知道“白鑫叛变后寸步未离上海，根本未去南京”外，党内不少同志看了上述那条新闻后，误以为白鑫真的去了南京。同时，狡猾的白鑫在和柯麟等尚可来往的人打电话时，也自称去了南京，并借以试探对方对他的态度。因此，与柯麟同住一楼的李一氓同志曾回忆道：

（白）忽然有一天打电话给柯麟，说是他从南京回来了，要到家里去找他。老柯就着慌了，赶快由北四川路（达生医院所在地）回西摩路和我商量怎么办。我说必须报告周恩来。就由他写了封信，我想办法很快地就送到周那里去了，也很快得到回信，要柯麟约白鑫到他的家里来。到了约定的时候，我很紧张，从楼上一望，显然有几个人是来采取行动的。但是等了很久，已经过了约定时间，白鑫也没有来。当天晚上，我接到周恩来一封信，信封里装了五十块钱，要我立刻搬家。当然柯麟还得继续坚持下去。

经过上述几个回合的较量，周恩来等十分清楚，近期内除掉白鑫这个后患是很难的，怎么办？他经深思熟虑，指示顾顺章、陈赓等人：继续通过各种渠道监视白鑫，只要这个叛徒不离开上海，机会总能找得到的。

另外，由于彭湃、杨殷等四位同志遇难，使得极少数意志不坚定分子，相继离开了革命的队伍，有的甚至像白鑫一样做了敌人的鹰犬，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不小的损失。

疾风知劲草。诚如李一氓回忆的那样，“一批和创造社有联系的日本留学生，放弃了大学毕业回国来了。他们是彭康、朱镜我、李初黎、冯乃超、李铁声。处在革命低潮的时候，他们反而怀着饱满的革命热情，想为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贡献力量。不久，周恩来同志就接见了他们，鼓励他们为革命事业奋斗。后来，这些人都入党了”。对此，周恩来就像当年毛泽东对徐特立要求入党给予极高的评价那样，也给予了很大的期望。在他看来，这不仅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而且还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他们所代表的事业是必定要成功的。也就在彭湃、杨殷等四位同志惨遭敌人杀害之后，又有一位知名的大儒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就是杨度。

杨度自从见到周恩来之后，蒙在他心头的团团迷雾猝然间被驱散了，他天天做的事情，就是向党中央提供战略情报，促使蒋家王朝早一天覆灭；他时时想的事情，就是尽快实现“愿与梅花结后缘”的人生理想。为此，他不仅完成党交给的一切任务，同时还努力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使自己的行为自觉地纳入到革命的轨道上来。彭湃、杨殷等五位同志被捕之后，他从杜月笙等人的口中，获知了彭湃等人在狱中的所作所为，使他继李大钊等革命先驱殉难之后，再一次看到了共产党人为“道”而献身的楷模！杨度作为一名末代王朝的大儒，深知与时俱进的名节的分量；他作为从政多年、且又历经不同朝代的政治家，当然也知道气节的重要性。为此，他为了表示对蒋介石统治集团屠杀革命志士的蔑视，同时也为了证明自己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真诚，遂通过陈赓同志向周恩来提出：

愿继承彭湃等革命先烈的遗志，高举起他们的旗帜，再次要求加入到中国共产党的行列中来！

杨度在此时此刻要求入党的行为，的确是一件值得高兴的大事。对此，周恩来及时地向党中央作了报告，并得到中央的批准。随后，他通过陈赓十分巧妙地通报给杨度：近期翔宇（即周恩来）前来拜访，商谈愿与梅花结后缘的事情。

杨度是一位视信仰超过生命的大学问家。时至暮年，他更是把加入中国共产党当作终生的追求。如果从与李大钊相识算起，他前后追求整整有七个年头了！由于他所处的极为特殊的社会地位，再加上他那极不光彩的政治经历，使他这位虔诚的追求者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梅花愿与我这样的人结后缘吗？”但是，他每次发出这样自问后的结论都是：“无怨无悔，志在心中。”时下，他终生的追求就要实现了，这怎能不让他激动和兴奋呢！

杨度喜爱梅花，因为他热爱梅花傲霜斗雪的品格，他欣赏梅花怒放的香气来自寒天坚冰。因此，他把自己晚年追求的理想比作梅花。时下，真的就要与梅花结后缘了，如何向党表示自己内心的喜悦呢？他又想到了梅花。为此，他把珍藏有年的一幅梅花画轴从箱底请出，让可信的弟子代为悬挂在书斋中堂之上。这位可信的弟子挂好这幅傲雪怒放的梅花图之后，站在书斋的中央默默地看着，感到这幅梅花图两边似少了解读人意的对联，便说：

“杨先生，应当把您书写的那副‘但哦松树当公事，愿与梅花结后缘’的联语裱好，挂在这幅梅花图的两边。”

杨度赞同学生的建议，遂取出这副早已写好的联语，请这位学生代劳裱糊，并再三叮嘱越快越好。

这几天来，杨度或许是过分企盼“翔宇兄”的到来，每当夜幕降临之后，他就站在书斋的中央，望着那幅梅花图出神，时而还要侍从打电话催问学生，那副联语裱好没有。夜已经很深了，正当他微然摇首，有些失望地想回屋休息的时候，那位年长的侍者有些惶恐地走进来，报告有客人求见。杨度凭着自己的感觉，认定来客就是周恩来，故近似下意识地说道：

“准是翔宇兄到了！有请，有请。”

杨度转身欲要朝书斋门口迎去，只见周恩来、陈赓、潘汉年已经走进这座宽敞、明亮且溢荡着墨香的书斋。杨度歉意地指着墙上那幅枝干挺拔、花红烂漫的梅花图，说道：

“看我，只顾欣赏这幅梅花图，忘了贵客就要登门了！请坐，请坐！看茶，看茶！”

“不急，不急。”周恩来落落大方地笑着说，“既然这幅梅花图能牵动晢子先生的心神，我等不妨也先欣赏一下这幅梅花图。”

杨度有些不好意思，只好主随客便。但是，当他发现周恩来等是如此聚精会神地仰首观画的时候，又禁不住地问道：

“请问翔宇兄，对这幅梅花图有何品评？”

周恩来沉吟片时，十分认真地说道：

“古人云，风格即人。也就是说，这幅梅花的文化底蕴，即为先生的做人品格。”

“过奖了，过奖了……”杨度连连摇首说道。

“这幅梅花图虽好，可我总感到有些遗憾……”

“请翔宇兄直言，不妨事。”

周恩来指出，梅花图的两旁，似应再配有一副诗联，方生珠联璧合之妙。眼下留下两方徒壁，似留下两点遗憾。对此，杨度认为这位翔宇兄不仅是堂堂的大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很高明的诗画鉴赏大家。同时，他知道周恩来等人的特殊身份，此时此刻，自己不便讲出已经请学生裱糊诗联的事来，故只好借画道出自己的心愿：

“翔宇兄所言极是，只是尚无一副诗联能配这幅梅花图啊！”

“我看，先生写的那副‘但哦松树当公事，愿与梅花结后缘’就刚好配这幅梅花图嘛！”陈赓从旁说道。

“可眼下……”

“恰好是挂上的时候！”潘汉年从旁说道。

杨度激动地想问一声：“真的？”可不知何故没有说出来。当他看见周恩来微笑着向他点头的时候，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了，走上前去，用力地握住周恩来的双手，老泪禁不住纵横而下，差点儿失态。待他的情绪稍许平静之后，遂又很自然地想到入党的手续，低声问道：

“需要履行什么手续吧？”

“从形式上说是需要的。”周恩来说罢又补充道，“但是，只要信仰在心底生根，即使不举行什么形式，也能开花、结果。”

“说得好啊！”杨度颇有感触地说道，“当年，那些赞成中山先生打手模入党的人，而今不也变成了中山先生的叛徒了吗！话又说回来，可我……”

“如果为了你心灵的平衡，那你就望着这幅梅花图暗自宣誓吧！”周恩来抢先说道。

这就是杨度入党暗自宣誓的由来。

正当杨度虔诚地对着梅花图暗自宣誓的时候，只见董健吾双手捧着裱好的诗联悄然走进，他一看这非同凡响的气氛，惊得不知该说些什么。这时，周恩来小声说道：

“你就是晢子的学生吧？”

“是的，我……”

“是给晢子先生送诗联的，对吧？”周恩来笑着问道。

“对，对……”董健吾答说。

“翔宇兄，你们早就认识我这个学生？”杨度愕然地问道。

“认识，认识。”周恩来打趣地说道，“晢子先生，这不刚好应了‘千里有缘来相会’那句老话了吗？”

“对，对……”

接着，这间宽敞的书斋中又回荡着笑声。这时，周恩来冲着陈赓、潘汉年使了个眼色，说道：

“快动手吧，将健吾裱糊好的诗联挂在这幅梅花图的两边。”

陈赓与潘汉年、董健吾一起动手，很快把“但哦松树当公事，愿与梅花结后缘”的诗联挂在了梅花图的两边。正当他们三人品评这诗、书、画为三绝的时候，杨度从书案上拿起一本书，双手交到了周恩来的手中……（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