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年三月初，周恩来已是第二次由上海乘船去欧洲了！

周恩来第一次从上海乘船去欧洲，是一九二○年十一月七日，那时的周恩来刚刚经过五四革命风雨的洗礼，满怀着救国济民的宏图大计，高唱着“出国去，走东海、南海、红海、地中海；一处处的浪卷涛涌，奔腾浩瀚，送你到那自由故乡的法兰西海岸”，幻想着“到那里，举起工具，出你的劳动汗；造你的成绩灿烂。磨炼你的才干，保你的天真烂漫”，为的是“他日归来，扯开自由旗；唱起独立歌”。他在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勤工俭学近四年的时间，不仅学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还高举着巴黎公社的大旗回到了祖国，立志让十月革命的赤旗在神州大地上高高飘扬！

周恩来回国后近六年的革命实践，既有东征、北伐、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等胜利的喜悦，也有大革命失败后一次又一次城市暴动失败的悲痛。尤其当想到先后为革命捐躯的先烈们，他又禁不住望着大海上的日出或落日狂涛暗自低吟：“举起那黑铁的锄儿，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种子撒在人间，血儿滴在地上……”然而当他从这怆然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展望革命的前景，又很自然地想到：“没有耕耘，哪来收获？没播革命的种子，却盼共产花开！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它，天下哪有这类便宜的事？”因此，他唯有践行自己的诺言：“努力为生，还要努力为死，便永别了又算什么？”

但是，法国、德国毕竟是周恩来人生历程中的转折点，在那近四年的勤工俭学的革命生活中，给他留下了终生难以泯灭的回忆。当他再次踏上这片异国土地的时候，如烟的往事不能不从他记忆的深处浮出；当他再想到自己此行的使命，则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此时此刻，他想起与他共建旅欧支部的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等烈士，越来越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实在是太重、太重了！

周恩来是一位十分重感情的共产党人。他在留居德国办理去苏联手续期间，一定会造访当年同来欧洲勤工俭学，而至今还留在德国、法国的好友。其中，他曾会见过一位当年觉悟社的女友——还留在法国里昂攻读文科博士的张若名，至今还被传为革命友谊的佳话。

张若名，一九○二年生于河北清苑官宦之家。一九一六年考入天津直隶北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与邓颖超同班。五四运动之后，她与周恩来、邓颖超等发起组织觉悟社，后与周恩来等一起被捕入狱；释放之后，又与周恩来等人乘法国邮轮“波尔多斯”号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二年，她在法国参加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在此前后，她与周恩来交往甚密，许多当年留法的同学都认为他们两人是最要好的朋友。但是，他们之间却没有发展为爱情。恰在这前后，周恩来却通过通信与远在国内的邓颖超确定了爱情关系。对此，《周恩来传》一书中这样写道：

三十多年后，周恩来在教育他的侄女正确对待恋爱和婚姻问题时，讲到过这段经历：在旅欧初期，他曾经有过一个比较接近的朋友，那是个美丽的姑娘，对革命也很同情。周恩来说：“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注：指邓颖超），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定关系的”。

周恩来与张若名虽然没有成为伴侣，却成了很好的朋友。就在这次他绕道欧洲去莫斯科的期间，在一个初夏的傍晚，他还是到坐落在里昂北郊村镇中的女生宿舍会见了张若名。对这次会见，徐泓同志记下了杨堃教授亲耳听夫人张若名说的这段话：

周恩来化装而来，他戴着墨镜，穿一身笔挺的白色西装，戴一顶白色法国盔。当他摘下墨镜时，张若名看到了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他们在村镇旁边的一家小咖啡馆里一直坐到夜色沉沉。周恩来首先告诉张若名，一九二五年他和邓颖超结婚了，他替邓颖超问若名姐好。然后他讲了觉悟社的成员们已经各奔东西，有人继续舍生忘死地投身革命，有人脱离了政治，个别人彻底堕落，临分手时，周恩来深情地表示：“将来什么时候能够再相会，很难预料。”他说，他已做好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张若名则向周恩来保证：永远不泄露共产党的秘密。

周恩来与张若名自此之后天各一方，但是他们谁也不曾忘记谁。据当事人回忆，十五年之后，周恩来作为军调处一方的负责人来到北平，他曾化装前来看望时在北平任教的张若名，遗憾的是未能相遇。新中国成立前夕，张若名与丈夫远离北平，到昆明任教。周恩来作为一国的总理，绕道昆明出席万隆会议，依然没有忘记约见张若名夫妇。不久，身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商请张若名夫妇来北京工作，亲调张若名到外交部任法文翻译，但是由于张若名的原因未能调成。后来，张若名在“反右”中被迫害致死，后还是在邓颖超的关照下平反的。此乃后话。

这时的周恩来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了，因此他在德国居留期间主要是宣传中国的革命。据史记载，他途经德国时，不仅与德国的共产党人进行交流，而且还在德共《红旗报》上以化名陈宽发表了《写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一文。文章介绍中国苏维埃运动和红军的发展情况，指出：中国革命正在走向新的高涨。“农民游击战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号召工农群众为在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奋斗，呼吁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和中国的革命工农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保卫苏维埃政权。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篇文章是对中国共产党六大之后一年多的革命实践的总结，并“得出的新的极端重要的结论”，因此，公开发表以后在德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不少读者向报社探询作者是谁。对此，《红旗报》公开答复：“这篇值得一读的文章的作者是我们的中国兄弟党中央政治局的一位领导成员。”并撰文赞扬这篇文章“生动、具体地展现了中国革命巨大高涨的图景”。

周恩来于是年五月到达苏联莫斯科。接着，他与共产国际开始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或许是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的过程中，需要从理论上阐述中国革命的特点，他集中精力认真地回顾、研究了自六大以来中国革命发生的一切变化，写成了一篇重要的文章：《中国革命新高潮与中国共产党》，并在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公开的演讲。他说：“中国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同时，这一民权革命是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联合农民彻底完成。”他还明确指出：“工人运动的新高潮是在农民战争的背景之上兴起的。”接着，他又向出席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各国共产党人指出：“中国工农群众不仅有他们的苏维埃政权，并且有了为这政权斗争的十万红军和十数万的游击队。”同时，他还强调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和争取群众、组织群众、聚集革命力量的重要性。说到党内反倾向的斗争时，他指出在党内既要反对右的倾向，“也要反对‘左’倾盲动情绪和闭关主义”。七月十六日，他在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上作了《中国革命新高潮的特点与目前党的中心任务》的报告。他说：“中国革命的发展，因为全国政治经济的不统一，还表现不平衡的特征。”“目前中国革命新高潮是在成熟的过程中，还没有形成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实事求是地说，他在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尤其是对中国农民和红军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较之六大时的认识有了很大的飞跃。

更为重要的是，他在会见斯大林的过程中，向斯大林全面而又客观地介绍了中国革命的情况，使斯大林“接受一年多来中国红军有重大发展的事实，认为应该把中国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这不仅标志着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有了新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周恩来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从以城市暴动为中心，逐渐地向在中国农村建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过渡。

周恩来到达莫斯科之后，很快会见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全体成员。那时有瞿秋白、邓中夏、张国焘、陆定一等人。其中，代表团团长瞿秋白因与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等人发生矛盾，被解除了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为此，周恩来亲自与大病在身的瞿秋白长谈，了解情况。由于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东方部个别领导人的矛盾，直接关系到下一阶段中国革命——自然也是这部拙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故有必要作一简述：

六大之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很快，瞿秋白与米夫在两个问题上发生了矛盾。

一、“江浙同学会”问题。诚如前文所述，在六大之后，周恩来曾亲自参与处理此事，并宣布不存在“江浙同学会”小集团。那时，瞿秋白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派人去中大调查，与校方发生争执，经共产国际秘书长同意，到政治保卫局查阅材料，也遭到拒绝。无奈，瞿秋白只好亲自出面调查，经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监察委员会、中共代表团联合审查委员会的审理，做出公正结论：不存在“江浙同学会”，中大的工农学生还是好同志。王明小宗派打击陷害同志的目的没有达到。

从此，他与米夫及其忠诚的弟子王明等人结下了解不开的疙瘩。

二、与此同时，瞿秋白与米夫等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分歧日趋公开化。瞿秋白是一位正直的共产党人，经常批评以“中国通”自居的米夫不了解中国国情。当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征求瞿秋白对米夫的意见时，瞿秋白曾直言不讳地主张撤换米夫，让熟悉中国情况的鲍罗廷接任。此事，被见风使舵的张国焘透露给了米夫，从而加剧了瞿秋白与米夫的矛盾。不久，苏联开始批判布哈林，米夫借机在东方部讨论中国富农问题的时候，公然提出中国应同苏联一样推行反对和消灭富农的政策。瞿秋白以中国与苏联国情不同为由，坚决反对。为此，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在张国焘的所谓调解下，瞿秋白违心地赞同了米夫的意见。结果，瞿秋白被视为右倾，且成为以右倾路线与共产国际的正确主张相对抗的代表人物。

一九二九年夏秋之交，苏联开展所谓清党运动。米夫借机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以瞿秋白为团长的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他利用自己的一些得意弟子——王明小宗派中的一些人，有准备地搜集瞿秋白等同志的言论和文章，逐字逐句地分析，想从鸡蛋里找出骨头来。在他们认为条件成熟之后，开大会公开批判瞿秋白既犯“左”倾错误又犯右倾错误。与此同时，在米夫的指使下，王明小宗派的一些人还使用造谣、谩骂等卑鄙的手段中伤瞿秋白，这不仅使瞿秋白威信扫地，而且还使中国代表团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接着，这种宗派活动逐步升级，除采取漫画的手段，把瞿秋白画成吸烟的猴子外，还对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进行人身攻击和批判，并把杨下放工厂去劳动。更为严重的是，就在这时，瞿秋白的三弟——时在苏联留学的瞿景白突然失踪了！这对瞿秋白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他当时痛苦地说了这句话：“景白肯定被捕了，被苏联保安机关枪毙了。”

一九三○年春天，病情已经十分严重的瞿秋白与邓中夏、张国焘等人，被召到米夫的办公室。神气活现的米夫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宣读了《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因中大派别斗争关于中共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指责中共代表团多数成员犯了派别活动的错误。决议案宣布共产国际执委会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中共代表团，并请中共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员，并与共产国际商定新的成员。这样一来，瞿秋白就被米夫等人假借共产国际的名义，解除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

对此，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的陆定一愤慨不平，在他生前写下了这段话：

王明集团实际上是米夫组织起来，要夺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首先就在莫斯科反对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扬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使中国革命遭到失败，所以所有老的领导人都是机会主义者，非推翻不可。张国焘当时可耻地向王明集团投降，所以中国代表团里就发生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同志们同张国焘和王明集团的斗争。瞿秋白同志成了米夫和王明集团在党内的主要打击对象。我成了他们在青年团内的主要打击对象。现在看来，我们在莫斯科同米夫、王明集团的斗争是正确的，实质上是反对“老子党”和大国主义的斗争。

事后，瞿秋白曾对这一段不愉快的经历做了如下回顾：

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前称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争论。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斗争，觉得互相攻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作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都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销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代表的职务，准备回国。

米夫代表共产国际东方部撤销瞿秋白的职务不久，周恩来就由德国赶到了莫斯科。他一边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中央与远东局派驻上海代表的分歧，一边了解瞿秋白被解除职务的始末。由于国内立三路线的错误，加剧了中共中央与远东局派驻上海代表间的矛盾，所以周恩来赴苏的任务就更加难以解决。自然，他处在这样特殊的位置上，也就没有可能重议瞿秋白的问题了。

周恩来非常尊重瞿秋白同志。他早在第一次“西渡归来不久，即结识了已是党的主要负责人的瞿秋白”。在共同的革命实践中，他们二人可以说是相知很深的。在周恩来看来，瞿秋白不仅是我党最早介绍十月革命的同志，而且也是中共知名的理论家。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尤其是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是有着重大建树的。更为难得的是，当他在八七会议之后犯了一时的“左”倾盲动错误，他不诿过于人，主动承担责任，这与那些文过饰非的人相比，其政治品质是何等的可贵啊！

还令周恩来感动的是，他此次出国之前曾病了一场，这消息不知是如何传到莫斯科的，瞿秋白当即致电中央：“听说恩来、向应都病，现在怎样了，不胜悬念之至！”因此，当他来到莫斯科之后，看到肺病缠身的瞿秋白还蒙受米夫等人强加的不白之冤，内心自然是很为之不平的！但是，他作为党的领导人，在共产国际的所在地莫斯科，唯有避开这些政治上的是非，以温言宽慰瞿秋白。

另外，周恩来深切地知道：瞿秋白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团长，他的心一直牵挂着中国国内的革命事业。毫不夸张地说，国内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他几乎都有明确的态度。给他影响最深的一件事情，是彭湃、杨殷等五位同志被捕之后，瞿秋白当即给中共中央写信：“得彭、杨被捕之电，究竟情形怎样？此事宜亟设法，究竟用武力劫狱，或贿买狱卒，或其他方法救济，你们应能就地决定，如需特费，宜速来电声明。”当彭、杨遇难的噩耗传到莫斯科后，他含着悲愤的泪水，连夜赶写了《纪念彭湃同志》一文，发表在《真理报》上。事后，周恩来读到这篇文章不禁潸然泪下。文章写道：

上海来的电报告诉我们，有四位同志被我们的敌人枪毙，这是使我们非常之痛心的消息啊，而且彭湃同志，也是四个里面的一个。这样一件痛心的事情，不早不迟的发生在兆征同志死了不久之后啊！

彭湃同志是中国农**动第一个战士。当他开始在广东做农**动的时候，那时候做领导工作的同志，还在否认中国革命问题中农民土地问题的存在呢！

他是做群众运动工作的模范，他是真正能深入到群众里面去的同志。他的勇敢、果决的精神，工作的能耐，在从来未有的中国白色恐怖之下工作，这是党内同志无论哪一个都是极端的佩服他的。他是中国劳苦的农民群众顶爱的，顶尊重的领袖，在海陆丰农民的眼中，看得像父母兄弟一样的亲热。恐怕除湖南农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以外，再没有别的同志能够和他相比了。……

彭湃同志已经死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极大的损失啊！

中国的反革命——国民党，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现在才对着中国工农的领袖的尸体，欢呼庆贺呢！可是，你们这些反革命的统治阶级，你们且慢高兴，你们是灭绝不了我们的彭湃同志，杨殷同志的——你们杀掉我们一个彭湃，一个杨殷，中国的无产阶级是会在自己的斗争中去栽培出无数的彭湃，无数的杨殷来送你们的终！我们的责任，是要完成彭湃等同志开头做了的事业！

既然瞿秋白已经被米夫等人控制的共产国际东方部解除了职务，就常理而言，不要多少时间，病魔缠身的瞿秋白就会被送回国内。为此，周恩来一是为了缓解瞿秋白那愤懑不平的情绪，再是希望瞿秋白一回到阔别两载的祖国就能投入革命工作，遂主动地向瞿秋白介绍国内的革命形势。但是，周恩来做梦也不曾想到的是：不久，竟然是他自己与瞿秋白一起受命回国，且又演出了他一生中最难演的政治悲剧。由于这场悲剧的缘起是国内一步步形成的立三路线的错误，故笔者先扼要地回述如下：

周恩来出国不久，三月十七日，西北军将领鹿钟麟、宋哲元、孙良诚等五十七人通电全国，拥戴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阎锡山与冯玉祥重归于好，遂于四月一日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接着冯玉祥、李宗仁相继就任副总司令职。同时，以李宗仁为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亲率重整旗鼓的桂军由广西向湖南、江西进击；冯玉祥任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出潼关，向河南进军；阎锡山任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指挥河北所部向山东发起进攻。战役的第一阶段是李宗仁的桂军与冯玉祥的西北军南北夹击，会师武汉；第二阶段三路大军会攻南京。

对此，蒋介石调兵遣将，布阵应战：第一阶段重防北线冯阎大军，以主力进攻南线较弱的桂军。为此，他以韩复榘为第一军团总指挥，由河南退入山东境内，既避开和他的老上司冯玉祥对阵有变，又可应战阎锡山的晋军；以刘峙为第二集团军总指挥，防守南京的北大门徐州、砀山一线；以何成浚为第三路军总指挥，留守平汉线许昌一线，防冯玉祥的西北军南下武汉；以陈调元为总预备军团总指挥，担任黄河南线防地，并做机动；南线由蒋之大将何应钦为武汉行营主任，统率蒋之嫡系部队，应击由广西北进湖南、江西的桂军；得手之后，何应钦再指挥蒋之嫡系部队挥戈北指，与冯阎所部再激战于黄河两岸。

于是，史家所称的中原大战打响了！

蒋介石与诸地方实力派演出的这场空前的军阀混战，的确为中国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时机。中共中央的正确指挥路线应是：引导全党把握这一有利的时机，乘虚发展红军队伍，扩大根据地，待敌人打得两败俱伤的时候，再待机把中国革命推向高潮。但是，在周恩来走后为中央实际负责人的李立三却错误地利用了这一有利时机，使得以他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在这时恶性地发展起来。对此，《周恩来传》一书作了评介：

李立三从党内早已存在的那种“左”倾急性病出发，不切实际地夸大了当时出现的有利形势，夸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认为全国范围内直接革命的形势已经到来，从而走上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道路。五月十五日，他在《布尔什维克》上发表了《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六月九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为内容的长篇报告。劈头就说：“现在中国革命形势上，革命高潮已到了，目前，夺取政权的任务已经到了我们前面来。”他说：革命高潮的到来即是暴动形势的到来。直接革命是什么？就是暴动形势。在这种形势下，“有首先在这一省或那一省爆发革命高潮而马上普遍到全国的可能”。而最有可能首先爆发这种革命高潮的地方，便是上海或武汉。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接下去又将掀动世界革命的高潮。

也就是在这前后，李宗仁所属桂系部队势如破竹，攻占长沙，大有直抵武汉之势。对此，李立三看不到桂系所隐伏的危机，更未从战略上识破蒋介石取胜的谋略，头脑继续发涨，并于六月十一日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公然否定党的六大以来所执行的正确政策，提出“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更为荒唐的是还宣称：在现在全世界革命危机都已严重化的时候，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史家认为，这一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

共产国际收到中共中央六月十一日的决议之后，立即进行了审查，认为该决议是错误的，电告设在上海的远东局代表，要中共中央停发这一决议。六月二十日，远东局代表罗伯特致函中共中央政治局，明确表示不同意下发该决议。对此，李立三公然答复说：发出这个决议是目前革命的需要，“有什么问题时，由中共中央负责”。接着，他真的把该决议发了下去。这样一来，中共中央与远东局本已存在的矛盾就更加尖锐了！

对此，远在莫斯科的周恩来一无所知。

随着党内“左”倾错误的继续发展，李立三不仅与远东局驻上海代表的矛盾加剧了，而且对共产国际的一些指示也开始进行怀疑，甚至提出与之相左的意见。对此，远东局及时地向共产国际作了报告。

诚如《周恩来传》评述的那样，“共产国际这时还没有看到李立三的全部讲话，但研究了六月十一日决议后，认为它是错误的，希望周恩来和六大后一直留在莫斯科的瞿秋白回去纠正”。接着，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于七月十六日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国问题，周恩来与瞿秋白、张国焘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对《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进行了讨论。周恩来在作结论时的发言，仍然坚持他在国内一再重申的观点：中国“现在是革命高潮日在成熟过程中，虽然许多苏维埃已推翻了乡村封建统治，但在全国说，还没有直接革命形势”。这与李立三的观点真是相去远矣！

共产国际是赞成周恩来的看法的。二十三日，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就明确指出：“此刻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任务”。同时，《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并没有指出李立三犯的是路线错误，而认为是比较严重的认识问题。

周恩来与瞿秋白就是带着这样的指示精神离开莫斯科，分别搭乘火车回国的。从此，他们卷入了意想不到的政治纷争中。（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