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六日，江苏省委在陈乔年的主持下，于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召开各区组织部长联席会议。与此同时，上海总工会也在酱园路召开各区特派员及各产总主任联席会议。由于叛徒告密，早有预谋的敌人突然包围了这两个会议的会址。结果，陈乔年、郑复他、许白昊等江苏省委和上海总工会机关的负责同志共十一人全部被捕。

与此同时，就在陈乔年等被捕的前后，陈氏兄弟——陈果夫与陈立夫遵从蒋介石的旨意，建立并完善了蒋介石的“军机处”——中统特务组织。

中统，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它和军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一样，是蒋介石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御用工具。接着，陈立夫又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于一九二八年二月把隶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改称调查科，并隶属蒋介石任部长、陈果夫任代部长的中央组织部。因此，这时中统特务组织的全名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陈立夫兼第一任科长。由于陈氏太忙，科长没当几天，就又将调查科的负责工作交给了亲信杨剑虹。

陈乔年被捕之际，陈立夫正在南京，尚未卸去调查科长之职。他获悉陈乔年等人被捕是高兴的，自誉为是“开门大吉”。但是，由于当时党的组织关系是单线联系，出卖陈乔年等人的叛徒并不知被捕人员的真实身份，更不认识哪一位是陈乔年。这对陈立夫而言虽是美中不足，可在他看来却是小事一桩，因为他坚信只要一动大刑，或施以“钱”、“色”等软性手段，这十一个被捕的共产党人的身份就自然清楚了。

说到审讯陈乔年等人，陈立夫马上就想到逮捕地点是在英租界。按照当时的规矩，国民政府设在上海的**工具——警备司令部和公安局等机关，均无权在租界区捕人。如果在上海工部局所属各国租界逮捕了中国人，也必须通过所谓“引渡”手续，才能转到蒋氏王朝设在上海的有关单位。换言之，若想审讯陈乔年等共产党人，必须先向英租界办理“引渡”手续。

说到办理“引渡”手续，陈立夫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海上闻人”杜月笙。为此，他请示了蒋介石，当即要通了上海杜公馆的长途电话，打着蒋介石的旗号，要杜月笙帮助办理“引渡”手续。

世人皆知，杜月笙是青帮大亨，他背靠洋人起家，借着走私鸦片等发迹。所以，他的触角伸到了上海各个地方。待到他协助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又被蒋氏晋封为少将顾问之后，他就真的变成了上海的“霸主”。对此，一代报人徐铸成先生曾写过这样一段话：“连蒋介石、帝国主义分子、租界当局也要‘买’他的‘账’，同是‘闻人’，虞洽卿、王晓籁成名比杜早，但一切还要看杜的颜色行事，有时还要借助于他的声光。”因此，杜月笙收到陈立夫自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当即答说：

“请陈先生放心，我立即给英国巡捕房政治部兰普逊探长打电话，请他立即把这十一个**分子引渡给淞沪警备司令部。”

英国巡捕房探长兰普逊是横行上海滩的洋鬼子，但他自知和杜月笙还不是一个等级的人物。另外，他清楚要在上海安全立足并能顺利办成事情，杜月笙是得罪不起的。因此，这些年来，他与杜月笙等“海上闻人”沆瀣一气，办了数不清的丧尽天良的坏事！今天，他一听杜月笙的口气，是蒋介石请他兰普逊“引渡”被捕的共产党人，故十分痛快地答说：

“杜先生的事就是我的事，蒋先生的事也就是我们英国人的事。请杨司令派人接办引渡手续。”

兰普逊所称的杨司令，就是时任上海警备司令的杨虎。他与时任上海国民党政治分会委员的陈群狼狈为奸，自“四一二”大屠杀始，残杀了难以数计的工人和共产党人。由于他们一个叫杨虎，一个叫陈群，故被时人称为“虎狼成群”，足见他们作恶多端。杨虎接到杜月笙的通知，当晚就把陈乔年等十一位共产党人引渡至警备司令部，收押在天字监一号牢房。

然而由于中共中央的情报系统尚未完善，莫说对出卖陈乔年等人的叛徒一无所知，就是对陈立夫、杜月笙等如何与英国巡捕房探长兰普逊勾结，秘密引渡陈乔年等人的经过也不知情。为此，周恩来几乎是以命令的口吻再次下达指示：

“要尽快查出出卖陈乔年的叛徒，一定要设法营救陈乔年等同志出狱！”

周恩来从获悉陈乔年被捕的同时，近似条件反射地想到了陈独秀。诚如前文所述，半年多以来，他不仅被党中央撤掉了总书记的职务，而且还牺牲了他的长子——也是周恩来留法时期的战友陈延年。时下，他最疼爱的次子陈乔年又突然被捕入狱，且十有八九将被敌人送上断头台，这对已近半百之年的陈独秀而言，打击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周恩来在下达了营救陈乔年的指示后，又很有感情地对李强等同志说道：

“乔年同志被捕的消息不要声张，尤其不要告诉乔年的父亲仲甫同志。”

但是，负责保卫中央安全的主要领导人顾顺章在获知陈乔年被捕的消息之后，很快就告诉了陈乔年的妻子史静仪同志。周恩来听后严肃地批评道：

“顺章同志的这一做法是欠周全的。你们想过没有？告诉了史静仪同志，岂不等于告诉了仲甫同志？仲甫同志一旦获悉乔年被捕的消息，他又要承受何等大的精神打击？”

周恩来历经深思，决定前往访问陷于无限悲痛中的陈独秀。

据史记载，陈乔年虽然不赞同父亲所代表的路线，但“乔年同情父亲的遭遇，也赞同父亲的某些意见。但他对父亲与党中央之间的矛盾，很感为难”。他作为儿子，还时常来看望已经为中国革命失去长子的父亲。这对陈独秀来说，无疑也是一种极大的精神安慰。就在上次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和陈独秀谈话之后，陈乔年听说有些人把父亲的意见“当做笑话到处宣传”，他劝告父亲不要再给中央写信了。“陈独秀听了乔年的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再给党中央写信。”他在关注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同时，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和音韵学问题”方面。从上述事实说明，陈独秀与陈乔年的政见有分歧，但并没有影响父子的亲情。从某种意义上说，陈乔年成了失意父亲的一种精神寄托。因此，当陈独秀获悉陈乔年被捕的消息之后，他的精神支柱几乎全部崩溃了！

说到陈独秀对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被害后的悲愤之情，以及对独夫民贼蒋介石的痛恨，世人是很少知悉的。直至四年之后他被捕入狱，且在蒋记的狱中过了近五年的铁窗生活，他于狱中突然听说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发动西安事变，把蒋介石囚于西安，还再次表达了他对延年与乔年等烈士的追念，以及对屠杀革命人民的刽子手蒋介石的痛恨。对此，同案人曾作过如下记述：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生了“西安事变”震动全国。监狱中听到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在西安，莫不喜形于色，欢声雷动……陈独秀对这件事简直像儿童过年那样高兴，他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一点菜，对我和罗世墦说，我生平滴酒不喝，今天为了国仇家恨，我要痛饮一杯。他先斟满一杯酒，高举齐眉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于是他把酒奠酹地上。他斟了第二杯，呜咽起来说，延年啦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接着他老泪纵横，痛哭失声。

读过上述文字，我们就不难想象陈独秀听到陈乔年被捕后的样子了！几天来，他有些失魂落魄，任凭陪伴他的那位女工如何解劝，他只是借酒浇愁，老是重复着这样一句话：

“延年，乔年，你们知道为父此时此刻的心情吗？……蒋某人，蒋屠夫，我陈独秀和你不共戴天！”

也就是在这种特殊的氛围中，周恩来赶到了陈独秀的住宅，宽慰又要失去次子陈乔年的陈独秀。

周恩来是最善解人意的，因此，他也最能体谅陈独秀此时此刻的心情，对陈的一些过火言词不仅不予以答辩，反而以情打动这位党内的“老家长”，希冀他尽快回到党的方针和路线上来。

“请仲甫先生息怒，我今天来的目的，主要是看望你。其次，党的六大就要在莫斯科召开，中央希望你能出席。”

“不去！”陈独秀再次断然作出了答复。

关于陈独秀拒绝去莫斯科的原因，当事人与后来的党史专家有着不同的认识。王若飞认为，陈怕苏联“正在反对托洛茨基，他去时一定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对国际的意见，那时人家一定为了打击托洛茨基的缘故来打击他”。此见不无道理，但纵观陈独秀的一生，尤其是陈在五次被捕时的表现，恐怕还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对此，唐宝林先生在其专著中认为：

第一，是他日益滋长起来的对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不满情绪。他认为中共中央是在排挤他和谭平山两个老人；尤其在大革命失败的错误和责任问题上，他不满意共产国际文过饰非，把他当替罪羊，作为右倾投降主义的代表来批判，甚至出现“某些超过事实的指摘”。他承认，他没有这种“万方有罪在于一人”的雅量。

第二，他自己解释不赴苏的原因时，很强调“中国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他曾提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并认为大革命失败的错误主要责任在国际身上；而国际之所以错误，在于外国人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他曾反问当时劝他赴苏的人说：“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

总之，陈独秀以他雄辩的口才，向周恩来讲了坚决不去苏联的原因。结果，专程前来看望陈独秀的周恩来无奈而返。

由于陈乔年等同志被捕，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上海问题。周恩来明确指出：“上海要用新的方法来接近工人组织，工作既不是退让、保守的，但亦不是仓促的。即罗亦农提议要老老实实开始党组织的改组工作，准备做长期的斗争。并开始进行党员登记工作，不怕少，只要质量好。”在这次常委会上还作出决定：“由项英、王若飞、李富春、陈炳根、黄平组成江苏省委常委，李硕勋代理浙江省委书记。”

也就是在这前后，赴武汉的中央巡视员李维汉回到了上海。常委在听取了李维汉的汇报之后，“中央认为中央巡视员罗迈同志对于两湖工作的布置和决议及湖北省委自己的决议大体都是对的”。

李维汉历经实地考察，他对两湖暴动的看法是：“湖北农村的斗争比湖南深入，湖南乡村豪绅的统治相当的稳定，同时湖北还有其他的条件，如政治经济的意义和工人区域等等，因此，两湖暴动应以湖北为中心。”但不知何故，中央在收到他的信后，却认为“湘、鄂、赣三省举行暴动，仍应以湖南为中心”。对此，周恩来向李维汉解释了中央的意图。接着，李维汉又讲到两湖的“形势很紧张，武汉和长沙白色恐怖很厉害。湖南省委连续遭到破坏，先是省委书记王一飞被捕牺牲，接着继任书记任卓宣又被捕后叛变”，给湖南省委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也就是在这时，周恩来感到如不考虑实际情况，仍坚持两湖暴动，不仅参加暴动的工人、农民会流血牺牲，而且各级党的组织也会遭到更大的破坏，其中一些负责同志，尤其是像“树大招风”且又坚持在武汉工作的向警予、郭亮等同志的安全，就更增加了危险。于是，他怀着不安的心情问道：

“维汉同志，再详细谈谈郭亮同志、警予同志的情况好吗？”

李维汉告之：根据“中央决定成立湘鄂赣边特委，以郭亮为特委书记”的决定，他“在武汉期间，同郭亮等同志商定了湘鄂赣边特委的区划，决定该特委辖湖南之浏阳、平江、岳阳、临湘，湖北之咸宁、蒲圻、通山、通城、崇阳、嘉鱼，江西之修水、铜鼓，共十二个县，特委机关驻岳阳，受湖北省委领导。郭亮离武汉后，省委书记由刘伯庄继任。郭亮很快即去岳阳就职”。

“郭亮在两湖是鼎鼎大名的人物，他移居岳阳后安全有保障吗？”周恩来仍不放心地问。

李维汉答说：郭亮于二月初离开武汉，“和二十多名干部，分批从武汉南下，进入湘北重镇岳州（现岳阳市）。在翰林街开设煤栈，以作掩护，建立起特委机关，另又在街上开一饭铺做交通站，湖滨还准备了小船。风声紧时，他和特委的干部，就到船上过夜”。最后，他又说道：

“据说，郭亮身着长袍马褂，戴着瓜皮小帽，蛮像个煤栈老板的样子。如无特殊情况发生，我看他的安全是有保障的。”

说到战斗在武汉的向警予，李维汉更是感慨万分。她化名易夏氏，“白天活动于群众中，晚上在法租界三德里九十六号的一间小楼房里，为编写和刻印党的秘密报刊而通宵达旦地工作”。后来，同志们劝她离开武汉，可她却说：“确实，我的处境有困难。可是，唯其这样，我更不能离开。”接着，她加重语气，无比坚定地说了如下这段话：

“大风大浪的时刻，一定要沉着、镇定。武汉三镇是我党重要的据点，许多重要负责同志牺牲了，我一离开，一时无人支撑，《长江》一停刊，就是说我党在武汉失败了，那会叫许多工人怎样失望。这是对敌人的示弱，我绝不能离开！”

周恩来听后虽为向警予的革命精神所感动，但他对向警予的安全却越发担心了！

没过几天，中央获悉湖北省委遭到破坏，军事部长苏先骏以及宋岳林等被捕。中央当即开会作出决定：一面设法组织营救被捕的同志，一面派罗亦农为中央巡视员赶赴武汉，在指导两湖工作的同时，尽快恢复遭敌破坏的湖北省委。罗亦农行前，周恩来仍不放心地叮嘱：

“亦农同志，一定要分外关注郭亮同志、警予同志的安全。”诚如前文所述，周恩来于去年回到上海不久，“对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卫机关进行整顿。将原有的特务股改为总务、情报、行动三科”。同时，党中央又于是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布了第二十五号中央通告，明确指出：“经过支部决议，得派一二位忠实的同志，到国民党部以及某种反动机关，做侦察和破坏工作。但必须限于有这两种作用才可派遣。”陈乔年等同志的被捕，湖南、湖北等省委相继遇到敌人破坏，使周恩来再次想到上海不仅有“帝国主义的租界、驻军和巡捕房”，而且还有“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警察、宪兵、特务。有封建社会的秘密组织——流氓集团”，更“有少数败类叛变投敌，充当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给共产党组织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党中央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进行革命活动，没有秘密情报保卫工作，就很难立足。因此，如何了解敌人的动向，打击叛徒、特务的猖狂活动，如何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和负责同志的安全，就成为当时最为迫切的任务”。为此，他找到中央特别委员会的具体负责人顾顺章，严肃商讨有关的事宜。

顾顺章，原名顾凤鸣，上海宝山县白杨人。他早年在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当钳工，后为小工头。此人自幼习武，喜欢耍枪弄棒，与青帮门中人有瓜葛；后来，他购得洋人防身武器，练习射击，终能双手打枪，名噪一时；再加上他在上海滩经常打架斗殴，又变得一手好魔术，遂成了一个典型的流氓无产者。由于他在“五卅”运动中表现勇敢，被调到上海总工会工作。不久，党组织派他和陈赓等人去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回国以后，恰好赶上周恩来等领导的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遂出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队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顾奉命调任武汉中央军委特务科科长之职，负责保卫党中央的安全以及镇压叛徒内奸等工作。他参加了党的八七会议，因是工人出身，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由武汉迁往上海之后，他又参加了党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接着，中央决定创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特别委员会，顾又负责特委的具体工作，并亲自主持行动科。今天，周恩来在李强同志的陪同下，化装来到顾顺章开设的化广奇魔术店，和他商讨如何加强党的保卫机关，以利保卫党中央的安全与营救被捕的同志。出乎周恩来所料的是，顾顺章听后便带着情绪地说：

“根据苏联的经验，要做到你要求的这样，我们必须有各种身份的卧底内线，为我们提供眼睛和耳朵的作用。可我们呢，既没有这方面工作的经验，也缺少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才。”

“没有经验，我们可以从实践中积累；没有人才，中央可以给你们调。一句话，中央作出了决定：要充实、加强我们的保卫队伍。”周恩来以毋庸置疑的口气说道。

顾顺章听后依然故我，为难地叹了口气，说道：

“唉！说到这条战线上的队伍建设，我就想到了人才难得这句话。我真不知该到哪儿去调这方面的人才。”

“陈赓同志不是在上海吗？”周恩来提醒说，“他是和你一道去苏联学习保卫工作的嘛！”

“可他现在是重伤号，时下正在孙夫人的表弟开设的医院中养伤呢！”顾顺章说罢又指着李强说道，“他最了解陈赓的情况，还是让他说吧！”

“李强同志，陈赓同志的伤好些了吗？”周恩来关切地问道。“他的伤势渐好，据牛惠霖大夫说，再换几次药就可以出院了。”李强答说。

“李强同志，”周恩来看着有些拘谨的李强，客气地说道，“你尽快代表我去医院看望陈赓同志，征询一下他对工作的意见。”

“是！”李强下意识地站起身来，十分干脆地答说。

陈赓参加南昌起义之后，很快又随起义大军退往广东。在退至赣南会昌的时候，不幸与数倍于我的强敌遭遇，他在掩护部队撤退的战斗中，“左腿三处中弹，膝盖处的筋打断了，胫骨、腓骨都被打折，不能行动”。后被叶挺带领的反攻部队救出，送到汀州傅连暲开设的福音医院治疗。傅连暲采用“保守疗法”，终于保住了陈赓这条伤腿。接着，陈赓又在卢冬生等人的帮助下退往潮州，住在韩文公庙小学养伤。不久，南昌起义的部队兵败潮汕，伤势依然很重的陈赓只好转移，后在当地工人的帮助下，由卢冬生陪同乘船转往香港。

陈赓在卢冬生的看护下到达香港，没有一个熟人，始终找不到一个安身之处。最后，陈赓与卢冬生几经协商，决定用仅有的二十元大洋乘船北去上海。在好心的工人的帮助下，不仅买到了船票，而且还找到了一副行军床，使尚不能行走的陈赓可以躺在货舱中。事有凑巧，船过汕头的时候，南昌起义军第二十军第三师师长周逸群也登上这艘轮船。可能是周逸群疲劳到了极点，“他一上船，就夹着一张烂席子找到货舱里，见只有一个人在那里，不管三七二十一，偷偷摸摸，倒头就睡”。这时，陈赓正躺在行军床上看报，他一见是周逸群，真是高兴异常，遂用报纸遮着脸，故作认真地说：

“这报上的消息真灵通，周逸群还没上船，报纸就登出来了。”

周逸群听罢着实吓了一跳。但是，当他再仔细分辨这熟悉的声音，遂又动手拿掉遮住陈赓的报纸，便转惊为喜地说：

“啊，是你这个鬼呀！哈哈……”

就这样，“陈赓和周逸群、卢冬生同船离开汕头，历经千辛万险到达上海。这时已是一九二七年十月中旬”。很快，他们通过陈赓的妻子王根英的帮助，与党接上了关系。

王根英，自幼家贫，十一岁就到日商恒丰纱厂当童工。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五卅”运动的参加者，又是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骨干分子，并当选为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人民委员。大革命失败之后，她奉命转入地下。不久，她又作为上海党的代表，出席在武汉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她在上海时就与陈赓相识，二人遂在汉口完婚。不久，陈赓奉命去南昌，参加南昌起义；王根英回到上海，在党中央担任交通员。“如今，忽见陈赓拖着重伤的腿，备历艰险回到上海，非常高兴地把他安顿在家里，尽心照料，并且马上帮助他和组织接上了关系”。接着，又把陈赓送进牛惠霖骨科医院医治。

牛惠霖留学英国，和留学美国的弟弟牛惠生都是出色的骨科医生，且政治思想进步。由于他的医术高明，加之他又是宋庆龄的表弟，在上海很有名望。许多所谓“党国要人”和有钱的阔佬都找他治病。开始，牛医生怀疑陈赓是强盗，“以为他的腿是在盗窃作案的时候摔坏的，不很乐意医治”。后来，陈赓和盘端出事情的原委，深深打动了这位思想进步的牛医生，他决心把陈赓的伤腿治好。在治疗过程中，他们几经交往，又成了朋友。起初，由卢冬生照料。待到卢冬生陪贺龙、周逸群去湘鄂西后，又由李强等同志负责联络。就这样，陈赓在党组织的关怀下，在牛惠霖医生精心的治疗下，他的伤腿日渐康复。

今天上午，牛惠霖医生又和往常一样第一个来到陈赓的病室，看见陈赓正在遵照他的医嘱练习伤腿。他开了几句玩笑，就又命令陈赓躺在病床上接受理疗。

陈赓生性喜动不喜静。但是，他自从去年八月二十四日负伤以来，已有半年的时间是和担架、病床打交道了，这对他而言真是比坐监狱还难受。他打心里想早一天走出医院为党工作，故经常向牛惠霖医生询问自己何时能出院。今天，他在练习腿功的时候自我感觉特别好，便在牛惠霖治疗的时候，再次问道：

“牛医生，我这条左腿看来是保住了，对吧？”

“我不是早就告诉你了吗，保住了。”牛惠霖边治疗边认真地说。

陈赓似有所思地叹了口气，接着又似自言自语地说：

“多有意思，我们的蒋校长用了三颗子弹，想报答我东征时的救命之恩；可他绝不会想到，牛医生用一把小小的手术刀，就保住了我这条左腿。”

牛惠霖医生自然知道陈赓救蒋介石的往事，但时下经由陈赓的口中说出，似乎又变成了一种人生哲理的调侃。他望着凝思不语的陈赓摇了摇头，说：

“什么话到了你的嘴里，也就变了味。好像你一天不乱说就活不了！”

“知我者，牛惠霖医生也！”陈赓说罢又突然变得严肃起来，望着已治疗完毕的牛惠霖，“说老实话，我什么时候能出院？”

“再有两天就结束这个疗程了，我想到那时出院是没有问题的。”牛惠霖有把握地说。

“谢天谢地！我也谢谢你这位世间救命的上帝。”

“你呀，又开始乱说了！”牛惠霖医生说罢走出了病房。

牛惠霖医生和往常一样，用了近一个小时查完了病房，回到了自己办公的地方。他刚坐下打开新来的报纸，想翻阅一下当天的要闻，李强就悄悄地走了进来。

“牛医生，他的腿伤好了吧？”李强问。

“问题不大了，再过两天就可出院了。”牛惠霖客气地说。

“我可以去病房看看他吗？”

“可以，但不要待太长的时间。”

李强告别牛医生，兴致勃勃地叩开了陈赓的病房门，令他惊疑的是，房中空空如也。他急匆匆地赶回牛惠霖医生的办公室，询问陈赓的去向，牛惠霖医生也深感诧异地摇了摇头。接着，他们二人几乎是同时发出了这样的自问：

“他去什么地方了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