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恩来南下广州前后，蒋介石真可谓是忙极了！

首先，蒋介石借口完成孙中山先生统一全国的未竟大业，更高地举起二次北伐的大旗，迫使全国主要的地方实力派云集在这面大旗下，拥戴他为讨伐奉系张作霖的唯一领袖。这样，全国一旦统一，他就可不费一枪一弹登上九五之尊。为此，蒋介石运用手中的权力，于三月七日，由国民党中央推举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随即他又充分运用自己最为擅长的纵横之术，在国民党各派势力中进行政治分赃，使其各得其所。在他一手控制之下，由国民党中央决定：李济深为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宗仁为武汉政治分会主席，冯玉祥为开封政治分会主席，阎锡山为太原政治分会主席。在他完成第一集团军所谓整军、且亲自出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之后，又分别任命李济深为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这样一来，便形成了以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统率下的蒋、冯、阎、李四大总司令的军事格局。从表面上看，业已形成举行二次北伐的统一局面。

接着，蒋介石于三月十六日颁发国民革命军北伐总方略，计分为“方针”、“前期作战任务及部署”、“后期作战任务及部署”三个部分。对二次北伐的四大集团军均做了详细的军事部署。同日，蒋介石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招待京沪各报记者，发表关于北伐及外交谈话。其中关于北伐的谈话如下：“敌人的计划，以奉军力量集中京汉线，孙传芳的主力由济宁前进，打归德、开封，打下河南，再打山西，再打津浦线。我军方面，希望敌军深入黄河以南，一战而克河北。兵力方面，奉鲁军总计最多二十万，我方实有五十万以上，革命军在枪械上兵力上确有制胜的把握。”

总之，蒋介石为二次北伐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就等着他下达北伐攻击令了。

就在蒋介石大张旗鼓地宣传二次北伐的同时，他为防后院起火，还秘密地约见了陈立夫等人，要他们在二次北伐期间，务必剪灭在江南各大城市的地下共产党组织。在近代统治者的心目中，如要统一中国，必须占有北京、武汉、广州、上海四大城市。而今蒋介石虽然已占有武汉、广州、上海三大城市，但在这三大城市中还有庞大的共产党组织。其中上海租界区中还设有中共中央的地下机关，时时在领导着全国的城市与乡村的暴动。一旦蒋介石随军北上，如在后院再发生类似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广州暴动、武汉暴动这样的事件，不仅二次北伐功亏一篑，而且还会动摇他的发祥地江浙与上海的根基。因此，他十分明确地说道：

“时下北伐，绝不是单单为了消灭奉系军阀，统一全国。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在两条战线作战。就苏俄的教训而言，我交由你们作战的这条战线更为重要。”

对此，陈立夫是知情的。接着，他又把在上海组建特务机构，以及逮捕陈乔年等十一人的所谓功绩表述了一番。蒋介石听后很是不高兴地说：

“古人云，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时下共产党中的‘王’是谁呢？在上海的周恩来，在湘赣当山大王的朱德和毛泽东，在两湖的郭亮等人。懂吗？”

“懂，懂……”接着，陈立夫又十分神秘地向蒋介石报告，“据来自武汉的情报，被捕的中共湖北省委军事部长苏先骏，以及宋岳林等人终于自首，并表示愿为蒋主席效劳。”

“有什么具体的行动吗？”蒋介石问道。

“武汉的宋岳林，他说能帮助我们抓住女**向警予。”

“向警予非等闲之辈，她原是蔡和森的老婆，最好在抓住向警予之后，把文章做到蔡和森的身上。”

“是！”

“苏先骏是他们的军事部长，他能帮着我们做些什么呢？”

“他说可以帮着我们抓住郭亮等人。”

“真的？”蒋介石顿时来了精神。

陈立夫微微地点了点头。

“果然如此，当举杯相庆。”

“可这个苏先骏把郭亮当作自己手中可居的奇货，还向我们提了一些条件。”

“一概答应！”蒋介石说罢沉吟片时，又严肃地说，“我早就对你们说过，两湖的问题，主要是出在两个人的身上，一个是毛泽东，他上山当了山大王，暂时拿他还没有办法；再一个就是郭亮。”

“是！”

“立即电告你派往武汉的绝对可靠的亲信，要秘密实施逮捕向警予、郭亮的任务，勿使漏网！”

陈立夫秉承蒋介石的旨意，首先秘密实施了逮捕时在武汉的向警予的计划。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日清晨，“在叛徒宋岳林的指认下，向警予与其助手同时被捕，收押在法国巡捕房拘留所里”。在这期间，向警予等虽然尚未“引渡”，法国巡捕与国民党司法当局秘密勾结，“对她百般诱惑和严刑拷打，逼她交口供，均被她严词拒绝”。由此可见，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当局狼狈为奸，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据史记载，向警予在巡捕房期间，每天早晨起床梳洗后就背诵唐诗、古文和唱歌，接着，乐观地给牢房的难友讲故事，做思想工作。她曾说过这样的话：“人都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然而到了不能珍惜的时候，只有勇敢地牺牲。人迟早总是要死的，死也要死得明明白白，慷慷慨慨。”她于沉默之时，常常把藏在内衣口袋中的父亲和两个孩子的照片拿出来，或贴在脸上，或放在唇边亲吻。她常对着父亲的照片自语：“我的父亲是最爱我的，我拿什么报答他呢？”她对两个孩子的合影常小声说：“妮妮，博博，妈叫你呢，听见了吗？”说着说着眼眶就红了。但是，当她走上法租界的法庭，她就用法语大声质问：“中国共产党人谋求解放是正义的，法帝国主义为什么干涉中国革命？”充分表现出了共产党人大义凛然的气节！

接着，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深夜，在叛徒苏先骏的指认下，郭亮在岳州翰林街“煤栈”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警卫员周和生及郑国翔、骆妈等四人。敌人根据事先布置好的计划，当即将郭亮解往岳阳火车站，关进专用车内，捆绑在车座上，下令开车，押回长沙。

据史记载，押解郭亮的专车于三月二十八日下午四时左右到达长沙。郭亮被捕的消息传扬开来，长沙全城百姓为之震动。“工人、学生、市民涌上街头，从火车站到司门口，千千万万的人，怀着沉痛的心情，向自己最熟悉、最亲切的‘郭委员长’告别。”反动的长沙当局，见状无比恐惧，“马上宣布全城特别戒严，俨然如临大敌”。郭亮在军警前后左右的“护卫”下，演出了一场最为壮观的戴镣长街行。当郭亮经过长沙的商业中心司门口、八角亭一带时，他踏上一辆人力车，向环绕着他的群众，慷慨激昂地演讲，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国民党军阀！”等口号。反动军警唯恐出事，赶忙驱散人群，将郭亮押进“惩共”法院，并于是日深夜，对郭亮进行了秘密审讯。为惜墨存史，现将轰动一时的审讯记录摘记如下：

“你是郭亮吗？”

“我承认是总工会的委员长郭亮，你们就可以杀了，不必多问！”

审问者向他追问党的地下组织，郭亮幽默地说道：

“开眼尽是共产党人，闭眼没有一个。”

这回答激怒了法官，他威胁地说道：

“你不说，我会严刑拷问的！”

“家常便饭。”

“我要砍你的头！”

“告老还乡。”

这就是郭亮同志的全部“供词”。

蒋介石及时地收到了郭亮在岳阳被捕，以及来自长沙审讯郭亮的报告。当他获悉“郭被逮，长沙**，老百姓大有自发劫狱之势”后，当即指示：立即就地秘密处决。

长沙反动当局遵从蒋介石的旨意，遂于三月二十九日午夜以后，偷偷地在“惩共法院”内，将郭亮秘密地杀害了。

郭亮被害之前，给他的战友、妻子李灿英写了这封遗书：

灿英吾爱：

亮东奔西走，无家无国。我事毕矣，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

此嘱。

郭亮

郭亮被杀害之后，残忍的敌人将他的遗体摆在浏阳门外识字岭，将他的头颅挂在司门口示众。三天后，又将他的头颅挂到他的家乡铜官镇东山寺的戏台上。对此，鲁迅先生在厉斥其残暴之后，愤然地写下了这句话：

“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

这足以说明：敌人的残暴恰恰是他们的软弱！

但是，在蒋介石看来，逮捕向警予、残杀郭亮是他在“剪灭”共产党战线上取得的胜利。为此，他通过陈立夫嘉奖所谓有功人员的同时，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制造舆论，妄图动摇共产党的军心，再进一步扩大战果。同时，他还向陈立夫等人下达指示：一定要尽快地摧毁设在上海租界中的中共中央的核心机关。遇有重大案情，可亲自到北伐前线请示机宜。

陈立夫当然明白蒋介石召见自己的用意，即要他谨防后院起火的同时，能在上海再打一个所谓的漂亮战役。他为了能让蒋介石放心地偕夫人宋美龄赶赴北伐前线，大包大揽地说：

“请主席放心！根据您的指示，我在南京健全了党务调查科的机构，加强了保卫领袖的职能。同时，在上海不仅设立了对付共产党的机关，而且还和工部局、市党部、警备司令部建立了协作关系。”

“我再说一遍，这些工作是必需的。但是，做这些工作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快破获设在上海租界区的中共中央的核心机关，逮捕像周恩来这样的领袖人物。”蒋介石严厉地说道。

“是！”

接着，蒋介石就在郭亮惨遭杀害的第二天——一九二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由南京赶到徐州督师北伐，即日发表《北伐出发告后方同志书》，“要求后方将士努力职守，使阎闾不惊，工商乐业，前线将士无后顾之忧”；四月一日，蒋介石在徐州发表《告前方将士书》，要求前方将士“视民众之痛苦为己身之痛苦，视国家之危难如己身之危难，将存必死之心，士怀必胜之气，直薄幽燕，长驱关外，使张作霖覆灭之后，更无继张作霖而起之人”；同时，发表《告北方将士书》，号召北方将士翩然来归，相与成不世之业，“诚能于革命军未到以前，在军阀后方自动举义者，即以原职任用；其临阵归附者，亦一律从优待遇，与革命军无稍差异”。

蒋介石在徐州完成二次北伐的准备工作之后，遂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七日下达总攻令：要求第一、二、三集团军分别沿津浦、京汉、正太铁路挺进。同时，蒋发布誓师词称：“党国存亡，主义成败，人民祸福，同志荣辱，在此一战。”从此，北伐军与奉军张作霖的战役拉开了序幕。

继陈乔年身陷囹圄之后，向警予被捕，郭亮惨遭杀害，在激起像鲁迅先生这样富有正义感人士义愤的同时，那些附身革命潮流中的投机分子也现出了原形。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何家兴与贺稚华夫妇。

何家兴与贺稚华同是留苏学生，他们有着极其相同的革命目的，那就是通过革命捞到所谓的名誉地位，借以满足他们追求的物质生活。因此，他们远在莫斯科就结为伉俪，在异国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大革命失败之后，他们根据组织上的安排回到了上海，每人拿着不足二十元的津贴住机关。未出一个月，他们就忍受不了这种既清苦又严格的生活，经常偷偷地出入舞厅，沉湎于灯红酒绿的生活中。那次在邓颖超家借“拜干姐妹”开中央妇委会，贺稚华未能与会的真正原因，就是去百乐门跳舞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何家兴与贺稚华的行为引起了同志们的注意。罗亦农作为中央巡视员赴武汉前夕，因事化装外出路经百乐门，亲眼看到他们夫妇喝得半醉，相互依偎着由百乐门走出，真是气愤到了极点！翌日，罗亦农一早赶到由何家兴与贺稚华看守的机关，严厉地批评他们说：

“革命意志的消沉，必然导致生活上的堕落，而生活上的堕落，又必然会给敌人以可乘之机，这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对你们夫妇从事的工作性质，是非常危险的！”

何家兴与贺稚华知道罗亦农在党内的地位，而且又是他们夫妇的直接领导，只好违愿地低头认错。

在罗亦农看来，何家兴与贺稚华的行为是不能原谅的，必须严格要求，否则会给革命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他在经过严肃批评教育之后，又严厉地说道：

“在我离开上海期间，你们必须向组织作出深刻检查，等候组织的处理！”

罗亦农离去之后，何家兴与贺稚华就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他们最为害怕的是罗亦农返回上海，把他们夫妇调离工作，送往外省或到农村去发动暴动。因此，他们夫妇之间经常为这件事情发生争吵。

周恩来奉命南下香港不久，罗亦农由武汉返回上海。接着，就发生了向警予被捕、郭亮惨遭杀害的事情。由于出卖陈乔年的叛徒唐瑞林、出卖向警予的叛徒宋岳林、出卖郭亮的叛徒苏先骏等均认识何家兴与贺稚华，因此，他们夫妇完全陷入了惶恐之中。其中，贺稚华更是焦躁不安，度日如年，而且还经常在梦中惊醒，喊着“家兴救命！……”

一天上午，何家兴外出办事，机关中只剩下贺稚华一人看守，她失魂落魄地在室内走来踱去。突然，室外传来了由远而近的警笛声，她吓得自言自语地叫了一声“上帝啊！”遂下意识地用双手捂住了耳朵，声音颤抖地叫着：

“家兴，家兴……”

警笛声消失了，但是贺稚华的精神仍然处于恍惚之中。不知何时，何家兴推门走了进来，他一看贺稚华的样子，忙问道：

“稚华，你这是怎么了？”

贺稚华闻声一看，惊叫了一声“家兴！”便扑到何家兴的怀里失声痛哭起来。对此，不知其故的何家兴只有安慰道：

“不要怕，我就在你的身边嘛！”

“那又有什么用？唐瑞林、宋岳林、苏先骏……还有其他一些投敌叛变者，都认识你我，一旦在路上遇到他们……”

“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那该怎么办呢？一旦你的顶头上司……”

“我早已安然无恙地回到了上海。”罗亦农边说边走了进来，随手关死房门。

何家兴与贺稚华看见罗亦农神态严肃地站在室中央，二人惊得不知如何是好。这时，罗亦农严厉地说道：

“我必须批评你们，谈论这样的问题，怎么能不关屋门呢？”

“我……我忘了关门了。”何家兴答说。

“不，不……”贺稚华忙说，“是我忘了关屋门。”

方才，罗亦农站在门外，虽然没有全部听到何家兴与贺稚华的谈话，但是，他对他们夫妇如此惊怕叛徒却感到意外。他沉吟片时，看了看仍旧惊魂未定的何家兴，问道：

“恩来同志在香港有消息吗？”

“有，”何家兴忙转身取出一份材料，“这是恩来同志写给中央的报告。”

罗亦农接过这份报告，坐在桌边认真地看了起来。

原来周恩来到达香港之后，立即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他“全面分析了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肯定起义领导人在斗争中表现出的革命精神，指出起义失败的原因是敌强我弱、没有争取广大农民配合、在战斗形势不利时又没有及时撤退转往农村”。同时，“他对有错误的同志也提出了批评，并宣布原来的处分决定无效”。与会者历经李立三的无端批评与处分，“大家觉得周恩来的处理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结果，周恩来很快就“正确地解决了广东党内的斗争，恢复了党的团结”。

周恩来解决了有关广州起义的分歧之后，获悉新上任的广东省委书记邓中夏于二月底被捕，因此他又指示广东省委组织营救，不久邓中夏获释出狱。四月四日，周恩来写信给中共中央，明确指出：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努力，广东“省委已近于集体领导，虽中经挫折和破获，但较前确大有进步”。

罗亦农所看的材料，即是周恩来写给中央的这份报告。

中国大革命失败，即宣布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结束，也标志着中国革命业已进入新的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面对这样重大的革命命题，必须进行系统的了解和研究，方能提出切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方针与政策。然而，由于共产国际领导错误的制约，再加之蒋介石制造的白色恐怖笼罩着神州大地，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尚处于被动应付时局变化或盲目发动暴动以求速胜的阶段，很少有人去基层做艰苦的调查研究。周恩来既是八一南昌起义的领导者，又是广州起义的早期决策者和善后工作的负责人，当他再次置身中国大革命的策源地广东时，不能不问未来中国革命将向何处去。为此，“在妥善处理了广州起义善后事宜后，周恩来在那里停留了一段时间，对广东的土地问题和党组织状况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有关周恩来调查研究的情况，《周恩来传》一书作了评介：

周恩来对广东顺德、广宁、英德、琼崖、曲江等地的土地占有及耕作情况和土地革命中遇到的问题做了细致的调查，向中共中央写了书面报告。他在报告中讲到：没收地主土地已在宁水一县和乐会四区进行，分配土地尚未实行，“分配原则依人口多少、耕田能力、田地肥瘠而定，没收是彻底的，自耕农尚未没收，分配以乡为单位，先从乡分起”，“小地主亦预备分与土地”。对广东全省的党组织状况，他也做了详细的调查，并写了书面报告。指出：目前党的组织已到极严重的时期，党的组织极弱，它的力量决难发动暴动。“北江暴动局势紧张时，任省委、特委如何指示，下级党部亦无法可以号召。及群众自发起后，党的领导力量也极弱”。城市支部减少，秘密工作尚差。上之如省委，次之如广东、汕头市委，都被全部破获。有的党员只知表示个人勇敢，反对秘密工作。有的却只顾个人安全，躲藏不见。

周恩来在广东进行的实地调查研究，使他全面地了解了城乡基层的实际情况，得出了“它的力量决难发动暴动”的正确结论。自然，这也是周恩来自觉地对去年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路线的否定。正当他严密思索如何结束这盲目暴动所造成的无谓牺牲的时候，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在二月二十五日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该决议案是由“苏联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斯大林、布哈林等所提出之草案”。它明确提出：

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民权革命在经济上既没有完成（土地革命及封建关系之消灭），在反帝国主义的民权斗争上也没有完成（中国之统一及民权解放），在政权的阶段性上更没有完成（工农独裁制）。认为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已经生长成了社会主义的革命之主张，是不对的。同样，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共产国际执委驻中国代表之主张）也是不对的。要想跳过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同时并认为革命为“不断革命”之倾向，其错误与托洛茨基一九○五年时的错误相类似。如此设问并且得出“不断革命”的答案，显然是将中国革命之最大特性，就是半殖民地的革命，一笔抹煞，所以这种错误大为有害。

该决议案在批评罗明纳兹提出的“左”的“不断革命”理论的同时，还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目前全国还未出现革命运动新高潮”。该决议“给予广州起义以高度的评价，但对国际代表诺伊曼在广州起义时的具体指导提出了批评”。实事求是地说，该决议案“对纠正‘左’倾盲动主义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证明周恩来在广东基层调查研究后所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

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后，一是需要学习、研究，并对照检查前一段执行“左”的“不断革命”论的错误，再是中共中央于三月底收到共产国际来电，让六大代表到莫斯科去开会。这样，六大开会的地点最后总算确定下来。因此，党中央要周恩来结束在广东的工作，立即返回上海。

周恩来于四月中旬从广东返回上海之后，一面向中央全面报告广东之行的成果，一面研读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与此同时，他还详细询问了向警予被捕、郭亮惨遭杀害的经过，以及营救陈乔年等同志的进展情况。其中，他对郭亮英勇就义是非常悲痛的！在他看来，我党各级组织一个接一个被敌人破获，尤其是中央与各省委的主要领导人相继落入敌手，其根本原因就是在敌人的心脏机关中没有眼睛与耳朵。他痛定思痛，遂向中央提出建议，在中央特委会中设立情报科，由陈赓出任科长。很快，中央批准了这一建议。在中央特委会宣布组建情报科的会上，陈赓汇报了有关利用鲍君甫建立反间谍关系的情况：

就在周恩来离开上海南下广东近一个月的时间内，“陈赓同志经常同鲍（君甫）直接联系，除对他大力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外，还同他研究情况，找出办法，以增强他接近敌人的勇气和工作能力，进一步争取他忠实地为我党工作”。由于这时的鲍君甫在国民党内地位不高，陈赓就“让他利用陈立夫、国民党调查科另一负责人张道藩和杨剑虹的关系，极力接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市公安局、英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等有关敌人”。为了提高鲍君甫在上述敌人心目中的地位，或曰使敌人觉得鲍君甫有本事得到共产党的材料，“我们将党的宣言、传单和公开刊物，如《红旗》、《布尔什维克》等，都优先送他十份，作为他接近敌人的资本”。另外，为了使鲍君甫尽快打开局面，陈赓等还有意“给他一部分经费，作为他请客应酬和建立秘密接头机关之用”。

陈赓还报告说：“鲍君甫这个人很聪明，有侦探才能，表面听话，心里机灵，很快就取得了敌人的信任。”例如：鲍同陈立夫、张道藩相识之后，就积极投靠他们。而陈立夫、张道藩这些人也因留学欧美，十分欣赏鲍君甫那特有的文化气质，把一些重要的私事都交由鲍办。举例说，张道藩这个伪君子，一边在私下追求画坛宗师徐悲鸿的夫人蒋碧薇，一边又在上海宣布与一位法国女人完婚。张为了把自己的婚礼办得有声有色，选中鲍君甫负责具体操办。鲍借此不仅可以加深与张道藩的私交，而且还等于向国民党中人宣布：他是陈立夫、张道藩的私党。因此，他乐助其成，并受到了张道藩的表扬。但是，调查科的负责人杨剑虹却是一个狡猾的政客，遇事用人包括对鲍君甫都留一手。一次，杨指示鲍君甫用“杨登瀛”的名字去见新上任的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询问关于要求英巡捕房发拘票并派人会同去搜捕某处共产党人的手续时，事前什么情况都不告诉鲍，直到杨、鲍会同英巡捕房包探到马立斯新村去搜捕时，才知道搜捕的地方是共产党人的驻地。幸而住在这里的人已经转移，敌人才扑了空”。

周恩来听后指示道：

“告诉他，不要心急，要一步一步地去做。只有完全变成他们圈内的人，才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是！”接着，陈赓又报告，“据鲍君甫说，他从他们的语气中感到有大的事情将要发生，可就是不知是什么事情。”

周恩来沉吟片时，以命令的口吻说道：

“立即通知有关的领导人，停止开会并转移住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