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七章经伦论㈧

从另一方面讲“中国自1世纪以后经济技术与科学发展水平越来越落后，是因为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愈来愈完善，特别是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愈来愈受到集权制度下扭曲为奴化的儒家思想的毒害。”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但不是全部。

中国从1世纪开始经济与科技发展出现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还是中国对易经的理解越来越片面，与中国对哲学以及自然科学的认知停滞不前有极大的关系，即便是社会发展到今天中国对哲学以及自然科学的认识仍然停滞在春秋战国时期。

中国的哲学以及自然科学发展到十三世纪已经完全停止不前，甚至出现倒退现象，而西方哲学经过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培根、康德、黑格尔等等众多哲学家的不断改良，越来越完善。但是中国哲学在这个时期经过朱熹的改造则越来越阴暗，越来越脱离群众，到王明阳时期已经是悬壁筑巢，离死亡不远了。

中国的自然科学起源于文明之始，中国人自有文字就有了易经，有易经就有了中国人的传统自然科学。这一切都是一而二，二而三的自然科学原理。

中国从易经产生之始就是以阴阳合同，天人合一的思想看问题的，中国人看问题是把自己包裹在事物发展的内部看问题的。

通过以上两个事例就可以看到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从第一个事例可以看出到中国人通过三观看世界是有问题的，中国人通过三观看世界时是用直观思维融入客观思维来看问题的，并没有上升到通过逻辑思维看问题的地步。后一个事例说明中国人普遍存在对中国传统思想认识不到位的现象，中国人普遍存在看几本书就论天下的思文作风，缺乏学术严肃性，普遍缺乏对科学的足够认识，只知道科学其词却不知道科学来自哪里，科学到底是个什么东东。

科学是什么？科学是自由骑士，是自由驰骋的烈马，是在天飞龙，是漫无边际的疆域，是创新精神，是漫长的艰难跋涉，是苦涩的艰熬，是不计得失的行为，同时又是不讲道德的创伤性思维，科学技术没有道德可言，科技与经济，以及创新思维都同样来自于八字命理学中的伤官，伤官的试新心理是科学技术、经济发展，以及创新精神的开启之门，没有任性的冲动，自由的驰骋，就谈不上科学技术，经济发展，以及创新精神，这一切都是相辅相成的。

中国人对三观看世界的认识仍然停留在二元看世界之上，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这与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不足有关。

中国人把五千年来对自然科学的认识完全应用到社会实践中来，看什么问题都是启用中国人从自然科学中得来的天人合一思想。而不是把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分开来研究，并应用到社会实践中去。

正是在“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引导下，中国人普遍相信天上老天爷与下界人是互相感应的，所以中国人心中的神都是拟人化的。中国的政治体制也是与天界设置类同的，天上有什么机构下界也有什么机构，天上有什么道德标准，人间也有什么道德标准，其实这种思想蒙蔽了中国人五千多年，这种欺骗性的思想主张是造成中国人自十三世纪之后科技不能前行的根本原因。就一个民族而言，如果一种认识，一种思维，一种方法专著于某一项自然认识，并把自己束缚在里面，这个民族想进步都难。

科学无边界，也无道德可言。道德是什么？道德是路上的坑洼之地，你如果有觉悟可以去填平，如果你不以为然也可以无视它的存在绕道而行。科学是什么？科学是直观思维，是黑白世界，科学没有理性可言，科学是直行的道路上寻找真理的方法，没有规则可言，科学来自八字中的伤官，是对抗约束制度的力量，所以创新必须是在自由环境下发展的事物，而绝非伦理法则下规范的童子。科学无边界，就如同自由幻想的儿童，在自由的天空下自由的奔跑，没有方向性，这样的科学态度才能创作出真正的科学技术，自然科学也是如此，只有回归到主观认识世界，通过客观规律，逻辑思维事物发展的进程才可以真实的记录下客观的世界。所以说哲学绝非阴阳对立而又相互统一的世界，也就是说科学技术不只局限于两眼看世界。

哲学原理就应该是智慧与爱分离的宏观世界，而绝非阴阳合同的混沌世界。天人合一的世界只限于人类未开化时期，待到人类发展到存在社会文明，人类文明就分化出智慧的大脑与爱心的世界了，智慧与爱是对立与统一的两种人格，而非对立而统一的混沌世界。

从唯物论的观点出发，世界是智慧在先爱心在后的世界。从唯心论的观点出发世界是爱心在先智慧在后的世界。从经伦的观点出发，世界既不是智慧在先爱心在后的世界，也不是爱心在先智慧在后的世界，而是智慧与爱心对立与统一的世界。

站在三观看世界的理论基础之上，直观思维融入客观思维，只是逻辑思维的开始，逻辑思维的最终方法就是通过八端看世界，用黑格尔的哲学理论分析事物发展的进程，得出事物发展的细则与结论。

这是西方人论证事物的方法，却不是中国人通过自然看世界的方法。中国人停留在直观思维融入客观思维之后就不再发展逻辑思维了。中国人的思维钻到在二元结构论的怪圈里长达五千年的漫长时间，却一直没有钻出这个怪圈，在这个阴阳世界里滚动着前进，一直滚动到今天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思维模式，不能改变。

从第一个事例可以充分说明中国人的三观世界有问题，中国人通过三观看世界时是用“直观思维融入客观思维”之后就停留在这种思维模式之中了，在看待问题时并没有把世界观上升到通过逻辑思维看问题的地步。自然而然，当你的思维模式停留在一个僵化的二元论的平台时，之后的三观世界，四法分明，五权互衡，以及通过八端细化事物发展的细则的思维自然就不复存在了。

没有三观看世界，就不可能产生三圣一体的思想。没有四季分明的思维，就不可能有四法之.轮回但永恒不变的思想。没有五行生克的思维，就不可能有五权互生互衡的标准。没有八端经纬，就不可能产生八方通达，细则准绳的思想。如果你通过八种思维模方式判断事物发展的进程，并细则各路经纬的规则，设置边界，定义规范，还能楼没建成就炸掉吗？

看似平常的炸掉高楼，其实这里内念有人类自然观的大道理。

第二个事例告诉我们中国人普遍存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不到位的问题，中国人普遍存在看几本书就论天下的思文作风，缺乏学术严肃性，普遍缺乏对中国原始文化的深度探索。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上即不严肃，又不敢言。普遍存在表面功夫熟练，内部分析单一的现象。

在学术上采取不左就右的思维方式，要么用，要么废，用则为圣，废则垃圾，埋葬，而不是通过深入研究，了解可用与不可用的原因。

中国人在科技与学术上的不严肃同样来源于直观思维融入客观思维，并停留在阴阳合同天人合一的圆滚式滚动看世界的思维方式上。

中国人做什么事情都混淆不清，滚筒式发展。

中国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思想是这造成中国科技发展到十三世纪就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这种思想意识也是造成现代中国人不重视知识产权，不重视别人的劳动成果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中国现代各大学论文抄袭成风的根本原因，更坏的后果是这种思想还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出现汉奸多，出现反叛武装多的根源原因。并且这种思想还成了叛徒们的思想理论，与辩护词。因为只要你把一切事情的发生都看成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你就不会尊重别人的存在，只会无视别人的劳动成果，化敌为友，敌我不分。

中国人原则性差也是由于这种思想顽固造成的。

正是由于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不到位，中国人对待任何事情都是模棱两可，不设边界，不设行业规则，没有严肃的经伦标准。比如中国的城管制度，中国的城市管理设计应该说是延续了旧社会的城管制度，这个制度的设计思路来自于强权政治，因为城管制度即不在法制范围，又不在政府职责范围，而是一种介于政府与市场管理之间的利益行为。城管的设置即不合法又不合理，只是出于政府行政管理城市的一种边缘行为而已。

这种思想来源于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在两个边缘设置路障，既可以管理城市收取费用，又可以得到利益，强化政府力量。

这样做的结果却是把法律制度宽泛化，也就是头小尾大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并不是不可取，只是你如果设置这样一个制度，你就要设计完善它，细化行业规则，该是什么就是什么。

法制与市场与政府是不可混为一体的。

城市管理是市场行为，这种管理办法只限于市场行为。市场行为就应该交给市场，不可以混入法律手段。法律是什么？法律是制约少数人的一种制度，只限于少数违法违规者，而不可针对所有人民。政府是什么，政府是公平分配财富的管理机构，政府行为是针对所有人而言的，政治手段针对的是所有人民，政府是代表人民权利的施政机关。如果法制与政府合为一体，那么针对的将是所有人民。

这样说来，政府为什么还要把法制混入市场呢？难道是为了与人民对立吗？

城市就是个大市场，有市场就需要管理，有管理就有责任，有责任就有费用，管理城市收取费用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只要争取民意，大家共同设定个收费标准，又有谁会反对呢？

但是如果你把法律手段融入与政府有雇佣关系的设置机构，无论你收费多少对老百姓来说心里都是不舒服的，因为你收了税款了，又来收费，这钱你干嘛去了呢？

如果把城管交给市场，市场是自由组织，有自发性也有行业结构性，行业组织就有行业标准，行业规则，政府是监督部门，政府处在人民与市场之间，既监督了市场，也监督了人民，两者在政府之间存在，即便出现问题，政府也可伸直腰杆平衡两者之间的矛盾。

中国人中庸思想如此发达，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却左之派了呢？

如果把城市管理交给市场，还会有那么多的矛盾吗？还会出现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吗？

就法律制度的本意而言，法律是规范人类行为的制度体系，是匡正曲弯路线的尺度，是修正人类错误行为的标准，只限于制约人民中的少数违法违纪的人，法律对守法者不但不制约反而极力保护，并给予守法者以荣誉。法律产生于政府，但却又分离于政府。法律是政府施展政治的手段，但是只针对少数人，却不是全民制约。法律有统一的标准，四季轮回，但不可随意改变，既定的法律法规是常态化的固定准则，常见标准，公识于全民面前，容入人民心中。这一切都是通过教育来完成的，长此以往，溶入人心，故不可随意改变。

法律体系只可以独立存在，不可以细化到每一个行政部门。行政部门是政府机构，与法律是分离关系，而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政府是干什么的？

政府是再次分配社会财富的机构，政府的职责就是发展经济，平抑物价，收取税收，分配财富，保障人生，建设军队，筹划教育、医疗、民生等等。政府的职责是服务全民。

法律是什么？法律保障公民平等共享公平正义的基石。法律是匡正曲弯路线的尺度，是修正人类行为错误的手段。法律只限于制约少数违法违纪的人，不针对全民。法律对全民的责任是保护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

政府就是政府，法律就是法律。法律产生于政府，但不受政治的制约。法律是政府施展政治理想的手段，是针对少数人的制约机制，而非针对全体人民。人民中的遵纪守法不但不是法律制约的人，反而是法律的评估者，与法律的卫道者。

法律是评估政府公平分配财富的标准，是政府的信誉来源，人民仰望法律的严肃，就是期盼政府公平正义的施政的标准。因此，行政机关无论如何都不可以存在执法机关。

法律制约的是人民中的自由分子，与违法违规者，这些人是人民中的少数人，而非全部人民。但是你如果把法制与政府混淆不清，混为一谈，那么法律针对的将是全体人民，由此产生的后果就是人民与政府成为对立的双方，如此以来政府如何才能平衡人民与法制之间的关系，保障法律的尊严与人民的权益呢？

所以政府无论如何都不可以与法律混为一体，政府不可以即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何况法律与政治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政府只可以站在人民与法制的中间，平抑两者之间的差距，而不可以站在一边，成为一方的对立面，如果把政府归于一方，混淆不清，那么这样的政治没有公平可言。城管是如此，路政，工商，质检，商务，药监，计生等等部门的执法机关都是如此，都应该脱离政府，划清政府与法制的界线，把法制回归到警察部队中去，法制就是法制，产生于政府，但却不是政治，也不是政府直接施展的政治手段。

政府是再次分配社会财富的机构，是平抑贫富差距的机关，是主持公平公正的中坚力量。在法制与人民，正义与邪恶，公平与竞争之间坚守公平正义，公正廉明的中立性是政府永远不变的立场。政府肩负着平衡失调，打击邪恶，保卫国家，抗击侵略等等的职责。绝不可以混淆法律与政治，让仰观上权的人民看不懂政治的目的，让人民无法信赖政治的力量。

政府的职责就是发展经济，平抑物价，收取税收，分享财富，保障人权，建设军队，筹划教育、医疗、民生等等。法律就是匡正曲弯路线的尺度，修正人类错误行为的手段，法律手段针对的是人民中的少数人，只对违法违者匡正复原，而不可针对所有人民，这一点是中国人必须重新认识的。法律是常态不变的规则，不可随意改变。法律处于四季轮回的状态，是极端严肃的事情，执法者只仅限公安，检察，司法与法院部门。

四司维法，不得擅改，轮回常伦，以正世人。这是法律准则。

只有这样的政治体制才能保证政府公平公正的分配财富，才能得民心，顺民意，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就未来的共产主义大业。

回到自然科学的本意，李约瑟说：“自然科学排斥理性判断，是科学发展的必经之路。对真理的追求固然本身就具有规则价值。但我们无法将自然分化为有意教化，可以传诸经传，以及无益教化必须三缄其口的：道德的标准在人类社会的圈子之外就不合适用了。科学是无所谓道德不道德的。”

中国人把自然科学融入道德标准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到十三世纪就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自然科学，以及科学技术需要的是自由施展，而非道德规范，如果你把科学设定了框框，那么你这个科学发展到框格边缘无论如何也不会再向前发展，所以说科学技术，经济发展，创新精神必须是自由的拓展，而不可以是束缚的机制，把认识自然回归到自由的判断，摆脱理性的思维，让自然科学回到原始的状态，把中国人心中的周易回归到原本只是用于预测的原始状态，把哲学社会科学剥离出自然科学的框架之外，正确的认识什么是智慧与爱心，只有这样自然科学才能创新发展，社会发展才能有序进行。哲学社会科学也因此结束混沌不清的状态，社会发展顺应了民意，社会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

由于中国人把易经所代表的自然观与哲学社会科学混淆在一起认识，在中国人心中普遍存在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心理，普遍存在对政府的不信任感，这是孔子，老子留下的文化思想造成的。中国人缺乏对现实的认识，缺乏现实存在就有其合理性的思想，老是认为别人对自己造成的不公平是社会造成的，是政府造成的，是对方造成的，从对立面看问题，所以你会看到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拦轿喊冤的思想意识。

这种思想意识与处事方法并不能解决事情发生带来的后果，反而会造成伤害方与受伤害方对立情绪的增加，反而会激化矛盾，不利于解决问题。

这一切还要归结于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有问题，通过两眼看世界不可能全面，以致于中国人在处理任何事情上都是混淆着滚动着看问题，并处理问题。

由于中国人缺乏现实存在就有其合理性的思想，中国人要么忍，要么反。中国自古以来都是起义军的缔造者，特别是沿黄河流域的人，只要有自然灾害，有民生灾害，起义反皇是中国人的一贯风格。中国人从来不相信别人会帮助自己，也不用现实主义的思维处理问题，不去想现实已经发展到如此地步，我们应该怎样结合实际改造既成事实，改善已有问题，让现实更合情合理，为别人与自己谋福祉。而是抱着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思想奋起反抗，这种思维方法解决问题了吗？答案是没有。这种思维方式最终带给人民的是更大的灾难，以牺牲无数无辜的人为代价，来实践少数人的自然观。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洪秀全皆是这类人物，这些人的行为并没有改变社会，改造现实，造福广大民众，反而是造成社会巨大伤害的祸首。

这一切都是中国人的自然观，中国人的哲学理念造成的后果。简单的说就是中国的传统观念是造成中国人意识形态混淆不清的根本原因。（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