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马楠的关系，我认识了她哥马涛，也是郭又军的一位朋友。这两位大哥在下乡前就混成了红卫兵的同一派，有点战友交情。马涛的父亲被对立派同学抓走和批斗，是军哥去交涉，把老人家要回来的。马涛说妹妹有关节炎，不合适下水田，也是军哥想办法把马楠从W县迁来白马湖。

与妹妹不同，马涛倒是特别能言善辩。据军哥说，当年中学生到处打派仗，他是他们这一派的王牌辩手，只要他一出马，要格言有格言，要论据有论据，要讽刺有讽刺，要诗情有诗情，口水总是淹得对方招架不住落花流水。战友们一高兴，齐声欢呼“马克涛”，就是小号马克思的意思。

他曾来白马湖看望妹妹。正值抢收早稻的季节，我们没法请假陪他，他便同我们一起出工，在水稻田里干得浑身泥水，在炎炎烈日下烤出一脸黑，腿上也有好几处蚂蟥叮出的血痕。军哥在扳手腕时赢了他，让他颇不服气，于是提议比酒量，把村里款待抢收支援者的谷酒一口气连喝五大碗，喝得对手自愧不如。接下来又提议比挑担，挑起满满四箩水淋淋的稻谷，踉踉跄跄，东偏西倒，在众人的惊呼声中一口气挑到晒谷场，吓得军哥倒抽一口冷气。二比一，涛哥脸上这才有了笑容。

但他在象棋盘上很少赢过又军，更下不了军哥擅长的盲棋，一直很不服气。

他这一次来茶场不打算下棋，但不能不洗澡。一到湖边，二比一的记录便出现动摇。军哥毕竟在湖边混得久，把堤坝当跳水台，一段助跑后飞身射出，或是飞燕式，或是鱼跃式，再不济也要来个屈体直下，倒插一根“冰棍”，让马涛在一旁看得略有不安，笑纹下隐下一份黯淡。

“马涛，怎么不来一个？”军哥一张驴脸笑里藏刀。

马涛笑一笑，搓洗自己的衣，算是支吾过去了。

他留给对方一个背影。但这天夜里，他既不参与歇凉，也不上床早睡，一个人再次去了堤坝，在那里发出嗵一下又嗵一下的入水声，显然是咽不下胸中一口恶气，非要练出点跳台风采不可。子夜时分，北斗星在头上缓缓偏转。我们在星光下聊过了一个大蜂窝，聊过了一个关于岔路鬼的传说，聊过了美国最好的步枪“大八粒”……不知何时突然觉得有点什么不对劲。细想一下，原来堤坝那边好久没动静了。

我们没见马涛回来，忙去堤坝边寻找，用手电一照，不禁失声惊呼——他躺在岸边，半身还在水里，一手捂住额头，从指缝中流出的鲜血盖满全脸，只有两只眼睛偶尔翻一下，显示出那还是一个活物。

“天啦！”

“你受伤了？”

“快来人呵——”

他已无力回应我们的呼叫。

后来才知道，堤坝两端有涵管，还有堵漏的一些木桩。他不熟悉这里的水情，选择落差最大的地段跳水，没料到一头扎下去，砸中了隐伏水中一根木桩，顿时失去了知觉。

第二天，他头上缠着白纱布离开茶场，登车时突然想起什么，交代送行的三两朋友，“你们去告诉又军，我的难度系数肯定超过了他。”

大家愣了一下，好一阵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还惦记跳水，原来他刚才应对左右谈天说地，实际上一直心不在焉。

他额上的那一块伤疤，好几年才慢慢平复。有意思的是，他后来一旦摸不到这个疤，就完全忘了那一段。在他的记忆里，他从来不喜欢跳水，也没跳过水。为这事拿自己的脑袋开瓢纯属无稽之谈。他的很多记忆可能确已删除。相比之下，他更乐意谈一谈打水漂，扎飞镖，打乒乓球，下围棋，打桥牌，解数学难题，背记化学元素周期表，西方哲学中的这一派那一派，还有在狱中坚持正义的抗暴斗争……他在这些更有意思的事情上何时屈居人后？连洗衣做饭也可以谈——当然是他偶尔把这些事做出了成就感和示范性的时候，能说出一大套相关理论的时候。别人若不谈这些，他便无精打采，抹一把脸，揉一揉指头，不是走开去就是拿一张报纸来看。当然，他有时可能突然冒出一句：“我说了我能吹的！”这话让旁人不知所云，看看他手中的箫，才可能想起好久以前他试箫时的漏气失音。或冒出一句：“你看看，你看看，题目本身错了么！”这话也让旁人听不明白，听他解释手中的一册数学，才知道不久前他被一道题目难倒，其实不是他不会做，是说题的军哥自己说漏了条件。总之，他几乎对自己所有的成败都刻骨铭心，都暗中牢记，不会轻易放下。

说实话，这些往事后来才浮现于我的记忆，挤占了最早的兴奋。说起来，他当时走到哪里都不缺乏我这样的仰慕者，不满现实又野心勃勃，一心闹出点动静的小反贼。想一想吧，在他的周围，一伙少年男女偷偷纠合成群，神色清纯而凝重，嚼过一点炒蚕豆或冷锅巴，一张嘴，一放言，就是面对中国和世界，就是今后三十年乃至百年。说一说东南亚应该怎么办，欧洲与非洲应该怎样变，伟大领袖“重上井冈山”一语到底是何意思，能不让人眼睛发亮？讨论一下第三国际的教训在哪里，北约和华约的各自隐患在何处，还有中国的政府和军队该怎么重起炉灶，包括工业、农业、教育、文艺该如何大破大立……这种把栏杆拍遍和拔剑四顾的英雄豪情，这种即将候任广场上伟大塑像的劲头，能不让人热血？

各种革命在这里串味。革命既然是流行色，地下革命便是愤怒青年的美酒——不管这种愤怒是来自贫困，还是来自失恋，还是来自家仇国恨，还是来自读书后的想入非非……革命的某种形式感，诸如紧紧握手，吟诗赠别，严肃论争，还有在惊涛拍岸前久久的沉思，已足以让人醉心于辉煌。何况这还是青年社交的一种有效媒介，就像马克思说过的，在广阔的大地上，任何人凭借一首《国际歌》，都可以在任何一个角落找到同志——对于我们来说，当然还意味着找到一顿充饥的饱饭，几支劣质香烟，他人慷慨相赠的旧胶鞋。这些《国际歌》的兑换品和增加值温暖旅途。

一个人进门时举起右拳：“消灭法西斯！”

其他人举起右拳回应：“自由属于人民！”

小太阳们还有这样一些礼仪。

坦白地说，如果没有这种豪情憧憬，我的青春会苦闷得多。人是很奇怪的动物，一旦有了候任铜像或石像的劲头，再苦的日子都会变得无足轻重，甚至还能放射出熠熠光辉——在日后某些观察者的眼里，宗教不就是这样吗？在缺少宗教的地方，革命不常常就是这样吗？在革命退场的地方，商业消费不常常也是这样吗？当今娱乐的、体育的、传销的、烧钱享受的诸多明星，引千万追星族要死要活，甚至闹到自贱、自废、自残的程度，其实也没什么新鲜。人类激情一次次失控性地自燃，拦也拦不住。

我开始重新看待脚上的镰刀伤痕。作为格瓦拉的崇拜者，我当然不再自怜，倒有一种把伤痕当作勋章的骄傲。走过那些衣冠楚楚的上等人身边，我甚至忍不住亮出身上的勋章，让寄生虫们统统一边去吧。

我开始重新打量前面的崎岖山道。作为甘地的崇拜者，我当然不再叹息，倒有一种把艰辛当作资历和业绩的兴奋。我相信一个人的体魄和意志，只能在这样的山道上，在身挑重担汗如雨下两腿哆嗦的长夜，才能真正百炼成钢。

我开始重新审度繁华街市。一个乡下人，心里装着马克思和巴黎公社，装着“重上井冈山”那种坊间流传的密旨，哪还有工夫嫉妒？哪还有工夫自卑？哪有工夫婆婆妈妈地上街淘货？要忙的事都忙不过来呢。反动派肯定不会自动垮台，街垒战斗太有可能在这一片城区打响。红旗应该在这幢楼上飘扬。重机枪应该在那幢楼上布设。起义的硝烟和坦克的机油味废气味已隐约可闻，那么起义者该在何处阻击，从何处增援，去哪里割断电话线，在什么地方建立指挥所，加强政治攻势的高音喇叭该如何架设……岂能不预先有所规划？路上一个白发乞丐，应该好好接济。街旁一个呻吟的病妇，也应该出手搀扶。因为人民大众是革命的坚强后盾，这些大爷和大嫂，说不定就是将来可贵的向导，是最要紧的线人，到时候能帮助我方突出重围绝处逢生——人民万岁！

这一天夜里，我躺在拖拉机货厢上，怀揣一封来自马涛的信。信中关于国内革命形势的分析让我无法入眠。照信中的说法，湖北的情况很好，四川的情况也不错，广东方面已有朋友打入革委会，上海那边则有朋友进入了新闻界和哲学界，更重要的是，47军看来很有希望……总之，到处都在星火燎原，攻陷巴士底狱的伟大日子就在前面。我掐了自己一把，证实自己不是在梦中。

我眼望一座座向车后退去的暗色山峰，耳听满车竹竿颠簸的哗哗声，觉得很多事项也许还需进一步推敲。农**动确实重要，但该从何处着手？秀鸭婆、武妹子、曹麻子那些家伙能听我吆喝？他们怨言再多，会舍下家里的老老少少和鸡婆鸭仔跟我犯上落草？不会把我一索子捆起来送官或当疯子按在地上灌药？再说，更让人觉得不放心的是，高层真的出现了裂痕吗？那几个老帅能起什么作用？很多人寄予厚望的那位大人物最终会是何种面目？……这些都是圈子里的热门议题，却又迷雾重重。

心事浩茫，神驰万里，我还没把中南海的纵横捭阖理出一个思路，忽听一片鞭炮般的炸响，感到了背部和屁股连遭痛击。我定下神来，翻过身来，看清了天上的星星，看清了路边黑色的树影，伸出两手摸索，才发现自己坐在水沟里，并不在货厢里的竹竿上。又过了片刻，我才大致明白，一定是厢板挂钩在颠簸中脱落，半车竹竿哗啦啦滚下车，躺在上面的我自由落体无法幸免。

“喂，停车——”

我把呼叫抛出去，扔入一大堆机器声、铁板撞击声以及竹竿颠簸声里，连自己也不大能听见。机手绝尘而去，一晃一晃的尾灯越来越远，最终被无边的黑暗淹没。

“喂——”我几乎欲哭无泪。

以一根树枝为杖，我一拐一瘸地上路，走到老井坊那里，向路边农户讨了一点草纸，烧灰给腿上一处伤口止血，然后才看见路上迎面而来的两道光柱。原来机手一直把拖拉机开到茶场，才发现车上空了一半，车上人也无踪影，才急忙开车回头来找。车上的两个人是他找来帮忙搬竹竿的，不是来参加起义的。

“你这个臭聋子——我要你慢点开，慢点开。那个破车厢不散架才怪呢。”我忍不住破口大骂。

“这能怪我吗？我要你坐到前面来，你偏要睡在上面，吹你那一身痱子。我又没长后眼睛，还能时时刻刻把你盯住？”机手也很冒火，压根儿没把我当作未来的起义领袖。

我很想启发一下对方，不要鼠目寸光，不要门缝里看人……但接过对方递来的两个煮红薯时，我已确认远水不解近渴，红薯比革命更能消除自己眼下的头晕目眩。（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