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为马涛悬着心，觉得他走南闯北，交友太广，说话又敞，很可能遇上什么叛徒或密探。他曾提议建党，草拟过一份党纲。考虑到他周围的面孔太多和太杂，出事的风险超大，我和很多人都表示犹豫和反对。

我得承认，谨慎的别号就是怯懦，我们的勇气远不及他。我一直为此暗自羞愧，总觉得自己骨头软，一旦碰上小说和电影里刑讯的老虎凳、辣椒水、大烙铁一类，肯定会招供，说不定还丢人现眼地尿裤子。我的妈，我太想当英雄但从小就怕打针。我太想当英雄但千万不要受刑，要死就快死，挨枪子踩地雷都无所谓，只是不要面对老虎凳……我永远的秘密就藏在这里。

好几次眼看就要出事，特别是春节回城聚会的那一次，涛哥进门后摘下口罩，大声招呼各位，但迅速低语一声：“我被跟踪了。”

我如遭电击，好一阵目瞪口呆。

事情是这样，他发现自家楼下突然换了房客，是一对夫妻，但女方支支吾吾，说不清自己所在的单位，说不清单位的业务，表情很不自然，估计就是探子。更可疑的是，他收到来自四川的两封信，从邮戳的日期判断，都比以前反常地慢了两三天，那么这种延误意味什么？难道不正是秘密邮检所需的时间？就是刚才，他出门后发现身后总有一个人影，不远不近地尾随。他试探了一下，把一张废纸揉成团，扔进街口的一个垃圾箱。果不出预料，他后来躲在墙后偷看，发现那个身穿深蓝色夹克的家伙，正朝垃圾箱里查看，大概想找到他扔掉的纸团。

我们慌了，顿时觉得门外充满风险，布满了警察的眼睛和枪口。不知谁撞倒了一个茶杯，发出惊天动地的恫吓。

马涛若无其事地一扬手，“打牌。”

他指了指上下左右，又指了指耳朵，意思是这里也可能有窃听器。这样，他接下来要说的话，在一片发牌和叫牌的嘈杂声中，由他写在一块纸片上：第一，这两天大家不要互相联系。第二，分散出门，若被查问，就说今天是打扑克，说说招工的事。第三，回去后销毁一切可能引起麻烦的文字，特别是信件、日记等。第四，以后见面时吹一声口哨表示安全……他把这张纸片交大家看过，划燃一根火柴，烧了。

我们给窃听器热火朝天打了一通扑克，分批离开这一雷区。我一路走得胸口大跳，见谁都紧张，见警察和军人尤其腿软心慌，于是两次进入商店，上了一趟公共厕所，看一下路边墙上的公告，还仿照涛哥的办法故意丢一个纸团，看是否有人随后来捡。还好，我觉得最可疑的一个撑伞女人越过纸团径直往前走了。

也许事情没那样严重？也许刚才那间房间里并无什么窃听器？我怯怯地这样想。

一定是某种奇妙的感应在发生。大约半年后的一天，我在深夜醒来，确定自己躺在床上，听到了窗外的风声、雨声、雷声、树枝折断声，还有火车站那边的汽笛声和放气声。我还听到了隐隐约约的一丝呼唤，侧耳再听片刻，觉得那呼喊似与我有关。是的，应该有关。我打开电灯，穿好衣服，开门下到一楼，没找到保管院门钥匙的老王头。

仍然能听到远处飘忽不定的什么，好像那个什么不是越来越近，倒是越来越远，消失在邮电大楼那边。

我只好翻墙出院，撑一把伞，来到了街上。我赶到邮电大楼，发现积水的广场上空无一人，只有水渍中的路灯倒影。再找一找，才发现声音已飘至农机厂那边：“陶——小——布——”

果然是我的名字！这太奇怪了。是谁在找我？是谁用这种方式找我？

我赶过去，发现昏暗的路灯下有一个人影。一张半藏在雨帽里的脸看上去很眼生。“你找陶小布？”

“你是陶小布？”

“你是谁？”

“你不认识我。”

“你找我……有事吗？”

“马涛你认识吧？”

“当然，当然……”

“他进去了。”

我吃了一惊，顿觉脊梁后一股凉气往上冒。看来，该来的终于来了，既然来了也就踏实了。我觉得自己还不错，沉着地开始掏烟。

“你好像不太吃惊？”

“进去了就进去了呗。”我得提防来人是一个探子，是一个什么圈套。

其实对方也不知具体案情。他是一个窃贼，看上去是一个真窃贼，与马涛在号子里萍水相逢而已。听说他今天将获释，马涛便托他捎出口信，而且要求快，十万火急。但他不知如何才能找到我。从马涛嘴里得到的信息，只知我最近借调在县电影公司写幻灯脚本，具体地址并不清楚。因此，他只能大海捞针，乘晚班火车赶到这里，下车后沿街寻找，借助路灯和手中的打火机，见一个招牌就看一个，直把打火机的汽油烧光，还没找到电影公司。夜太深，雨太大，他找不到地方买打火机、手电、火柴，也不便敲门问路，只好一条又一条街地狂喊，不信自己的运气就那样背。

这真是太悬了。假如我这一天睡死了怎么办？假如我这一天出差了怎么办？假如我提早结束借调然后返回乡下了怎么办？假如我听到呼喊但没能追上他怎么办？……更脆弱的一环是，他与马涛非亲非故，凭什么费力又费钱的跑这一趟？假如他不是对政治犯高看一眼，不是一个身为窃贼的活雷锋，一出看守所大门就把这事忘到九霄云外又怎么办？在这一刻，我不能不相信奇迹，不能不相信眼前这个窃贼就是上帝之手，不能不相信上帝的另一只手刚才在风雨中摇醒了我。

“他说了，只要告诉你这个消息，你就知道该怎么办。”

“当然，当然……太谢谢你了。”我用打火机点上他的烟，“你都淋湿了，到我那里换衣吧。你一定也饿了。”

“不行，我得马上走，明天还有急事。”他执意连夜赶回省城，只是临走前找我要下了余下的半包烟，稍有犹豫后连打火机一起塞进他的衣袋。

我回到电影公司的小房间，看看闹钟，离天亮还有四小时。我的第一步是紧锁房门，拉上窗帘，烧掉身边一切可能惹事的纸片。我总觉得时钟滴嗒滴嗒跑得太快，相信很多事正在这时步步逼近，比如突击审讯可能在这个雨夜继续，抓捕名单可能在这个雨夜扩充，布控电话可能在这个雨夜打向四面八方，警察们可能在这个雨夜紧急出动，扑向那些睡梦中的人……秘密逮捕图的不就是这种迅雷不及掩耳的大突破么？县公安局那座远远的大楼，还有三四个房间亮灯，更引起我的警觉。那里的人为什么还没睡？他们在干什么？……（有意思的是，后来我了解的事实居然证实了这一点——那一夜省厅专案组人员确已驱车抵达这个县城，比捎信的小窃贼快了一步。幸运的是，一场大雨造成道路泥泞困住了吉普车，加上县局同行们执意招待酒饭，他们才没有连夜下乡去，给我留下了宝贵的时间差。）

早上八点整，我准时来到邮电局，第一个冲进营业厅，抢填长途电话申请单——当时长途电话都只能这样打。我的慌乱肯定让营业员奇怪。但我顾不上那么多，第一个电话打向茶场，让王会计立刻通知马楠，“三姑要来看她了”——这是我与她约定的暗语，最高级别的警报。她一听就知道该干什么。

第二个电话打出去了，第三个电话打出去了，第四个电话打出去了……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广联公社中学的莫眼镜。这个莫眼镜与马涛走得近，是地下建党积极分子，还曾把武斗中的一支54式手枪窝藏下来，虽打光了子弹，把枪丢到河里了，但是眼下若查出这一段，不仅他要脱一层皮，马涛也必然罪加一等。

通话的结果，是他此时不在学校。他的同事说他上午要看病，然后随校长来县城开会。这似乎证明他尚无危险。不过蹊跷的是，这莫眼镜一直无官无职，大头兵一个，什么会议轮得上他？

我对“开会”的说法放心不下，便去汽车站拦截。查了一下班次表，发现从广联来县城的最早一班车是中午抵达，太晚了，太晚了，晚得有点悬了。我必须把拦截的位置前移，移到对方上车之前。

但这时已没有开往广联的班车。

我只好立刻上路找货车，在公路上窜来窜去，太想自己变成一个花姑娘，让货车司机们动心；太想衣袋里有钱，让货车司机们对一张大钞票动心。但这一切都不可能。我更不可能操一挺机关枪立在路当中朝天点射，把开车的吓下车来，只能眼看着货车一辆辆飞驰而过。经验丰富的司机们，越是见路边有人探头探脑，越是把汽车开得飞快。

最后一着只能是爬车。我追赶的第一辆，呼的一下如炮弹出膛，只给我一个眨眼的机会，连车影子都没摸上。我追赶的第二辆，哗的一下溅我全身泥点，待我抹去脸上的零碎，目光重新聚焦，眼前只剩下一条空空的道路。一直走到50公里路牌处，我才看出一点点门道，发现货车减速的条件是：一，上坡；二，转弯；三，载货重。这样，我选定一段上坡的弯道，在那里等了片刻，终于等来一辆摇摇晃晃的运粮大卡。

破釜沉舟在此一举。我一听到汽车喘息减速，立刻从路边跃身而出，拿出跑道冲线的疯狂，把随身的挎包首先扔上车厢——这相当于来一次豪赌：能上车则已，不能上车就一输到底，挎包里的钥匙、粮票、手电筒、雨衣统统奉献给司机，给你大爷尽孝吧——事实证明，这种自逼绝境的一招确实有效。赌徒一旦孤注一掷，脑子便是空白的，眼睛是充血的，两脚不再属于自己，爆发力不可思议。不知何时，我发现自己摸到了车厢板，扣住了车厢板，呼呼呼脚下生风，忽感一阵轻松——全身飘飞之际，脚下拉成一片的模糊路面已离我下沉。

谢天谢地，我的挎包算是失而复得。

到达广联时，我选择一个上坡地段跳车，在路边候车的人群里一眼看见了莫眼镜，正在与一中年人说话。他看见我，显得有些奇怪，不知我为何出现在这里。他身旁那中年人大概就是什么校长，此时也不知发生了什么，大概只是把我当作同行者偶遇的某位熟人，冲我点了点头。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你听了不要慌。”我把莫眼镜拉到一边，“我不能确定现在有没有人注意我们……”

对方已经紧张了，面容开始僵硬。

“看着我，看着我，保持微笑，保持全身放松，就像没事一样……”

远处有汽车鸣笛，长途班车已驶近。这就是说，对方马上要上车了。不过通气和串谋无需太多时间，哪怕一分钟，哪怕半分钟，就已经足够。

魂飞魄散的十几个小时就这么过去了。事后得知的情况是，共有七人在这一天来县公安局接受询问，其中三位的住处遭搜查。从警察话里话外的迹象判断，马涛的有些事尚未暴露，幸好这边的被传询者都有备而来，也没放出多少料，特别是手枪一事提都没人提，大概能蒙混过去。

这些人事后都来过电影公司，享受我的一包花生米，一盆豆腐干，两瓶白酒——算是我给他们压惊，庆贺意味也在不言之中。

马楠不知哥哥眼下到底怎么样，在我的房间里急得哭了。蔡海伦在一旁尽力安慰她。我们商议的结果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为了应对事情进一步可能的恶化，有些人最好避避风，到外地躲一段，比如她马楠。

“我不走！”她连连摇头。

“就算你相信你哥，但同案的其他人是否扛得住？”我尽量说服她，“你想想，只要证据链塌几环，漏几块，案情就是查无实证。这对大家有好处。”

“我就是要他们来抓我，我不怕！”

“马楠，现在不是逞英雄的时候。一切都要做最坏的打算。没看出来吗？这次来的警察非同一般，至少是省厅的，你以为是吃干饭的？”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不就是把我判刑吗，把我枪毙吗？我们什么坏事也没做。如果连这样的人也只能死，那我就死好了。我陪我哥去死，像秋瑾、赵一曼、江竹筠那样去死，砍头也只是碗大个疤。”

横到这一步，气壮山河到这一步，我就显得很小人了。结果，胆小惜命的丢人角色只好由我来勇敢担当。第二天一早，送她们回乡后，我在床前扔了三次硬币，以正面为吉，以背面为凶，竟发现凶凶凶无一例外，吓出了自己一身冷汗。我不能再犹豫，不能再犹豫，哪怕十个小人也得一口气当下了，于是留下一张请假条，买了一张火车票，急匆匆去Z县投靠一位朋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