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婷长得很漂亮，自己对此心知肚明，因此几乎每天换一套衣，像个衣架子移来移去，大举收缴客人的目光。她在自家客厅有固定座位，总是侧身若干度造型端坐，配上精心布置的背景和近物，配上最迷人的表情，让客人们能从最佳角度看她，看到侧光或逆光之下脖子、胸脯、腰身的动人线条，上一堂古典艺术欣赏课。

作为马涛的又一个崇拜者，她轻易取代了对方的前妻，成为丈夫的联络主管，长袖善舞地出入沙龙和交际各方，特别是那些说英语的洋面孔。据说每次都谈得超精彩，但我从未打听出一二，只能隔墙猜花。“哎呀，都是最前卫的学术思想，都是非常非常……”她摇一摇小手，“用中文没法谈的，中文太糙了。”

临末还时常交代一句：“这些事你不要说出去。”

问题是，她说出过什么吗？

她说过某作家的婚变，但掐掉了后半截。她说过某哲学家的官司，但掐得只剩一个话头。她说过某位气功大师不久前的来访，又掐掉了对方进门后的一切。总之，她是一切名人的朋友，对上流社会无情不知，无密不晓，但她既然身负密友们的深深信任，就不能不闪烁其辞，欲言又止，相当于一个称职的保密局。

几年后，他们去了国外，留下了肖婷的一个继女，马涛前一次婚姻的结果。这几乎在朋友们的意料之中。

我很久没有他们的消息。直到后来陆续遇见一些国外来人，才知那边情况远非肖婷以前描述的那般顺利。据说两口子抵达那里时，发现机场里没人铺上红地毯，也无媒体记者争相迎候，更无机会见到议员甚至部长——已令他们困惑不解。更实际的是，马涛虽名气不小，但各方的招待也只是两顿三餐，管不了日常的营养保障。肖婷的父亲，一位大学校长，在那里有不少故旧，但他们的资助能力也有限。几个月下来，积蓄迅速流失，两口子不得不开始注意超市的特价食品，还有穷人的食品券。靠一些留学生指点，他们有时也去教堂混上一两顿，再不济就去大学校园里乱窜，寻找一些研讨会的茶歇场合，冒充与会者，嚼上一些饼干，运气好的话还能喝到葡萄酒。

作为寻求庇护的难民，他们倒是得到了一间住房的救济。但与邻居一比，气不打一处来。那个姓高的小胖子比马涛名气小多了，至少没蹲过监狱，住的房子却大了一倍，还有个不错的阳台。凭什么？就凭他以前那顶总编的乌纱帽？

马涛找到难民署的尼克，当过使馆二秘的小伙子，以前就认识的。“中国人势利，你们也势利吗？中国的干部级别待遇，在你们这里也有效？”

对方耸耸肩，“没有级别，这里没有。”

“为什么他的房子那么大？”

“你是说高先生？对不起，你来得晚，只有这一间了。”

“我不信。”

“骂套——”尼克把汉语的“马涛”发音成这样，又挤了挤眼皮加上一句：“小伙子，这不是在中国，你不能在我面前抽烟。”

马涛一时尴尬，掐灭烟头，塞回衣袋，赔笑点头道歉。他不知对方为何不讲情面，以前在中国好歹也吃过他马涛的饭，怎么一转背就当面打脸？即便你讨厌烟，即便制止客人抽烟是你的权利，怎么说也得有个“请”字在先吧？也得面带一丝笑容吧？他当然更不相信对方的搪塞。鬼佬们——他现在私下里这样称呼洋人——给那个胖主编送来聘书，从未送给他；多次请那个胖主编去开会，很少请他去，不就是势利吗？不就是狗眼看人低？不就是帝国主义的臭德性？——他差一点冒出当年红卫兵小报的腔调。

他也受邀参加过一些会，关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研讨。不过，自己的英语不灵，参加这些会得非常小心，有时听对方哇啦哇啦说一大通，没抓住几个词，只能傻子一般胡乱点头。遇到一个热情万丈的女记者，金发碧眼，风姿绰约，据说是有名的专栏作家，他好容易折腾一个电子翻译器，把自己的情况说了个开头，但对方突然一脸困惑，“你是中国人？你不是井田先生？天啦，对不起。”然后提上皮包走人。他好一阵才明白，女作家一定是分不清东方人的面孔，刚才认错人了。

这一天，也许是主办方粗心，会议的Schedule上未注明吃饭地点。他一不留神，在室外抽烟的时间稍长，回来时便傻了眼，不知大家去了哪里。他在会议室周围多方打听也无结果，最后只得找个地方自己买单啃了个汉堡包。

他离开快餐店时，一个黑哥们追出店门，冲着他大喊大叫——原来是他把提包忘了。他接过提包，连忙赔笑感谢，但也许是一时激动，也许是近来心里憋了太多的恶骂，一出口竟把Thankyou（谢你）口误成Fuckyou（操你），一连说了好几遍。他发现对方表情怪异，依稀觉得这怪异可能与自己有关，但弥补已来不及了。对方暴睁双眼，把他当成一个面包上的蛆虫，左瞧右看好一阵，最后来一个龇牙咧嘴狮子大开口，半瓶啤酒不偏不斜淋在他头上。

“Shit——”对方的大拳头总算没落下来。

更让人窝火的，是会议上的主题发言人辛格教授，列举中国杰出的民间思想家，只把他排在第十一位，仅在“等等”之前，差一点就要“等”掉了。这不是欺侮人吗？如此排序显然是别有用心，是要黑掉他最近可能获得的一个奖，也太岂有此理吧？他本想站起来当场反驳，但一眼看上去不认识几个人，一听别人嘴里的滔滔英语又有些怯，最终没把手举起来。他黑着一张脸回到家，一股邪火全撒在肖婷身上。“你怎么办的事？沟通来，沟通去，最后就是这样的结果？你还说那个辛格真诚，什么博学，什么睿智，我看就是个大骗子，两头吃，欺世盗名的家伙！”

肖婷从医院下班回家，累得伏在餐桌上已睡着，被他吓得跳起来，面如纸白，好一阵搓揉胸口。“我就给他打电话，我一定同他说清楚……”

“你现在就打！”

老婆连忙走向电话机。

“你告诉他，还不是一个排名的问题，是历史能否还原真相的问题，是历史观能否正本清源的大是大非！”

冗长的电话谈判就这样开始。依照丈夫的指示，肖婷与辛格严正交涉，包括再次详述丈夫的业绩，如坐牢十年（她在英语中调整为“六七年”），如秘密建党（她在英语中调整为“秘密筹备建党”），如武装起义（她在英语中调整为“有一些武器”，意思比较模糊，便于多种理解），如卓越而独特的理论建树，在中国最早提出改革和开放，提出了民主与法制，比邓小平什么的要早得多（以一本著名的“黑皮笔记”为证，只是这本笔记尚未发表）……总之，她悄悄修剪了丈夫一时气愤之下的夸张，掐掉了一些难听的话，但基本上表达了申诉原意。“教授，我们非常尊重你，但遗憾的是，你身边的那些人提供了完全错误的信息，歪曲事实，误导舆论，影响我家先生的政治前途。依照贵国法律，我们强烈要求这些人道歉，并保留经济上索赔的权利。”

她把板子打在辛格教授后面的小人身上，是碍于对方一直对他们有资助，每月一千元美金，已持续了一年多。

“马太太，你们中国人真是很奇怪……”

“为什么是中国人？教授，你不觉得种族是个敏感话题？”

“对不起，我是说马先生很奇怪……”

“该奇怪的是我们。”

“是呵，没错，你们是奇怪。”

“我们一点儿都不奇怪。”

“哎，刚才你不正是这样说的？”

这就有点纠缠不清了。

一个又一个电话，交涉持续到深夜，耽误了做饭，只能叫一个外卖的夹肉饼了事。肖婷顾不上吃，在丈夫催促下又紧急写信，力图在有关媒体和有关人士那里消毒。丈夫不大满意的遣词造句，她一读再读，一改再改，废纸团扔出了一大堆，顷刻就填满垃圾桶。在这期间，马涛也打出一些电话，向几个华人朋友控诉辛格教授的无耻，痛快淋漓地用了一把汉语。伪君子、两面派、犹太奸商、到处拍肩膀填支票的作秀大师，美国中情局的白手套，说不定还是中国国安部的双料间谍……他骂完那家伙又顺带骂上邻居，比他排名前几位的那个胖主编。那家伙表面上道貌岸然，但常去逛红灯区，欺骗女留学生，生活上腐败糜烂，嘴里那一套慷慨激昂的说辞，充其量是骗色骗财的一桩生意。什么人呢？

“那是人家的隐私。”一位华人报纸的女记者提醒他，“马哥，这里是自由世界，你这样说不大合适了吧？”

“既无私德，何有公道？”

“你说话……还真有点像共产党的纪委。”对方笑了起来。

马涛气红了脸，摔了电话。“二鬼子！不就是多喝了几年洋水吗？”

“我看就是个婊——”他把后半句掐了，总算给自己留了一点风度。

骂来骂去，最后肯定还要骂到马楠和我。他痛恨我们当年烧了他的手稿，其严重后果眼下已显露无遗。一把火烧去了那段历史真相，以至他无法证明自己，无法面对那一段过去，让那些小人们统统闭嘴。（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