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29陆大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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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学文很关心笑月,经常说到他的一位老乡,就是笑月所在那个中学的一位年级主任。据他说,笑月有一次偷了班主任的进口手表,本来是要取消学籍的,他给老乡打了个招呼,就大事化小了。笑月同几个男同学玩感情,搞得其中一位差点自杀,也是靠他给表弟打个招呼,把笑月调换到另一个班,抹平抹平就算了,没让男方的家长来吵事。

他说到这些时,脸上总有一种暧昧不明的笑,像是贴心贴意的前来串谋和报功,也像把柄在手时的暗暗得意。

我一再强压怒火,假惺惺地表示感谢。

我不知道笑月这孩子何时进入了他的视野。事情看来是按部就班步步推进的。有一次,他请我吃饭,餐桌边竟冒出了马楠的大姐,吓了我一跳。这家伙什么时候同我家大姐混成了熟人?又一次,他笑眯眯把手机递给我,说有人要与我通话。我接电话时更是吓了一跳:肖婷,远在国外的大嫂,我平时都不常联系的,与他更是八竿子打不着,如何也同他通上了热线电话?……

“俺大嫂哥什么时候回来?”他收线时兴冲冲地问。

他大嫂哥是谁?我突然明白了:他一声“大哥”在前,自居我弟的身份,那么我老婆当然就是他嫂,我老婆的大哥当然就是他的大嫂哥。这里的逻辑一绕八千里,七弯八拐,倒也扯得上。

“你是说马涛?……”我恍然大悟。

“他从奥斯陆回来了吧?”

“我没听说。你怎么知道?”

“俺侄女今年也该升大学了吧。”

“侄女?……”

“笑月呵,你看你。”

“对不起,我脑子没转过来。”

原来他把我的侄女也一并接管为亲人,原来他已让我的亲人全面暴露,一个个乖乖地落网。这使我有一种被包围的感觉,被瞄准的感觉,似乎黑洞洞的枪口正指向我的后脑勺。

说实话,我太不愿意同他拉扯。这家伙身为副厅长,上班却几乎只有一件事,就是打听和传播各种人事消息:谁要提升了,谁与谁的关系铁,谁上面有天线,谁看上了哪一个缺,谁的嫂子与谁的老婆经常一起散步,谁的小舅子与谁的表姐夫是老同学加牌友,谁的老爷子病了并住进了哪一家医院……他对很多大人物及各位亲属的姓名、履历、爱好、人际关系、家人状况都如数家珍,如同情报局的活档案,记忆力堪称惊人。

办正事却是一条虫。他签批文件,永远只有两个字“同意”,或一个字“阅”,批不出任何具体的想法,更谈不上任何具体建议,一辈子吃定了这个三字诀,铁了心要当一名高薪的双向无障碍文件传递工。哪怕内部会议上的两分钟发言,他也要手下人写稿,如果不能照稿念,他就结结巴巴,一路颠三倒四,十之八九是离题万里的大话和套话。为了不让这家伙太坏事,我绞尽脑汁,废物利用,平时只安排他“陪会”,即应付一些官样文章,让他带上耳朵就行,没听明白也不太要紧;或去市县参加一些仪式性活动,反正对方要的一张领导脸,并无实质性工作。但日子久了,各方面都觉得他很像个领导,很合适在台上坐坐,连我也觉得沐猴而冠只要足够长久,就不再是猴。

这种感觉的悄悄变化有点怪。

其实这家伙废得没底线。据同事们说,他到了市县,一端酒杯就狂吹自己在上面的关系,还有自己的诗词空前绝后,被各大学中文系争相研究之类,活脱脱就是疯话——随行同事都恨不得就地蒸发。行业政策细节总是被他说错,得靠随行同事一再事后擦屁股,才不至于留下隐患。有一次,办公室一位女科长安排会场,把他的名牌摆错了位置,也就是右二错成右三,大概有损他的尊严。他在这种事情上口才倒是出奇的好,拍桌子足足骂了好一阵,从祖宗骂到长相,根本不要稿子,骂得女科长当下双手捂脸一路泪奔。

在场人都觉得太过分,只是敢怒不敢言。

同事们后来都不愿同他一道出差。“老大,你行行好。”有人曾这样求我,“你派别人去吧,谁去我请谁吃饭,出辛苦费。”

或者说:“我又没犯错,你不能这样整我吧?”

但就是这么个陆大宝贝,不仅一路官运亨通,调来省环保厅后还出了个小风头。他不知从哪里找来几个大学生,给北京某位大人物编了一本《×××生态文明思想浅论》,不过是一些剪刀加糨糊的工夫,却成了学术大作(是“编”还是“著”,说得比较含糊),还出了一个英文版,让那个退休的老爷子大悦,立即传召编者进京,一赏家宴,二赐合影。电视和报纸也大张旗鼓推介这一本“划时代的好书”。

声势所及,苏副省长也好奇,在某县见到我,把我叫到一个僻静处。“学文同志编的那本什么……到底怎么样?”

“太扯了吧?谁都会说那些话。是不是要给每个大人物都编一本?”

“你这样认为?”

“我当面这样说过。”

“后天上午就是首发式了。”

“他邀我参加,我没打算去。”

对方淡淡一笑:“好多事,大家其实都明白,说不说是另一回事。”

副省长看来并不糊涂,虽然后来参加了首发式,对上对下都给了面子,但不再提及此事。即便有人提及,只要我在场,他大多会看我一眼,有一种私下的会意。

陆学文大概觉得这事热得不够,遭遇到四周的某种寒意,神气之余多了几分悲愤。他上班时故意打开办公室的门,在室内高声打电话:“中央军委吗”“国务院吗?”“财政部王部长吗?”“╳办吗?”……怕别人没听见,有时还操一支手机打到走道上来:“老兄,你搞什么搞?我们省的这三十个亿扶贫款,得赶快拨下来呵。这事不能再拖啦……”这种巡回广播当然是要吓唬同僚,狠狠回击大家的不敬。

“陶厅,”另一位副厅长满脸苦笑,“我们这里出了个中央领导呵。”

“我们厅什么时候改成扶贫办了?”另一位说。

“岂止是扶贫办,还是中央军委的分部。”又一位说。

……

这一天,我终于下定决心,去副省长那里给他下药,觉得这个脓包非得挤一下不可。他多烧点电话费和飞机票倒是小事,问题是再这么乱下去,机关里很多正事都没法干。

“你们按规定办吧。”对方默默听完,不动声色丢下这么一句,“规定就是高压线,不按规定办肯定犯错误的。”

我等待他说下去,见他给小茶壶续水,见他翻了翻笔记本,见他把秘书叫进门。“你们的环评工作会定在什么时候?让小李记一下,到时候我会来……”

我继续等待,包括继续搓手,继续挠一挠耳根,继续盯住对方的眼睛,继续忍住喝一口茶水的冲动,没料到最后只等来他的一个笑脸。他指了指墙上。“小布,你看我这些片子怎么样?”

我吃了一惊。他刚才什么也没听见?我明明汇报了那家伙在设备采购、规划审批等方面的重大嫌疑,有理有据,简明扼要,准备充足,语势强劲,他居然什么说法也没有?他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坚决不表态——什么意思?

墙上有几幅风景照,有红的夕阳和黄的秋林,有慢速曝光的江边灯火,还有两张潜水拍的海底风光。以我外行的眼光来看,这些片子像数度高,构图不算差,大概出自哈苏H系列单反。

“这是您的新作?”我胡乱应付,“很好看么,拿到展览厅去,又是一颗摄影新星冉冉上升了。”

“哪里,也就是一个摄影器材的新星吧。哈哈——”

“搞摄影可是个体力活。”

“谁说不是?”他指了指墙上一方夕阳,“为了等最佳光线,我在云霄岭足足等了两个多小时,被虫子咬了一身的包,代价惨重呢。”

我们的谈话从此再未回到正题。走出这幢办公楼时,我把此前的情景在脑子里重新过了一遍,只能这样揣测:

一,他根本不相信我的谗言,暗示我不该鸡肠小肚,捕风捉影,对同事搞小动作。

二,他已被姓陆的搞定,说不定与那些设备进口商也有利益瓜葛。

三,他也觉得姓陆的确实烂,但只要我没拿出贪污、受贿一类确证,搞掉一个副厅级就那么容易?插手人事管理不是他的分内事。何况那个人关系背景复杂,他脑子再晕也犯不着蹚这一坑浑水。

四,像有些人一样,他可能乐见下属之间的矛盾,哪怕这种互掐影响工作,但避免了下面的铁板一块和独立王国,未尝不是好事。一种互相盯防,在很多情况下能形成制衡,减少一些腐败,或使腐败容易暴露。

五,当然还有一种可能:他不是不愿帮我,只是觉得我谦卑得不够。这并不意味他喜欢那些提包、打伞、开车门的媚态,但如果有人从不在车前迎送,从不盛赞领导大笔挥就的书法或诗词,从不毕恭毕敬地掏出本本随时笔记上司指示,哪怕是一些有三没四的闲聊废话……那么这人是否标榜清高太甚?是不是也有些刺眼?即便从爱护我的角度出发,他也太希望我多懂一点什么。人呵,都是人。事都是人办的。长官们可以不贪私利,但至少得有一点礼貌和感情的回报吧?焦头烂额的诉苦,气急败坏的辩白,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请求,千恩万谢的领情和效忠,只是一些嘴皮子工夫,但能使公事透出几分私情的味道,容易把人心焐热。你小子如何连这个也不懂?如果你没做足感情养护的功课,人家到时候凭什么要把你的事急办和特办?

……

我感觉到问题严重了。得不到上级的支持,我不知自己还有什么办法挤破那个脓包。查账取证吗?派人外调吗?找知情人逐一谈话吗?……当然可以。问题是,我不可能事事亲为,同时又无法保证手下的办事人不被收买,在红包面前清一色的铮铮铁骨刚正不阿。既如此,一次兴师动众的调查,只要塌掉其中两三环,就很可能煮成一锅夹生饭,说不定还会烫手。我再天真也不能指望烫手时大家都来呵护有加。

官场上的这一类中场盘带进退两难,最让人煎熬。

更奇怪的事发生了。组织部门的考察组抵达机关,要求推荐和考察一名厅长人选。全员民主推荐随即展开。我拿到选票,发现四位副厅长在候选之列,诡异的是,依选票上的解释,受荐人须有五年以上副厅资历(其中一位条件不符),须在这一级别任过两个以上的职位(另一位条件不符),须五十二岁以下(另一位条件不符)。这样,表面上是四人候选,合格的却只有陆副厅——照萝卜挖坑呵。

会场上一片寂静。大家显然对这样的选票大为震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有人开始举手表示疑惑:

“答案都有了,还让我们投什么票?”

“我今天忘了带老花镜,看不清呵。”

“这选票上的标题和说明都有语法错误,太不严肃了吧?”

“以前不是画钩吗?怎么这次要画圈?圈就是个零,很不吉利的。”

……

他们肯定是看到陆学文本人在场,不便公开反对,便枝节横生,胡搅蛮缠,阴一句阳一句地装疯卖傻。听组长解释过三四遍了,有些人还是把票写错,写错了便要求换票,换了一张还要求再换一张,怎么像文盲就怎么干。有人抗议身边的人抽烟。有人抗议身边的人放屁。严肃会场充满了哄笑和胡闹——他们显然是在发泄情绪。

我一直没抬头,感觉到众多目光叮咬我的脸,火辣辣的失望、愤怒、轻蔑像小虫子在这张呆脸上爬来爬去。我无话可说,甚至不敢对视任何人。我知道,如果这样的荒唐事无可阻挡,那么我当然就是坐在这里的头号大骗子,可笑的大尾巴狼。平日里那些折腾,什么廉政,什么民主,什么献血和扶贫,什么讲座和考试……都成了羊头狗肉。零╳任何数=零。这一张选票偷越底线,是一个巨大的零,足以使大家今后对任何事都破罐子破摔。

散会时,我叫住了考察组长,“我要同你们谈一谈。”

“当然。你是一把手,我们会找时间听你的意见。”

“不,我要求马上谈。”

“马上?”

“我要求考察组全体在场。”

“全体?”

天色已晚,窗外已黑。组长看看手表,与一位女处长交换了眼色,似乎有点为难。但他们看一看我的脸色,没再说什么。大家在空荡荡的会议厅找一个角落坐下。组长安排人去买盒饭。女处长打开了记录本,专等我开口。(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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