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顺刚汇报了已圆满处置了曾巩曾大人的丧事，王木木又派新任务了，还是白喜之事。

原来是咱们自已人——哈佛大学的学监富弼相爷寿终正寝了。

王木木跟富相爷还是有蛮多的交往的，王木木非常欣赏富相爷的为人。

相传富相爷年少时就是一个机智少年。一天，少年富弼走在洛阳大街上，有人过来悄声说：“某某人在背后骂你！”

富弼说：“大概是骂别人吧。”

那人又说：“人家指名道姓在骂你呢！”

富弼想了想说：“怕是在骂别人吧，估计是有人跟我同名同姓。”

骂他的人“闻之大惭”，赶紧向富弼道歉。

年少的富弼分明是假装糊涂，这“不认骂”，显示了他的聪明睿智。善于消释痛苦者，向来不“放大痛苦”。俯仰之间可见心胸之狭阔，古往今来的高人和凡人，也就在这里分野了。

富弼所处的时代，真是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大宋王朝井喷似的涌现出许多人才：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文彦博、苏东坡、王安石等，都轻轻松松地通过科举考试，中了进士，取得了功名。富弼的科举之路却不很顺利，最初他是以茂才（秀才）的身份登上文坛的，但他不气馁，从容地和“大腕们”交往。当时的文人们经常搞文艺沙龙，在酒楼聚会，吟诗作赋。大家看到一个青年，面目清秀，稳重大方，但20岁出头了，还是一个茂才，都替他感到惋惜。这个年轻人却不卑不亢，来了，就找一个角落坐下来，安静地听别人诵诗，末了，才稳稳地站起来，把自己的作品念给大家听。他的文章真是好，每每成为诗会的压轴之作。大家最后总结评判，都夸赞他的文章不错。

富弼成名后，被誉为“洛阳才子”。当时范仲淹已经颇有名气，认识富弼后，对富弼大为赞赏，说他有“王佐之才”，把他的文章推荐给当时的宰相晏殊。晏殊是奇才，不到20岁就考中进士，写出“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一名句。他一眼看出富弼有发展前途，就问范仲淹：“这位洛阳才子可曾婚配？”范仲淹回答：“尚未婚配。”晏殊满意地点了点头。

当时晏殊尚有一女待字闺中，正托知贡举陈祥帮忙选婿。陈祥对晏殊说：我观富弼之文章气度，有宰相之才。范仲淹见晏殊喜欢富弼，就和陈祥从中撮合，富弼终成为晏殊的东床快婿。

富弼于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考中进士，当时他已经27岁了，属于茂才异等科及第。步入仕途后，他先到河阳（今孟州）任节度判官厅公事，接着到绛州（今山西新绛）﹑郓州（今山东东平）为官。几年后山东一带多有兵变，有些州县长官见乱匪势强，软弱无能，不但不去镇**压，反而开门延纳，以礼相送。后来朝廷追究，派出工作组下来严查。

范仲淹坐镇处理这些事。富弼对范仲淹说：“这些州县长官拿着朝廷俸禄，竟然姑息养奸，形同通匪，都应定死罪，不然今后就没人再去剿匪了。”

范仲淹则说：“你不知道啊，土匪势强，远在山林，难以围剿，地方政府兵力不足，贸然围剿，只能是劳师伤财，让老百姓白白受苦罢了。他们按兵不动，以图缓剿，这大概是保护百姓的权宜之计啊。”

富弼不同意范仲淹的看法，脸红脖子粗地与自己的恩师争执起来。有人劝富弼：“你也太过分了，难道忘了范先生对你的大恩大德了吗？”原来，富弼考中进士后，正值皇帝下诏求贤，要亲自考察天下士人。范仲淹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派人把富弼叫来，给他备了书房和书籍，让他集中精力写出对政事的看法，富弼因此得以被皇帝赏识。

可是，富弼回答：“我和范先生交往，是君子之交。先生举荐我，并不是因为我的观点始终和他一致，而是因为我遇到事情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我怎能因为要报答他而放弃自己的主张呢？”

范仲淹事后说：“富弼不同俗流，我欣赏他，就是因为这呀。”

富弼遇事有主见，不盲从，不随便附和别人，即便对天子也是这样。

宋仁宗赵祯，看到了大宋政策的弊端，要做一些改革。在大臣递交的方案中，他看中了范仲淹和富弼的方案，于是在全国推行他俩提出的十条改革措施。历史上把这次改革称为“庆历新政”。

范仲淹为了推行新政，跟韩琦、富弼等大臣到各地走访，筛选各路（“路”是宋朝行政区划的名称）监司（监察官）。有一次，范仲淹审查一份监司名单时，发现其中有贪赃枉法的官员，就提起笔来，把这些人的名字一一勾掉，准备另选他人。富弼在一旁看了，心里有些不忍，就对范仲淹说：“范公啊，你这笔一勾，可让这一家子都哭鼻子呢。”

范仲淹严肃地说：“彦国啊，我若不让这些官员的一家子哭，那就害得一路的百姓都要哭了。”这一次，富弼不再和范仲淹争执了，他觉得范仲淹说得对，此后办事就更加实事求是了。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富弼升为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一个分管京都监狱的中级官员。是年春，契丹国大兵压境，扬言要以武力扫平中原，要求大宋割地赔款才息兵。慌了手脚的宋王室，赶忙商议派大臣出使契丹求和，但朝中大臣皆因此行凶险，不敢前往。有人推荐富弼，富弼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大使，拜任枢密直学士，出使契丹。见到辽国皇帝，富弼问：“为何要出兵攻宋？”

辽国皇帝回答：“是你们违约在先，堵塞了关隘，所以我们要进攻。如果你们割地求和，我们可以撤兵。”

富弼正色道：“我知道你自己并不想出兵，而是你的臣子嚷嚷着要打仗。你可知道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牟利？”

辽国皇帝惊讶地问：“此话怎讲？”

富弼说：“我大宋封疆万里，精兵百万，上下一心，若你们要用兵，能保证必胜吗？即使你们侥幸获胜，也要损伤过半，这些损失你那些好战的大臣能够弥补吗？如果我们还像以往那样互通友好，大宋每年赠给你的钱帛，还不都是你辽国皇帝一人任意支配吗？”

辽国皇帝想了想，点头称是。

富弼又说：“至于中国堵塞关隘，本是为了防范叛军，并不是为了进攻他人。若是为了进攻，就不堵塞关隘了，而是要打通关隘，前去进攻了！”

辽国皇帝觉得富弼说的都是实话，第二天就邀富弼一同打猎，但他提出一个条件：“如果能割地给契丹，则两国可长久修好。”

富弼问：“为什么？”

辽国皇帝说：“我们都以每年领受你们的钱帛为耻。”

富弼马上反问道：“你们以得地为荣，我们必以失地为耻！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想让我们割地求和，万万不能！”

面对这个既善辩又强硬的来使，辽国皇帝感到无奈，最终不再要求割地。就这样，富弼不避生死，不辱使命，只说了一番话，就打消了契丹国进犯的图谋，使两国化干戈为玉帛，此后的几十年间，两国一直和平相处。

富弼后来又出使契丹，也大获成功，展示了其超人的胆识和外交能力。他第一次去契丹时，家人来报，说他的女儿死了，他不顾而行；第二次去契丹前，他的妻子生了个男孩，他来不及看一眼，就启程了。到了契丹国，每得家书，他连拆都不拆。

随从不解地问：“这是家书，为啥不拆？”

他回答：“拆了，徒乱人意！”

富弼为人不慕虚名，他一心为国，受到仁宗嘉奖，欲提拔他为枢密副使。他力辞不受，上疏仁宗：“（大宋）与契丹再结盟好，大臣们都以为太平无事了，万一契丹毁约，又来进犯，我岂不是死有余辜！陛下啊，您只要卧薪尝胆，不忘边患，多虑国政，就不用考虑我的职位高低了。”

过了一段时间，仁宗欲再次提拔他，并派宰相去劝说：“此次任命是别有用意，非因你出使契丹有功，请受之。”他这才接受了枢密副使的职位。

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六月，契丹和西夏发生战争。契丹出兵10万西征，并遣使至宋，要求大宋与西夏断交。范仲淹怀疑契丹国是声东击西，可能与西夏联合攻宋，建议朝廷马上增兵，驰援西部边陲。富弼冷静观察后，认为契丹不会与西夏联合、杀个回马枪再来攻大宋。当时朝廷上下非常担心，议论纷纷：如果大宋受到攻击，你富弼是否以头颅谢罪呢？

富弼很平静地说：“放心，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结果如富弼所料，契丹并没进犯大宋边境。

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富弼被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文彦博同日拜相。两年后的一天，仁宗上朝时突然昏厥，被扶入宫中诊治。朝中大臣十分惊慌，议论纷纷。庙堂之上的富弼却很冷静，他和文彦博一起留宿宫中以防不测，并随时询问仁宗病情，使宫中秩序很快恢复。后来富弼还与朝中大臣一道，劝仁宗早立皇嗣以安定人心。

富弼克己奉公，为官清正，颇有廉声。富弼出任枢密使时，宋英宗赵曙刚登上天子的宝座。赵曙上台后，将其父仁宗皇帝的遗留器物，都拿来赏赐给朝廷重臣。众臣叩头感谢领赏之后，一起告退。赵曙却单独请富弼留下，又在惯例之外，特别赏赐他几件器物。富弼先叩头谢恩，然后就坚决推辞不接受这份额外的赏赐。赵曙有些不高兴，轻描淡写地说：“这些东西又不值什么钱，你没有必要推辞呀！”富弼恳切地说，“东西虽然很微薄，但关键是额外所赐。大臣接受额外的赏赐而不谢绝，万一将来皇上做出什么例外的事来，凭什么劝谏呢？”最终富弼还是推辞掉了这份赏赐。

至神宗立，为了富国强兵，神宗于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四月，召王安石进京，变法改制。神宗想问问富弼对变法的看法，因富弼是三朝元老，许其肩舆至殿门，不必叩拜，坐下说话。结果富弼一见神宗就说：“我反对变法。”神宗又问边防事宜，富弼说：“陛下执政不久，当布德行惠，希望二十年口不言兵。”神宗听后十分失望，革其相位，以仆射出判汝州。

富弼见神宗重用王安石，知道自己不可与之争，于是称病退休，欲回洛阳，上疏几十次才被准许。临行，他又上疏神宗，说王安石变法，起用许多小人，加上地震、旱灾，国事堪忧。神宗问他去了之后，谁可代他为相，他推荐文彦博。神宗又问：“王安石如何？“富弼沉默不答。

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八月，80岁的富弼在洛阳病逝。他死前给神宗上疏：朝中多有投机钻营的小人，非国家之福，应予以廓清。神宗读后十分哀痛，辍朝三日，出祭文致奠，赠太尉，谥文忠。随后富弼配享神宗庙宇。后宋哲宗上台后，又亲篆碑额“显忠尚德”4个字，请大学士苏东坡撰文刻之，对这位名相和外交家的一生给予肯定。

王木木对于富弼和王安石的政治分歧，觉得自己这个千年后人也难一言蔽之。但是，自从富弼和王安石二人分别应聘哈佛后，两人搁置争议，同心协力地为哈佛出力，并且各自吸取在变法中之所以不能合作的教训，重塑辉煌，很是感动。

现在，身处欧洲的王木木思考问题还常常设身处地联想起欧洲的历史。

中国有焚书坑儒，那是独**裁者对人民的暴政，而学术派别间百花争艳、百家争鸣，从来不流血，法家和儒家是不会发生械斗的，陆王与程朱两派理学的斗争，也仅限于辩论的范围而已，最多纠集点儒生狠狠吵一架。虽然中国多宗教，多信仰，但是宗教战争是没有的，中国什么样的宗教，也不至于动辄以教义为依据，对人民横加死刑。在这一点上，比黑暗的欧洲中世纪文明多了。

想想吧，阿拉里克侵略罗马，罗马的民族英雄斯底里哥英勇抵抗，被罗马昏君（兼智残人士）霍诺留杀害。贞德在保卫法国的时候，竟被自己所保卫的国王和贵族们用4万法郎卖给了英国人，**！下三烂！令人作呕！法国人把自己的民族英雄当婊~~子卖吗？！捷克将军华伦斯坦为德皇抗击丹麦人的入侵，结局是被骗到皇宫用毒箭射杀，同样是**手法。岳飞被害，还有莫须有的罪名，华伦斯坦之死，真是死的相当的窝囊！汉尼拔在被他保卫的国王处死的时候感叹："一个多么让罗马人害怕的人就要死去了！"布匿战争延续百年，伽太基人在战争最关键的时刻毒杀自己的民族卫士，他们那时的文明真是可怕、寒心。

哀叹中国的朝朝代代，弱，以宋为最，其文官集团的贪婪不已，真是祸国殃民，国之癌症，史之毒瘤。

中国近3000年的封建社会为什么会一直的反复，难道全是天灾？全是**？全是皇帝的昏聩？

其实，天灾**也好，帝王的昏聩也罢。都不是关键的问题，中国的历史轮回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就是文官集团的问题。这个庞大的怪兽在疯狂的聚敛着社会的一切财富，而且基本上没有制约，一直到土地和财富聚集到了临界点才会轰然的倒塌，从而带来一个新的循环。这个临界点在某个地区，某个地区会因此而有新的循环；这个临界点在某个企业，某个企业也会因此而有新的循环；这个临界点在某个年代，某个年代就有了新的循环；这个临界点在某个……

为什么文官集体无法制约？首先对皇帝，虽然皇帝名义上是能制约文官集体的，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所以导致皇帝基本上是聋子瞎子。失去了制约的能力。就像做股票，由于信息不对称，老百姓终归是输家。

虽然有些皇帝可以制约文官集团，但这需要分化文官集团，拉一派打一派，需要很高明的政治手腕！很多皇帝不具备这种手腕，于是被文官集团糊弄，当成了摆设！

其次，文官集团对百姓来说又过于庞大，而且百姓没有组织，散户嘛，完全是一盘散沙，这样文官集团的能量就可以想见了。所以与其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能量大，还不如说是中国的文官集团的能量大。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能绵延几千年的根本原因。

当然，在中国的历朝历代的帝王中，皎皎者，他们还会故意让手下的官员们变成贪官污吏，再时用时反，这是顶尖的玩弄权术的帝王之秘术：用贪官来培植死党，除贪官来消除异己，杀贪官来收买人心，没贪财来实己腰包，这就是玩权术的艺术。

宇文泰是北周开国的奠基者。当他模仿曹操，作北魏的丞相而“挟天子令诸侯”之时，遇到了可与诸葛亮和王猛齐名的苏绰。宇文泰向苏绰讨教治国之道，二人密谈三日三夜。

宇文泰问：“国何以立？”

苏绰答：“具官。”

宇文泰问：“如何具官？”

苏绰答：“用贪官，反贪官。”

宇文泰不解的问：“为什么要用贪官？”

苏绰答：“你要想叫别人为你卖命，就必须给人家好处。而你又没有那么多钱给他们，那就给他权，叫他用手中的权去搜刮民脂民膏，他不就得到好处了吗？”

宇文泰问：“贪官用我给的权得到了好处，又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苏绰答：“因为他能得到好处是因为你给的权，所以，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好处就必须维护你的权。那么，你的统治不就牢固了吗。你要知道皇帝人人想坐，如果没有贪官维护你的政权，那么你还怎么巩固统治？”

宇文泰恍然大悟，接着不解的问道：“既然用了贪官，为什么还要反呢？”

苏绰答：“这就是权术的精髓所在。要用贪官，就必须反贪官。只有这样才能欺骗民众，才能巩固政权。”

宇文泰闻听此语大惑，兴奋不已的说：“爱卿快说说其中的奥秘。”

苏绰答：“这有两个好处：其一、天下哪有不贪的官？官不怕贪，怕的是不听你的话。以反贪官为名，消除不听你话的贪官，保留听你话的贪官。这样既可以消除异己，巩固你的权力，又可以得到人民对你的拥戴。其二、官吏只要贪墨，他的把柄就在你的手中。他敢背叛你，你就以贪墨为借口灭了他。贪官怕你灭了他，就只有乖乖听你的话。所以，‘反贪官’是你用来驾御贪官的法宝。如果你不用贪官，你就失去了‘反贪官’这个法宝，那么你还怎么驾御官吏？如果人人皆是清官，深得人民拥戴，他不听话，你没有借口除掉他；即使硬去除掉，也会引来民情骚动。所以必须用贪官，你才可以清理官僚队伍，使其成为清一色的拥护你的人。”

他又对宇文泰说：“还有呢？”

宇文泰瞪圆了眼问：“还有什么？”

苏绰答：“如果你用贪官而招惹民怨怎么办？”

宇文泰一惊，这却没有想到，便问：“有何妙计可除此患？”

苏绰答：“祭起反贪大旗，加大宣传力度，证明你心系黎民。让民众误认为你是好的，而不好的是那些官吏，把责任都推到这些他们的身上，千万不要让民众认为你是任用贪官的元凶。你必须叫民众认为，你是好的。社会出现这么多问题，不是你不想搞好，而是下面的官吏不好好执行你的政策。”

宇文泰问：“那有些民怨太大的官吏怎么办？”

苏绰答：“宰了他，为民伸冤！把他搜刮的民财放进你的腰包。这样你可以不负搜刮民财之名，而得搜刮民财之惠。总之，用贪官来培植死党，除贪官来消除异己，杀贪官来收买人心，没贪财来实己腰包，这就是玩权术的艺术。这就是玩权术的至高艺术境界。

……

现在，王木木的脑袋为什么要想这些问题呐？因为家大业大了，自己该确立一种管理模式了，自己该有一个明确的运转系统了。拍拍脑袋，对世界范围来说，大的体制也就是两种，一为独**裁，其实就是文官体系这利益集团把持的情况。第二为民**主，基本上能够制约一部分文官集团的行为。所以上面的问题基本上就引出一个新的问题，一个既没有皇帝又没有群众监督的文官团体，他的危害又多大？而他的未来又会如何呢？

王木木在自已的天地里究竟要实行何种管理模式，或谓治国大纲。他一直在思考，在旁征博引，在百里挑一。

王木木出生在“特殊时期”高**潮时的大都市。幼小无助的他，心惊胆战地听着“武斗”的枪声。在少年时，他被灌输了一个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大故事，这个“元叙事”是这样说的：

所有的人类社会都遵循一个线性的发展规律，即从原始社会开始，经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社会自此大同，彼此相亲相爱，永远过着幸福的生活——人间天堂。但在实现这样目标之前，我们必须投身于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即正义的社会主义与邪恶的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正义终将胜利！我们要为实现它奋斗终身、抛头颅、洒热血……

然而，恍如一夜之间，苏联崩溃，世界沧桑巨变。工人阶级的自已被下岗了。上上网，读读书，听听课，看看电视，于是，在其成年过程中，他又被灌输了另一个宏大的叙事故事：

所有的人类社会，不论其文化有何异同，其民众是基~~督徒、穆斯林还是儒家信徒，都将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在现代社会中，每一个个人都是理性的，一旦有了选举权，必然会选出好政府，随后就过上幸福的生活，相当于实现大同社会——又是一个人间天堂。选举民**主制将成为所有国家和民族唯一的政治制度，再加上一个自由放任的市场让他们发财。当然，在实现这个目标之前，我们必须投身于正义的民**主与邪恶的不民**主之间的斗争。……

但，后来，中国富起来了，中国从世界上最贫困的农业国，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6。5亿人脱贫。实际上，这期间全世界80%的减贫任务是由中国完成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中国的成绩，全世界减贫成就不值一提。而取得这些成绩的中国，没有实行他们所谓的选举，也没有实行多党制。相比之下，全世界大部分选举民**主制国家都处于惨淡经营境况。可以说，民**主已陷入“一次选举，长期后悔”的周期性怪圈。

王木木并非谴责民**主。相反，王木木认为民**主政治对西方的崛起和现代世界的诞生居功至伟。然而，很多西方精英把某一种民**主形式模式化、普世化，这是西方当前各种病症的病灶所在。

中国的政治模式也不可能取代选举民**主，因为中国从不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包装成普世通用的模式，也不热衷于对外输出。中国模式的重要意义不在于为世界各国提供可以替代选举民**主的新模式，而在于从实践上证明良政的模式不是单一而是多元的，各国都有可能找到适合本国的政治制度。

王木木见证过一个时代的落幕。共**产主义和选举民**主制，都是基于普世价值的“元叙事”。在20世纪，我们见证了前者因极端教条而失败；到21世纪，后者正重蹈同样的覆辙。让我们为“元叙事”的时代画个句号吧。共**产主义和民**主可能都是人类美好的追求，但它们普世化的教条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的下一代不需要被灌输说，世界上只有一种政治模式，所有社会都只有一种归宿。多元化正在取代普世化。一个更精彩的时代正缓缓拉开帷幕，我们有没有勇气拥抱它呢？现在的我能不能让这种多彩的时代提前在这个年代到来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