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饥饿的农民

我们刚来的时候，社员们一直都认为我们在城市里犯了什么错误，是到这里“下放劳动”的青年。他们不了解“上山下乡”和“下放劳动”的根本区别，所以总是管我们叫“下放青年”。对于这种称呼我们嘴上没说什么，可心里却总是感觉有点儿不自在。因为“下放”二字，让我们完全失去了光荣和豪迈的色彩，似乎变得有些灰溜溜的。他们一直都坚信我们吃不了农村的苦，在这里呆不了多久，就该“鞋底子抹油——溜了”。

可是如今实践证明，脸朝黑土背朝天的艰苦劳作，没有把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学生吓倒；蚊虫叮咬、粪臭烟熏的生活环境没有使我们务农的决心动摇；文化落后、粗茶淡饭的生活条件没有降低我们高昂的意志。这无形的力量来源于那颗红心，那份真诚，那种几乎透明的热情。

事实让农民很受感动。原来对我们持怀疑、观望态度的社员们，这时都惊叹起来，他们说：“真想不到你们这些在大城市长大的孩子能吃得了这么大的苦！”他们从心里对我们流露着那种带有某种同情的钦佩。农民已经开始逐渐把我们当成他们自己的孩子了。

在春耕中，他们教我们刨楂子、整地、扶犁、点种，夏锄时教我们铲地、趟地、薅地，秋收打场时又教我们割地、打腰儿、起场、扬场……

尽管如此，可是他们还是经常不解地向我们发问：“你们在哈尔滨待得好好的，为啥要到这农村来呀？我就不明白，你们到底图希个啥呢？”

我们理解农民，因为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化，所以我们的志向他们可能暂时还不能理解。关于“反修、防变”的大道理，在他们的脑海里更是摸不着边际。不过没关系，只要我们长期与他们打成一片，我们的真诚一定会打动他们。于是，那时侯我们给自己定下的第一个目标，也是下乡前市委领导对我们的期望——用自己的行动，首先获得农民的信任，争取早日取得“合格社员”的资格。

为了让社员早日了解我们，我们也尽快地熟悉农民，我们经常到贫下中农家里去访问，因为有了他们对我们的初步信任，所以从他们那里我们知道了农村现在和过去的许多事情。

三年自然灾害那几年，正是农村刮“共产风”的时候，社员家里的烟囱“不许冒烟”儿，都统一在自己的生产队里吃“大食堂”。早晨烧一大锅开水，撒几捧苞米面儿，再扬上几盆野菜，添把大粒儿盐，熬成稀糊粥。社员们排成队一人两碗，因为粥里没什么粮食，所以人们的肚子一会儿就空了。中午，下地干活的每人一个大窝头儿，不下地的仍然喝稀糊菜粥。据说这二年解散了大食堂，纠正了“共产风”以后情况好多了，但生产队分配给每个人的口粮一年也不过二百多斤，几乎家家等不到第二年铲地的时候就断了粮。一到春末夏初，各生产队的社员家家都得靠“瓜菜代”来维持半饥半饱的生活。生产队的大牲畜虽说是队里的一半家业，趟地、拉地还全靠着它们呢，但也只能空嚼几口干草，留给它们那一点点可怜的粮食，总有一部分被饥饿的农民偷回家里去填家人的肚皮。为了第二年的生产，上级只好从粮库里调拨一些快要发霉的苞米粒子做为“返销粮”，分配给很快就要投入夏锄生产的社员们。这时各家各户仍然是把糠麸、野菜掺到一块儿做成黑乎乎的菜团子；更有会过日子的人家甚至把磨得细细的豆毛筛了又筛，再抓上两把珍贵的玉米面蒸成窝窝头，吃得大人孩子一个个都拉不出屎来。一些爱说“嘎牙子”话的社员故意当着一帮妇女们的面儿念秧儿说“可别提豆毛那熊玩意儿了，真他妈把我糟践苦了，憋得我腚眼子拉屎比老娘们儿生孩子都费劲……”逗得妇女们都扭过头去捂着嘴咯咯咯地笑。

一九六零年中央下发了“六十条”，鼓励农民开荒种地度荒年。农民开了地，种了“镐头荒”，碗里的粥也稍微稠了些，然而好景不长，跟着就来了“四清”运动。又是算账，又是批判，又是退赔，“六十条”又不算数了。后来上级又号召农民搞多种经营，队长带领社员编筐编篓搞副业，进城拉脚，可是才干了一年多，刚见了一点亮光又不让干了。这政策翻过来调过去的把农民折腾的心里都没有底了。政策只要一下来，心里就担心不知啥时候又会改变……

这几年虽然好了些，但口粮问题仍然是大多数农民家里每年最担心的事儿。到了麦收，当他们把本来少得可怜的麦子分到手以后，就赶忙拿到山里去换些粗粮回来，为的是多吃些日子。一个个年轻的壮劳力成天喊着“只要有地方能让我吃饱饭，就是不给工钱白干活儿也行”。

那些人口多、劳动力少的人家往往在生产队拼命干一年，到年终分配的时候不但领不回钱来，还要倒欠生产队一笔债，这就是社员们说的“胀肚户”儿。所以他们平时不能不精打细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甚至连自己家鸡鸭下的蛋也舍不得吃，把它们攒到一块儿，换几个零花钱儿，再到供销社买回那些过日子少不了的灯油、火柴还有那些针头儿线脑儿的日用品。所以多数社员都盼着自己的孩子快点儿长大，好帮家里挣工分儿。

我们刚下来的时候，看见不少学龄儿童都没入学，心想这些农民怎么这么没有远见呢？直到后来才算了解了其中的根本原因。

那次在高大叔家里，我们看到了他那个刚刚四岁的小儿子正偎在妈妈怀里，小手摆弄着一副破旧的扑克牌。因为那时候贫困农村的孩子根本没有什么玩具，与城市里的孩子一比真显得有些可怜。我坐在炕沿上一边逗着他玩儿，一边问他叫什么？几岁了？孩子羞却地把头往妈妈怀里一扎，不肯吱声，还不时地扭过头来歪着小脑袋偷看我们。我知道孩子跟我们有些眼生，不敢说话。

当我们快要走的时候，这孩子才跟我们渐渐熟了起来，并开始慢慢地往我身边凑。我摸了一下他那红萝卜般的小脸蛋儿问他：“你会数数了吗？能数几个？让我们听听！”那孩子抬起小脸儿来朝我笑笑，歪着小脖子，害羞地说了一句“会数”。我们几个都高兴地鼓励他数给我们听听，他瞅了一眼爸爸，又瞅了一眼妈妈，然后张开小嘴儿大声地喊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钩、圈、楷、尖儿。”

我们一下子都被这孩子的回答搞得狂笑不止了，一个个前仰后合的。可想不到，这场面却一下子把孩子笑懵了，只见他一下子扑到妈妈怀里，再不敢抬头看我们了……

还有一次，我和一个女知青一起到高大叔家里去给生产队收苞米籽儿，高大婶儿抱着那个四号的——才两岁的女孩儿从炕上下来。跟我同去的女知青从她怀里接过孩子，一边逗她玩一边问她：“这孩子会说话了吗？”

“刚会说个一句半句的。”高大婶儿一边穿鞋一边说着。

“她是先会叫爸呀，还是先会叫妈呀？”

“哪是呀！你们问她吧，看她会说啥！”

我们的女知青抱着孩子，在她的小脸上亲了一口，和气地问：“你会说啥？嗯？说说让我们听听！”

这个孩子倒是不眼生，可没想到，她张开小嘴儿竟大声喊了一句——“幺饼”。

孩子的回答一下子又让我们都乐得直不起腰来了，连她妈也跟着乐得嘎嘎的。

原来，孩子出生以来学会的第一句话，竟是偎在看纸牌的妈妈怀里“自学成才”的，而且还记住了一个“幺饼”……

我们大笑一阵之后，一种莫名的忧思开始在我的心中涌动。照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如此教育环境将如何熏陶孩子幼小的心灵啊？

与此同时，也让我想到了农村那些已经超过入学年龄的孩子们，至今还有不少没有上学，难道大人都情愿让自己的孩子将来跟自己一样目不识丁吗？如今解放快二十年了，农村的教育还如此落后，按着这种社会进步的脚步，何年何月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呢？

我们知识青年来到农村，不仅要改造主观世界，同时也要改造客观世界。农村缺少文化这一现实，不正是我们发挥作用的用武之地吗？

为了解决该入学的孩子不能入学的问题，我们除了开导孩子的父母之外，我们在各生产队组织了业余民校，文化教员清一色都是知青。冬闲时间点着马灯给孩子们上课。他们对这些知青教师非常喜欢，后来竟然有在读的小学生也到民校来凑热闹来了。他们认为，民校的知青教员比他们的老师讲的有意思，更受他们的欢迎。对于农村家庭妇女，女知青针对她们的特点开展“送字上门”活动，在社员家的炕头上教她们识字。

“民校教员”——女知青杨春霞，有一天上山回来，早已累得躺在炕上不想动弹了。虽然不想吃饭了，但她可没忘了自己的责任——生产队里还有那些孩子们等着她去上课呢！于是她又勉强支撑着身子，赶到生产队上课去了……

通过组织业余民校让我们看到，农民不是不知道让孩子念书是好事，然而他们遵循的是常挂在嘴边上的那句话——“穷养猪，富读书。”“肚皮还填不饱呢，还敢想别的？”他们也不是没看见，个别当干部人家的孩子也不过是多念了几天书，结果现在都离开了庄稼院儿，有出息了，进县城干事儿了，穿皮鞋上班儿了，哪有不羡慕的？可是对于自己家的孩子来说，虽然到了入学年龄却不能上学，即或是上了学的，也不过念个两三年，认识眼巴前的几个字以后家里就不让再念了，早早地就得到生产队干“半拉子”，帮家里挣工分儿了。因为在大人眼里，眼下多挣工分儿、多分粮食才是最要紧的，人连肚子都吃不饱呢还想让孩子念书？细想一下，这也真是朴素而简单的道理，无可厚非……

事实教育了我们。孩子们之所以在学校里念不了几天书就纷纷辍学了，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穷”字。

其实，农民本身也是渴望文化的，他们也是渴望精神生活的。一听说县里的放映队来了，那消息传得可快了。家家户户下晌四、五点钟烟囱就冒烟了。吃完晚饭，大姑娘、小媳妇们就开始往脸上擦粉、抹雪花膏了。从傍晚开始，小学校前面的操场上就陆陆续续地被各种各样的小板凳和砖头、石块儿占满了。不等天黑，全村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还有外村听到消息的人们就都像赶集似地涌到操场上来了。有扶着老人的，有抱着孩子的，还有嘴里嗑着瓜子儿的……年轻的女人们互相品评着对方的打扮，说着笑话，打着趣儿；村子东西头平日里不常见面的人们老远地打着招呼，脸上露着喜悦。人群里，那些半大小子们在人们的腰间钻来钻去，嘻戏着、打逗着。电影还没开始，啥都没看见呢，仅从人们心里的那份期盼上就让农民脸上的皱纹都笑开了，肚子饿不饿好像这时候也全都忘了……

这个叫“电影”的东西竟然给社员们带来了这么多的快乐。但是最令他们不解的是，那块像白布单子一样的银幕，怎么一束光打上去就有活人在上面动弹呢？是什么法子让那些人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呢？碰上刮风天，银幕被风刮得一歪一斜的，那上头的人也像要倒了似的，脸蛋儿也变了形，这就让他们乐得更欢了。

县里的电影放映队一年当中也下不来几趟，就是来了，也只是《地道战》、《地雷战》那几部老片子，尽管社员们早已都熟悉片子的内容，但是也不愿意放弃这难得的机会。可是后来风靡全国的八个“样板儿戏”，可着实让农民的文化生活火了一阵子。

那是个挂锄季节，我们知识青年和当地的青年积极分子试着排练了《沙家浜》里“智斗”一段戏。演出那天晚上，社员都赶来看我们的演出，全村六百多户人家几乎倾巢出动了。女知青李义滨扮演阿庆嫂，我扮演刁德一，一个青年社员演胡传魁。想不到，演出竟然取得了轰动效应。于是高大队长当即发话，让我们购置几件服装道具，在秋收大忙之前再演一场。我们当时就像打足了气的皮球，乐得一蹦老高。

经过这一装备，第二次演出的效果自然更胜一筹。事先不知道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演出那天晚上，就连周围十里八村儿的农民也兴冲冲地赶了过来。散场的时候，那涌动的人流，让我联想起城市电影院散场时的情景。那以后年轻的姑娘小伙子见了李义滨就叫她“阿庆嫂”，连她的男朋友也被大伙儿戏称为“阿庆”了。

演出的成功让我们无比兴奋，于是一发而不可收，不久就着手排练《红灯记》，而且是全剧。由于我们当时还没准确掌握京剧的唱腔，就改用农民熟悉的评剧唱腔来演出，少数几个会一点乐器的社员自发组织起小乐队为我们伴奏。我们和农村的青年积极分子跑东跑西，从社员家里找来了过去年轻女人穿的带大襟儿的红底素花小夹袄、蓝市布裤子，还有老太太穿的青布褂子，作为李铁梅和李奶奶的服装道具；有的社员从他们在县城客运站工作的亲戚那里借来了蓝制服和大盖儿帽儿，我们就当铁路工人的着装来用；生产队里的马灯就当做李玉和手里提的红灯；老社员还给我们找来了毡帽儿，磨刀石，烟袋等让剧中的“磨刀人”当行头。经过这么一“武装”，一个个剧中的角色还真是像模象样的，挺像那么回事儿。

演出的成功，让我们每个参加演出的知青都获得了一种成就感，由此仿佛还发现了自己身上与生俱来的某种表演潜能，内心充满着自豪。

可以说，我们的演出在全县是开了先河，我们的宣传队也格外受到了县文化馆的重视。后来我们去借什么剧本以及简单的道具什么的，他们都积极支持我们。

那次演出以后，“鸠山”先生就成了我的代名词。（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