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出身罪”

（一）

一九六八年的夏锄大忙季节一过，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也随之进入了实质性阶段。“三查一挖”、“清理阶级队伍”、“揪党内走资派”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当然不会给任何人表示出任何温情，历史没有让我们这些知青在充满激情的政治浪潮里停留得太久，便对我们青春的梦幻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面对一桩桩冷酷的现实，让我们内心感到无限的困惑与迷茫，原来过热的神经开始降温了。

随着混乱局面的蔓延，发生在我们知青中的悲剧逐渐拉开了帷幕。

城市里的运动总是要走在农村前面的。我父亲工厂里的“革委会”，派人到河北老家调查他的出身。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派性猖獗的老家，村上当时竟有两个互相对抗的党支部，两者之间正在不惜一切地为“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而进行着残酷的派性斗争。不明就里的外调人员到达村东头的时候，正赶上沙河发大水，无法过到村西头去，便在东头的党支部了解情况。东头的支部书记一听，是调查河西老王家的，便十分干脆地说；“西头姓王的，有一家算一家全是富农。”一个大印盖上，从此父亲就戴上了“隐瞒成分”的大帽子在厂里学习、反省、交代问题、接受批判，不准回家。

而我在农村，一夜之间，也从一个政治可靠、红心似火的下乡知青，一下子跌到了政治低谷，变成了生而有罪的“可教育好的子女”。这自然改变了我这个下乡知青此后的人生轨迹。

我原来兼任的那个公社团委副书记职务，此后无声无息地被撤销了。看当时的架势，我这个还没有转正的预备党员，也随时都有被取消的危险。

类似的命运，像瘟疫般地在知青当中蔓延开来。清查小组追查祖宗三代的结果，击碎了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理想，美好的蓝图顷刻间化成了一片茫茫的黑暗。

我们知青点儿的点儿长亓耘田调到公社当副社长还不到一年，经外调，说他的父亲是黑龙江省委潘复生这条“黑线”上的“漏网走资派”，正在接受审查和批判。于是在农村这边不分青红皂白地就把亓耘田从公社副社长的位置上撤了下来，被造反派押着游街、批斗之后，又在一片“打倒……”、“火烧……”的口号声中，下放到东山脚下的福乡大队去接受改造。然而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我们这位从知青中提拔起来的青年干部，即或是下放，也难以逃脱某些人的嫉妒和暗算。

福乡大队有一位姓赵的年轻党支部副书记，自以为“根红苗正”，接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班是早晚的事，将来再往公社发展也不是没有可能的。然而他对亓耘田下放到福乡来，却是满心的不乐意。在他心里，这个有高中文化的公社副社长，万一哪天再官复原职，或者就地安排接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班，到那个时候自己还往哪摆呢？于是一开始他就对亓耘田的到来采取了“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坚决态度，决心彻底搬掉挡在自己政治前途上的这块“绊脚石”。

一个多月以后，机会终于来了。大队党支部张书记要到县里去开会，五天以后才能回来，这位副书记立即抓住时机，召开党员大会，而且故意没有通知亓耘田参加。此时我们这位被下放的知青正以“积肥队长”的身份，在村外领着两个六十多岁的“积肥员”拌大粪呢。

在党员大会上，这位副书记别有用心地把亓耘田的“家庭历史问题”说得神乎其神。

“哎呀我的妈呀！他爸爸那材料老厚老厚了，跟潘复生是‘一条线儿’上的走资派，光看证言两天都看不完哪！人家说‘定性为敌我矛盾是没问题了’，都一个多月了，到现在清查小组还有两个人在那儿继续审查呢！

“咱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组成的，咱们个个都是贫下中农，绝不能让他这种人钻进党内，是不是？今天，咱大伙就表个态，同意取消亓耘田党籍的都举手！”

早已被这位副书记说得云山雾罩的几十个农民党员，毕竟扛不住这种煽动，于是由这位副书记一手炮制的“党支部决议”很快就出笼了。当天下午又火速送到了公社，党委竟然也不问来头就稀里糊涂地通过了……

当时亓耘田的女朋友——能歌善舞并连续参加过三届“哈夏”音乐会演出的女知青李义滨，曾好几次被那个在我们大队蹲点的叫叶林的公社干部找去谈话，劝她一定要跟亓耘田断绝恋爱关系，从思想上划清界限，千万不能和他结婚。还说亓耘田的父亲当过“维持会长”，问题性质很严重，属于敌我矛盾，你要慎重考虑，否则连你自己的前途也毁了。李义滨说：“他父亲的问题是他父亲的，他的政治表现才是他自己的。我又不是在跟阶级敌人谈恋爱，有什么放弃不放弃的？”她想，市委领导都把亓耘田树立为哈尔滨的“董加耕”，是哈尔滨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带头人，是全市青年学习的好榜样。他满怀报国之志，抛弃了被保送上大学的机会，自愿到艰苦的农村来插队，难道这些还不能说明问题吗？他父亲的历史问题与他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都是坚定不移跟党走的革命者，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让我们走到了一起，我有什么理由跟他分道扬镳呢？况且目前他正在遭受政治打击，更需要我对他的的理解、信赖和支持，给他信心和力量。即或这个姓叶的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我也不怕，宁愿陪伴他走到底，决不能在这个时候抛弃他。

为了替亓耘田分担政治上的压力和一个人单独生活、劳动的困难，李义滨提前跟他结婚了。从那以后，“哈尔滨之夏”组委会给巴彦县文化部门下发的邀请哈尔滨知青李义滨参加“哈尔滨之夏”演出活动的信函，就再也没送达到她的手里——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从此她就与“哈尔滨之夏”音乐会无缘了。同期从双城、五常等县插队知青点儿被抽调去参加演出的女知青，听说了李义滨的情况，在对她的决定表示赞同的同时又不免为她失去这次演出机会感到惋惜……

无独有偶，“社教”后期调到公社党委做秘书的知青杨春时，也因家庭问题受到牵连。因为他父亲解放前在一家私人银行里就职，资本家逃跑前，给了他父亲一笔财富，并将银行的善后事宜交给他来处理，所以解放后他就一直没有参加社会工作，于是就成了资本家的“忠实走狗”。没多久杨春时就被发配到位于五十里外松花江中那座小岛上的“五.七”干校，当起了牧马人。

知青谢建臣的母亲是当年随日本“开拓团”来到东北的日本女人。日本投降后，她没有回国，嫁给了一个靠理发手艺为生的中国人，这就是解建臣的父亲。谢建臣就因为有了这层与生俱来的“海外关系”，成了天生的“另类”。无论他吃多少苦，挨多少累，表现怎么好，都不会得到组织的信任，很快就被打发到深山老屿里与大树为伴去了。

我后来隐隐约约地得知，我们知青点儿上大多数的知青都有“家庭出身”问题或“家庭历史”问题。有的家庭成分是“资本家兼房产主”，有的是“地主”、“富农”，有的是“小业主”，也有家庭成分搞不清只能宁“左”勿右，先“挂”起来再说的；还有的家长有“严重历史问题”或者干脆就是“历史反革命”的，有的家长是在解放后被镇压的“伪满警察”，还有参加过什么“反动会道门儿”的……真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也正是这些乱七八糟的关系，在那个非常时期，“极左”思潮竟把我们知青一个个推上了悲剧的舞台。在青春绽放的人生阶段便开始品尝了政治打击的滋味。

（二）

那阵子，公社“清查办”一来人，就跟“大队革委会”主任或造反派头头们窃窃私语，看到他们那种神秘得像间谍接头的样子，就让我们心里产生一种不祥之兆。

以前，我经常用“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道理开导别人，可现在，当自己也成了别人开导对象的时候，却深深感到政策与现实的巨大反差。现实生活让我明白了，出身就是出身，一个人在那个年代永远也不会走出由它制造的各种难以想象而又稀奇古怪的魔影。

那时候我才知道，知青中我们这些不幸的年轻人，原来一生下来就犯了“出身罪”，我们被无声地划进了“黑五类”。从此我们就像得了瘟疫一样，连淳朴的农民都不敢像以前那样更多地跟我们接近了，不少会议我们也没有资格去参加了。这时的我们，显得那么无助，那么孤独，难得别人的信赖，更得不到任何人的呵护。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不仅仅击碎了我们知青头上的光环，也粉碎了我们遥远的梦幻。政治地位的改变让我们的心灵第一次感受到了痛苦的震颤。这种痛，不是“劳其筋骨“的痛，睡一觉、歇一天就能消除的那种痛，也不是“饿其肌肤”的痛，吃一顿、喝一顿就能排除的。这种痛无异于给这些刚刚开始的政治生命画上了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句号。尽管我们曾经历尽艰辛办起了“农业科研室”，通过各种文娱活动向农民宣传毛泽东思想，千方百计地四处奔波，在下乡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使我们这个大队在全县农村第一个点上了电灯。可是如今，在给全村带来光明的同时，“文革”狂澜却把我们卷入了另一种黑暗。当时最敏感的“家庭成分”问题，竟然使各家窗户透出的灯光变成了一双双警惕和怀疑的眼睛，在农民与出身不好的知青之间，无形中生出了一种扑朔迷离、若有若无、心照不宣而又无法言表的奇特关系……

我的校友盛世源是我们知青中的“秀才”，平日里能说善辩，喜欢编编写写的，整几句“顺口溜”更是张口就来。我还记得我们作为高一新生入学报到的第一天，学校就在门前的小黑板上用醒目的标题通知新生，“请同学们今天下午四点三十分，注意收听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我校新生盛世源的诗歌——《沿着雷锋的道路前进》。”于是不久，几乎全校所有新生都认识了那个戴着白框儿眼镜、文质彬彬的盛世源。下乡后，他经常给社员们“说红书”，成了深受社员们欢迎的“盛先生”。小说《红岩》中那段“双枪老太婆”和《烈火金刚》中的“肖飞买药”，更是让他说得活灵活现，扣人心弦；他的名气也随之在全县传开了。可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在那个人人绞尽脑汁地显示革命的时期，自己咬文嚼字儿地琢磨出来的那句战斗口号——“宁做凤凰火中生，不做鱼鳖水中游”，写成大字块儿贴到知青点儿宿舍的山墙上还不到两天，竟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当作恶意谩骂伟大领袖的口实与罪证——因为再过一个星期，恰好是毛主席畅游长江八周年纪念日。造反派的“头头儿”们借题发挥，别有用心地胡乱联想，无限“上纲”。一些农民本来就对知青组建的的“全无敌”造反团心怀不满，这下子可抓住了“反攻”的机会，开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

他们紧紧抓住盛世源“房产主兼资本家”这个倒霉的家庭出身不放，进行“阶级分析”。于是，这句口号就成了轰动全县的“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凑巧在那前后，在巴彦县城里发现了“反标”，从语言措辞上分析，写这种“反标”的人应该是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于是盛世元也成了嫌疑分子之一。为了破案，县里还派了干部，以“蹲点儿”为名来到我们大队，秘密排查盛世源是否有作案的可能或是发现其有可能作案的某些线索。

昨天盛世源还是红遍全县的“说红书的盛先生”、“革命大批判闯将”，今天一下子就变成了“反动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成了“仇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分子”……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为了深挖他的“反动思想”根源，公社又专门派来几名干部，组成专案小组，除了进一步内查外调以外，还指定几名知青上台做专题批判，真让我们一个个苦不堪言，我们不得不硬着头皮进行着措辞激烈而又言不由衷的批判。没有办法，因为知青们开展革命大批判的水平早已名声在外了，连公社和县里的批判会也少不了由这些知青来写批判稿呢！这时我们只好在战友和革命之间选择后者，然而内心却品尝着无奈的苦涩。作为“全无敌”骨干的盛世源，由于这次事件的爆发，“全无敌”造反团又有了被“红色农民造反团”理直气壮地攻击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组织”的“根据”和“理由”了。

自从那次打击以后，“盛先生”几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常常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发呆，再也不像过去那样讲起话来滔滔不绝了。时间不长，他家中又传来噩耗，当年积极支持他下乡插队、当了一辈子教师如今退休在家的寡妇母亲，在儿子蒙冤的打击下，突发脑溢血撒手西去了。

盛世源回到家里悲愤欲绝一病不起。在他二哥二嫂的看护下，半个多月好不容易才能坐起来了，可仍是不思茶饭，面黄肌瘦，整宿整宿的难以入眠，经检查他患上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安眠药已经对他失去了作用。哥哥嫂子带他跑遍了哈市各大医院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后来请了心理医生，哥哥也请了长假在家陪护他，带他到江边散步，逛公园，和他下棋、打扑克，两个多月后盛世源才渐渐走出阴霾，恢复了一个正常人的理智和生活。可这时他第一个念头就是赶快回农村去，因为在“农业学大寨”热潮中他不能袖手旁观，他要用自己的双手继续去描绘农村美好的蓝图。于是他又不顾兄嫂的阻拦，有风风火火地回到了农业生产第一线——拉拉屯儿第六生产队。

一直在上级农业科研部门指导下潜心研制“九二零”植物生长刺激素和“五四零六”菌肥的知识青年李有，毕业于哈尔滨第四中学，他是个独生子；对各种电器组装技术情有独钟，是个极富科研能力的小伙子。他放弃高考下乡后，与本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和县文化站的同志共同努力，在我们大队率先建立起“农技科研小组”和第一支农村电影放映队。为了确保实验小区玉米单交种、双交种的纯度，避免花粉无序传播，在实验小区里，他带领实验小组成员从玉米抽穗那天开始，天天都起大早，在太阳升起之前，趟着露水在一人多高的玉米地里钻来钻去地薅玉米聊儿，浑身上下都湿个响透。第二年，除了使我们大队在全县率先更换了玉米高产新品种以外，还给全县培育了数百万斤的玉米优良种子，我们这个大队也被评为当时全省先进农业科研基地之一。然而，原本体现知识青年智慧与尊重科学的先进理念，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里，却都变成了罪状。这个“种子迷”很快就被停止了科研工作。

造反派头头儿们说：“他来是接受咱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咱贫下中农都顶着日头在地里干活，怎么能让他凉凉快快儿地蹲在屋子里呢？”

“搞什么实验，纯粹扯蛋！咱们种了这么多年地，搞这一套还不如他？”

打那以后，李有的科研项目被砍掉了，科研室也就此被封了门。

（三）

那段日子显得十分漫长，每天晚上，我们一个个都趴在饭桌上，学习毛主席著作，翻阅报纸、查找资料，借以排解自己内心的疑惑和孤独，企图在“家庭出身”这个污浊的阴影后面找到一丝光亮。

肉体的疲惫使我的精神常常处于一种麻痹状态，有时甚至干脆想把自己思维的天窗关闭起来，因为我的脑袋太累了，晚上回到知青点儿最渴望的就是躺在炕上睡上一大觉。

一个在大城市里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人，一旦失去了自己的精神生活，失去了自己的梦幻和追求，那种苦痛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父亲听说了我这里发生的一切，焦虑万分，不知花费了多少精力，冥思苦想地回忆着四十年前几乎忘却的历史，把他从十五岁离开家乡到东北“闯关东”的全部经过，详详细细地写了一份厚厚的材料，用“挂号”信寄给了我。这也是他向单位“清查办”“交代”的内容。还一再嘱咐我，要依靠组织，要相信党，问题一定会搞清楚的。

我把这份材料仔仔细细地看了好几遍，又一字不落地抄了一份保存起来作为“备忘”，然后又顶着炙热的太阳步行十几里沙路，才把它郑重地交给了公社党委那位政审干部的手里。但我此时却明显地发现，这位干部过去对我们知青那种和气得有些过分的面孔，如今却变得陌生了许多；那副笑脸菩萨的和善胖脸，不但没有了笑容，脸色也一下子暗淡了许多，像是电压不足的灯泡。直觉让我意识到，他已经在政治上与我“保持距离”了。

他接过那份材料以后，看也没看一眼，只用鼻子“嗯”了一声，说了句“我们研究研究”，便把它扔进了身后那个老绿色的档案柜里。从他这种与过去判若两人的神态中，我感到了一种近乎绝望的失落。因为“研究研究”这个词，不知从何时起早就变成了一种特定的托词。我的心凉了。

从他的办公室一出来，我就觉得天旋地转，两腿发软，脚下无根，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堆上一样。我仿佛是一棵大树骤然被雷电击倒了。

我紧咬着嘴唇，只觉得一股热辣辣的酸流从鼻孔倒灌进喉咙里。我终于控制不住内心的屈辱，眼泪夺眶而出。这是迷茫、无奈的眼泪，这是前途毁灭的眼泪，我不知以后漫长的人生之路该怎样走下去了。

从此，我陷入了无限的痛苦之中，疑惑、苦闷、迷惘、彷徨，眼前是看不到尽头的黑暗，凝固的空气让人窒息，这苦恼让我开始冷静地思考过去，仔细地咀嚼现实。

这时的我，多么渴望别人的信任与理解，多么渴望有人能倾听一下我内心的倾诉啊！我真切地体会到，一颗纯洁的心灵一旦罩上阴影，一旦失去寄托，就像一只漂泊在海上任凭风浪摆布的小船，摸不准方向也看不到彼岸，随时都有葬身大海的危险。

这时的我，精神的疲惫似乎已经达到了顶点，政治上的压力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二十二岁进步青年的承受能力。一个幽灵在我的前后左右徘徊着，让我的生活几乎充满了孤独与恐惧。迷茫中，我期盼着茫茫沧海中能突然在我的眼前冒出一个小岛来，让我这颗疲惫的身心，有一个停靠喘息的港湾。

不过，无望之余，我还是像阿Q似地尽量往好处想——也许爸爸寄来的这份材料会起些作用，如果不信他们可以再去调查嘛……也许我是像“偷斧子的人”那样，无端地猜疑人家……

不知何时我又回到了现实，自嘲着自己有多么“阿Q”,多么幼稚可笑。谁会拿你的事情当回事儿呢？你自以为“组织”上会对你“负责”，想的美，组织是谁？有谁会替你去弄清事实真相呢？别忘了，此时他们手中的权利已经成为自己谋取政治资本的工具，他们才不管什么党的阶级路线呢，宁“左”勿右是他们的人生哲学，嫉贤妒能，陷害忠良是他们护身的法宝。到处寻找把柄压制你还来不及呢，此时不恰好是踢开摆在他们仕途前面的“绊脚石”的机会吗？难怪他们心里正在为我们的倒霉窃喜呢！

有一次，我又到公社去打听对我的“审查”结果，当然又是白跑了一趟。回来时从龙泉镇到拉拉屯儿十多里路我竟胡思乱想地磨蹭着走了一个半小时，胸口像压了一扇磨盘似的沉重。

快进村口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整个村庄都被农家的炊烟笼罩起来。又过了一会儿，快要满月的月亮从东山驼峰后面静悄悄地露出了圆脸，把清淡的光辉酒在了大地上，万物又重新显现出它本来的面目，但是却像盖上了一层清纱般的朦胧。

我茫然地望着迷乱的星空和模糊的东山，痛苦、烦恼、迷茫像潮水般涌堵在我的心口，我不自觉地停靠在路边的老榆树下，把脸贴在粗糙的树干上，一种委屈和无望的情绪又使我忍不住泪水盈眶。

等我冷静下来以后，心里又有些后悔——我为什么如此沮丧呢?。我不该这样自卑！这种屈辱的绝望本身就是一种沉沦，一种颓废……

过了好一阵子，我似乎突然感到这种悲观情绪里充满着危险，爸爸和弟弟如果知道了会怎样为我担心？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说事情是千变万化的吗？而且有些变化还是悄然无声的、不可捉摸、无法预知的；我怎么对目前的情况如此丧失信心呢？这时的我，似乎又被一种力量鼓舞着。是的，我应该振作起来往前看，男子汉的心胸不能这样狭窄，路在人走，事在人为。对！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这是我心里想的，又像是冥冥中有人在对我耳语。我的情绪渐渐有些稳定了，下意识地弯腰捡起身边的一个小石块儿，抡起胳膊狠狠地把它抛向北坡的护城沟里，好像内心的所有烦恼也都随着这块石块儿抛出去了，我终于抬腿又往知青点儿的大房子走去了。

那天夜里，收音机里又传来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我们所有知青都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举着毛主席画像，跟着敲锣打鼓集合起来的贫下中农一起，到大队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然后又在村子中唯一的那条贯穿东西、常年印着深深车辙的村路上跳起“忠字舞”来。为了“学习最新指示不过夜”，夜幕中整个村庄都在颂扬毛主席的歌声中沸腾起来了。

我们每个知识青年都想通过大批判的烈火，为自己的家庭出身“赎罪”。大家都绞尽脑汁地写大批判文章，编写宣传口号，书写大字块儿，强迫自己用那种已经变形的思维，积极地去适应那个畸形的年代。

我活得很累，肉体上累，精神上更累。我的内心早已厌倦了那种声撕力竭地无限上纲和言之无物、千篇一律的大批判。我写烦了，也写够了。但又一想，我还是个“可教育好的子女”，一旦人家认为我态度消极，便成了“不可教育好的子女”，岂不就彻底被人家踢到那一边去了？

为了逃避，我通过总结突然发现，我写的那些批判稿无非只有两类，一类是针对被打倒的当权派，一类是针对四类分子、牛鬼蛇神的。所以在以后的批判大会上，我只要根据批判对象选择其一，再改动一下批判对象的名字就可以上阵了。于是，我终于可以在大批判中让自己的大脑缓解一下了，反正他们也不需要事实根据，也找不到事实根据，当然也就根本不需要我的发言有什么事实根据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