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老李传奇

（一）

大老李大号叫李纯贺，出身贫农。五十年代初期，三十出头的他带着全家从拉拉屯儿搬到了双鸭山矿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挨饿又搬回来了。这几年在外面闯荡的经历，就成了他向家乡人炫耀的资本，因为多数农民连火车都没坐过呢！在社员面前他变得“牛”了起来，骨子里那种说大话、放空炮的老毛病又有了新的发展。他虽然只是个念过二年书的半文盲，可是在多数还是文盲的农民面前自己总是觉得自己有两下子。

大老李人长的健壮，有一股蛮力，能吃苦，又有个共产党员的金字招牌，所以刚从矿上回来那阵子，社员们都高看他一眼，还选他当了民兵连长。“社教”运动中，总喜欢抛头露面的大老李又当上了“贫协主席”。可日子一长，大伙儿看这家伙说话太离谱，所以威信就开始逐渐下滑了，尤其是从打他给我们生产队办砸了那件事以后，社员们就送了他一个外号叫“李大牛×”。

那是一九六五年冬天的事。生产队要补充畜力，为第二年春耕早做准备。队委会讨论以后，打算派个懂得马性、了解行情的人到北荒去买马。大牲畜是生产队里的半拉家业，买马自然成了队里的一件大事。那天晚上，队委会召开社员大会对这事儿进行专门讨论。会上，不少社员都推举摆弄了一辈子大牲口的车把式邢老板子跟会计两人同去。可是邢老板子是个胆小怕事、一辈子没出过远门儿的人，生怕万一“打了眼”，回来跟社员无法交待，就推辞了几句。这时大老李便趁机卖弄起来了：“要说出门儿这事啊，可是个苦差事，没出过门儿的人是不知道啊，我可是遭过几回洋罪呢！在外头办事儿不像在咱屯子里——你得会来事儿，要哪套来哪套，心眼儿太实了还不行。话说回来了，我这也是在外头跑了这么多年才悟出来的——啊哈！”

大老李嗓门儿本来就大，这时他坐在土炕的炕稍儿里，学着公社干部们讲话的样子，拉着长声，还时不时地来上个“啊”。

“啊，要说识马性嘛，咱都是庄稼院儿里长大的，谁也不能说不识马性，啊，就拿我来说吧，我爹给人家赶了一辈子大车，我十三岁就给人家放马，咱贫下中农有几个不是从小就跟牲口打交道的？啊，要我看哪，还是找个出过门儿的，不管咋说也得有点儿经验的是不……”

常言道，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大老李说完这番话以后，社员们心里都明白了，谁也不吱声了。不一会儿，坐在炕沿那头儿的“苗二楞”说话了：“我看哪，这人是现成的，不用愁，点灯熬油地还费这劲干啥？大老李说的对，没出过门儿的人出门儿就转向，冷丁在外边儿办事儿还发懵。我的意思就是让大老李去，好赖不济人家在外头逛荡过几年呢！见过世面，又识文断字的，正合适。”紧接着又有几个“看热闹不怕大”的毛楞小子也跟着起哄：“邢老板子大嘎拉哈，瘸腿叭叽的，扯啥呢！再说了，那小子，别看他都四十多岁了，一天看不见拉拉屯儿树梢儿就想家，能出门儿吗？就让大老李去吧！我同意。”几句话说得社员们都哄堂大笑起来。

大老李明知这帮人话里带刺儿，可楞是装作“宰相肚里能行船”。自己又自不量力地补充了一句：“正好，我在北荒那面儿还有几个亲戚呢，到时候还备不住能帮上忙呢！”说完又哈哈地挤出两声干笑来。

大老李终于如愿以偿，把买马的差事揽了下来。

会后不少社员都议论纷纷，说要是“蔡武装”还活着，说啥也不能看着这帮毛小子瞎胡闹。他们明知大老李干不出什么好事来，可偏要拿这么大的事当儿戏！

一路上，大老李跟小会计不断地白话他当年在矿区那些自以为“露脸”的事儿。几杯烧酒进肚，更是嘴无遮拦一阵海吹。说什么不管多么烈性的马一到他手里，几鞭子就能让它服服贴贴的；他用手一摸马鼻子，就知道这马上火没上火；一翻马的眼皮，就知道它为啥打蔫儿不吃草……

到了北荒以后，大老李再也没提找亲戚帮忙的事，异常兴奋而又自信地在广袤的草原上迎着刺骨的北风跑了好几个来回，也够辛苦的。经过两天的物色以后，他看中了一匹三岁子儿马“黄球子”。跟牧民一番讨价还价之后，花了一千二百块钱把马买下来了。

事情基本办妥，小会计离开生产队不能太久，于是给大老李留下一些盘缠，自己就坐火车先回屯子去了。

大老李把“黄球子”牵走的时候，那个卖马的牧民还嘱咐他说：“这马烈性，道上不能走的太急，由着点儿它的性子走。”

“没事儿，这事儿我懂，你放心吧。”说罢大老李一蹁大腿，就把自己那一百八十来斤压在了马背上，往回赶路了。

大老李一路上风寒露宿倒也辛苦，可他不在乎这些，他只想着早点回到拉拉屯儿，在大伙面前露一把脸，让大伙儿认识认识自己的办事能力。

“黄球子”是在荒草甸子上自由惯了的，冷不丁地饱尝离群儿后的孤独，嘴里又带上了马嚼子，让人勒着缰绳骑在背上任意抽打，还要日行一百多里路，自然很不情愿。可任它怎样发脾气、使性子、尥蹶子，换来的只是重重的皮鞭，大老李对自己那套驯马的本事充满了自信。

“黄球子”怒火中烧，走到第三天头儿上就开始打蔫儿，第五天头儿上就不吃草了。天黑的时候，大老李牵着“黄球子”好不容易走进了西集镇的大车店。这时，“黄球子”已经一天没吃草了，甚至连水也只是沾沾嘴边不进一口。在大车店里过夜的不少老板子都说这马是道儿上走急了，上火了。这马一天没吃草，大老李也一天没吃好饭，马一病他也似乎病了。但这也没招儿，这么晚了，上哪儿找兽医去？只好挺到第二天早晨再说。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大老李就爬起来了，走进马棚一看，“黄球子”已经倒在了马圈里，满嘴吐着白沫子，眼珠子往上翻瞪着，鼻翼一鼓一鼓地喘着烫手的粗气。这下子大老李可慌了神儿，赶忙跑到兽医站，可是人家还没上班，大门还关着呢。尽管他敲了半天，里边也不见人影儿出来。无奈，他一直等到八点多钟终于来人了，可是那人是兽医站的会计。又过了一阵子兽医来了，大老李这才带着他来到了大车店。兽医看了看倒在圈里的“黄球子”说：“够呛，死马当活马医吧。”

大老李又跟他二次回到兽医站，端回来一洗脸盆药汤子。昨晚住店的人起早都套车赶路了，只剩下大老李一个人跪在肮脏的马圈里，拿着从大车店借来的那个灌药的牛角，一只手用铁掰子使劲儿撬开那马紧咬的牙关，另一只手用牛角把药汤子硬往马嘴里灌，结果，那马灌呛了，喷了他一身，他也顾不上这些了。由于用力，他的两个膝盖在马棚的粪地上拧出了两个湿乎乎的坑——这时的大老李已经紧张得浑身冒汗了。等大老李把药盆子给兽医站送回去再回来时，“黄球子”已经四腿蹬直连气儿都不出了。

慌了神儿的大老李这时可彻底毛了脚。大车店掌柜的给他出了个主意，最后大老李还是听了他的劝告，雇人把马杀了，卖了马肉。

结果这个“通马性”的大老李，花了一千二百元到头来交给社员们的只是他背回来的那张马皮。

（二）

一九六七年，“文革”烈火已经从城市蔓延到了农村，当毛主席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之后，各地的造反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充满火药味儿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以及“要是真革命你就站出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地蛋”等等时髦的口号也迅速在农村流传开来。由于知青们与大城市的天然联系，所以信息灵通，一贯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行动指南的知青们，此时便率先在拉拉屯儿成立了“全无敌”农民造反团。每个知青都戴上了“全无敌”的红袖标。当时已是大队贫协主席的大老李毫不示弱，紧跟着也组建了一个“红色农民造反团”，还自封团长，要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打那以后，他常常在家胡乱地对付几口饭，就急匆匆地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去了。这时他总是把饥饿放在一边，精神上享受着一种无限的快活。他在屯子里从东到西的窜来窜去；用大队的高音喇叭向全屯子各家各户发布各项通知或指示——革命运动俨然已经把他造就成一个人物了。

大老李自诩了解本地阶级斗争的来龙去脉，认为知识青年的“全无敌”只能搞搞大批判而已，动真格的还得靠他的红色农民造反团。他深为自己队伍的声威而自豪。

“全无敌”造反团也不气馁，知识青年盛世源贴出了“人多也革命，人少也革命，只剩我一人，照样干革命”的标语，结果立刻招来了“红色农民造反团”的猛烈攻击。他们说这是“脱离革命群众，自吹自擂，跟红色农民造反团唱对台戏”，于是红色农民造反团骨干分子便带领部分红卫兵冲向知青点儿，扬言要把盛世源揪出来批斗。这时知青们正在屋里跟两年前调到“兵团”去的知青陈勇翔畅谈呢。大家闻讯之后冲出宿舍，把红色农民造反团来的人阻挡在知青点儿房外进行辩论。那帮人气势汹汹，高呼口号，“全无敌”这边也毫不示弱，试图用嘹亮的毛主席语录歌声压倒对方的气势。陈勇翔出于义愤，在异常激动的情况下他带头喊起了口号。没想到，由于过于激动，他一走嘴竟喊出了一句“革命无罪，造反无理”。这下子可让那帮人抓住了“小辫子”，他们声称“发现了‘全无敌’的新罪证”，大声喊叫着要把陈勇翔也一起揪出来。还高呼“打倒从兵团回来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陈勇翔！”接着又唱起了“语录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随后人群又一阵大乱，怒吼声，谩骂声，口号声，呐喊声，雄辩声此起彼伏，开锅似地一片沸腾。经过一番乱哄哄的争辩和吵闹之后，终于决定由双方团长出面谈判。“全无敌”的团长愤怒地驳斥了对方某些人的不良企图，否定了盛世源、陈勇翔的“罪名”，同时同意由陈勇翔以书面形式向农民群众公开承认错误，一场闹剧持续了近两个小时终于宣告结束。

陈勇翔是一九六六年从我们知青点抽到黑河“哈青农场”的知青骨干，是由地委书记亲自送行的六十名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先遣队员之一。同去的还有我们知青点的女知青徐德令，双城知青点儿的单光复、卢秀坤和五常知青点儿的张琪玉、马居里等。他们在爱辉县建起了“哈尔滨红色青年农场”。一开始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他们就在荒原上搭帐篷，大通铺的底下就是哗哗流淌的溪水，真可谓是“天做帐篷地当床”啊！夜晚的荒原是蚊子和小咬儿的天下，知青们就笼起篝火，那场面真像当年抗联战士战斗生活的翻版。后来他们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声中，在“头顶蓝天，脚踏荒原，一颗红心干革命，两只铁手创新天”以及“狂风暴雨何所惧，披荆斩棘浪里穿，雄文四卷指方向，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言壮语鼓舞下，自己动手挖土托坯、伐木盖房子。最后，他们终于用火热的青春和汗水，换来了丰收的硕果，实现了团部提出的“当年开荒，当年播种，当年获得小麦亩产六百斤”的生产指标。这时“哈青农场”已改名为“哈青独立营”，按部队编制，陈勇翔任一师五团一连的副连长。

他在祖国的北疆屯垦戌边，“反帝防修”，建设边疆，保卫边疆，还时时怀念着当年一起到农村插队的知青战友们。这次是他趁春节回哈探亲返回兵团之机，绕道来到知青点儿拉拉屯儿，是特意回来看望惜别两年之久的同学和乡亲的。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里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平静的村庄了。虽然远离城市，依然贫穷，但“文革”的烈火还是把它燃烧得十分狂躁。仅仅在这两天里，他就因为一句口误引来了一场大祸，耽误了返回兵团的时间。在这里“公开认罪”不说，回到兵团还要向团部作深刻检查。

大老李十分关心墙上那个小喇叭广播的消息，而且看准时机首先行动，决不甘心落在“全无敌”的后头。他知道造反组织在全国各地都有两派，一伙儿是“造反派”，一伙儿是“保皇派”。他唯恐自己的组织被别人说成是“保皇派”组织，所以总是向“全无敌”造反团挑战，企图先给对方扣上一顶“保皇”的帽子，自己当然就成了真正的革命派了。在他看来，“全无敌”是以知青为主的造反组织，是只会耍笔杆子的“口头革命派”，况且一个个知青的家庭出身都很“复杂”。而自己率领的造反团全是清一色的贫下中农子弟，这才是响当当的革命组织。因而行动上自然显得有些为所欲为，自己也一天天自命不凡起来。

由于我们某些知青的外调还没回来，家庭出身尚无定论，大老李一伙时常攻击全无敌造反团“组织不纯”。为了不给他们制造攻击的借口，我和几个组织上认为“成份不清”的知青无奈不得不暂时退出了全无敌，这种没有资格当红卫兵的滋味让我们感到了饱受政治压抑的苦闷。于是写标语、编革命口号、书写大字块儿、写批判文章、宣传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的“大好形势”，便成了我那时劳动之外革命的主要内容。此外，我还发挥自己的特长，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教唱革命歌曲——“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学习大寨，赶大寨”、“社员都是向阳花”，教毛主席语录歌，跳“忠字舞”，排练“阿瓦人民唱新歌”……

大老李不仅积极追随革命运动，而且也积极追随革命时尚。

他看见县里的红卫兵小将一个个都背着个装着“红宝书”的黄书包，就让他老婆也给他准备了一个，装上一本红色塑料皮儿袖珍版的《毛主席语录》，到公社去开会的时候背在身上，很是神气。

大老李虽然是红卫兵打扮，可就是缺少小将们的那种英武的帅气，让人看着总有些土不土洋不洋的感觉。可大老李对别人怎么看毫不介意。

有一次他在哈尔滨一家商店买东西的时候，见别人都先说一句“毛主席万岁”以后再说要买什么东西。大老李生怕跟不上形势，让人家看不起他这个从农村来的“土包子”，就拽了拽衣角，正了一下斜挎在肩上的黄书包，然后站在玻璃柜前，笑呵呵地对女售货员说：“毛主席万岁，这槽子糕多钱一斤？”

“毛主席万岁，一块二一斤”女售货员按着时尚的规矩回答了一句。

“给我称一斤。”紧接着又说：“啊，毛主席万岁，给我称一斤。”

他忘了那一句“毛主席万岁”,急忙又补充了上去。

交过钱，他接过售货员包好的糕点，又朝人家说了句“毛主席万岁，再见。”

（三）

大老李还有一种毛病像是与生俱来、无法改变的。

头几年，官道东的“陈老哏子”从家乡木兰县农村介绍来了一户姓黄的人家，落户到第一生产队，住在跟大老李隔着两户人家的一个院子里。那男人四十来岁，因为生来头发就是棕黄色，所以人们都叫他“黄老毛子”。这男的是个石匠，这在农村可是个吃香的手艺，平时走南闯北地到各村去杵碾子杵磨，一年能顶上庄稼地里五个壮劳力的收入。“黄老毛子”媳妇三十多岁儿，是个过日子的好手儿，人家那院子里总是打扫得干干净净，猪圈、鸡窝、狗窝、酱缸各归其位，就连下屋棚子里的东西也都摆放有序。人就更不用说了，长得杨柳细腰，白白净净的，穿戴也利索，虽说是三十大多的女人，但看起来还像少女一般线条鲜明柔美，特别是她那怀揣两座小山丘似的胸脯，岗是岗洼是洼的，可以让所有的男人眼冒火光，心跳不已。可美中不足的是俩人结婚十几年至今也没有孩子。尽管吃了不少药也没顶事儿，这倒让她至今保持着一种青春的光彩，那苗条而又丰满的身体给人一种健康的美感。她男人老实巴交的，也不计较她不生孩子，只知道东跑西颠的杵磨挣钱。据说俩人在这以前也在木兰县找大夫看过，也没查出来啥毛病；后来黄老毛子一个亲戚带他到哈尔滨的一家医院一检查，才发现是他的毛病——**里精虫稀少，并且死的居多。查到了病根儿，这男人也不埋怨了，私下里平心静气地跟女人商量打算抱养个孩子，平自家的条件，就是光喂奶粉也能喂得起。

说来也巧，不久前，“陈老哏子”的老婆在生第五个孩子的时候大流血，送到镇卫生院就不行了。于是“陈老哏子”就有了把这个才出生几天的孩子送人的想法，想来想去送给黄老毛子两口子是最合适不过了。可是老哏子在山里住的几个姐姐死活不同意，硬是把孩子抱回山里去了。老哏子的打算落空了，黄老毛子两口子的梦想也破灭了。然而，陈黄两家做事谨慎，这事从开始计划到“流产”，在拉拉屯儿并没有别人知道。大伙儿只知道这个刚刚生下来几天的孩子让他的姑姑们抱走了……

自打去年以来，“黄老毛子”两口子不知为啥经常吵架。有的说，是小媳妇嫌她男人窝囊，那玩意不好使；也有的说，那娘儿们儿太厉害，脾气太火爆，还有传说这两口子打算“借个种”生孩子，可俩人的意见却不统一。对这个传言，大老李听了倒是愿意相信。本来他就对那娘们儿垂涎着，心想，如今自己头上顶着“造反团长”的头衔，正红着呢，比别人有优势。大老李心里痒痒着，此时便有了“毛遂自荐”的念头。

这年七月里，“黄老毛子”才从外地回来没几天，两口子不知为啥吵起来了。大老李终于抓到了套近乎的机会了，他以近邻兼领导的身份过去劝解，笑嘻嘻地不疼不痒地跟这两口子讲了一阵大道理，临走还假惺惺地嘱咐了人家几句，于是便给这两口子留下了一个不坏印象。

大老李这还是头一回正儿巴经地蹬老黄家的门槛儿。那女人修长的身段和白白嫩嫩的皮肉这回可让他近距离地看了个仔细。打那以后，大老李的日子就过的不大舒服了。他成天惦记着人家这娘们儿，于是不论“黄老毛子”在家不在家，也不论有事儿没事儿，都经常主动过去搭讪。每次去他都看见那女人屋里屋外忙个不停，撂下笤帚就是扫帚，喂了猪狗，又喂鸡鸭，摘菜、洗菜、、馇猪食、剁猪菜，轻巧自如地忙里忙外。再加上她那诱人的身段儿，看得大老李浑身的不自在。临走时每次都扔下一句话，“往后有啥事儿就吱一声，我不会看你的笑话”。日子长了，这媳妇也就不客气了，说自己家要盖房子，让他帮忙批一块宅基地。大老李笑了笑说，好办，一句话的事儿。可是话说了几个月了，别人家的宅基地都批了，只有她一家的到现在也没个动静。

有一天晌午，黄老毛子媳妇一个人在园田地里铲土豆，大老李不知啥时候突然从旁边的玉米地里钻了出来，一把搂住她的后腰把她按倒在土豆地里。这媳妇大喊大叫的一阵乱蹬乱踹，连抓带挠，大老李见她又掐又咬地不依不从的样子，才知道这女人可不是好欺负的。他怕自己挂了“幌子”没法儿见人，无奈只好悻悻地走了。临走又留下一句话，想盖房子就得答应他这事儿……

打这以后，黄老毛子媳妇就再也不提盖房子的事了，还把平日里栓在院子里的那条大黄狗的铁链子松开了。

有一回“黄老毛子”又上山里杵磨去了，少说也要半个月才能回来。那天傍黑儿，老黄媳妇穿着背心儿，正屋里屋外地忙乎着喂鸡喂鸭，大老李心痒痒得难受，又过来了，想不到那条大黄狗，张着大嘴汪汪地吼着向他扑过来。大老李一惊，倒退了几步，便索性站在原地跟这女人搭讪起来——又假装正经地问起盖房子的事，说这几天要研究。只见那娘们儿生硬地回了他一句“不盖了！”说完扭身就上外屋喂猪去了，大老李也跟着进了外屋。那娘们儿正猫着腰在锅台边儿上舀猪食的时候，大老李一眼就盯上了她丰腴的胸脯上那两个白嫩肉乎的东西，顿时欲火上攻，两眼泛起蓝光，于是绕到那女人身后，冷不丁两手一伸就从她的腋下搂过去，抱住了那女人的后腰，两只大手一钩就捂住了那两个东西。这时只听那娘们儿“妈呀”一声惊叫，猛一起身，回手就把那瓢稀乎乎的猪食一点儿没剩地扬在了大老李的半拉脸上，这可是让大老李始料不及的。他一松手，那娘们儿回过身就给了他一个大嘴巴。大老李一仰脖子没打着，可那女人长长的指甲却在他那长着胡茬的下巴上划出了一道细长的血印子。

“你他妈也不睁眼看看，敢在你姑奶奶身上沾便宜！你错翻了眼皮！”大老李脸上的猪食汤顺着他的脖子往下淌着。他随手一抹，嘻嘻地笑

着说：“想跟你亲热亲热，你还急了！”

“你他妈找错人了，想亲热回家找你老妈亲热去，别给你脸不要脸，你快给我滚出去，要不我可要喊人了啊？

“往后你再敢上这儿来撩骚儿，姑奶奶就给你报公安！”

大老李尽管恼羞却不敢成怒，此时他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的，五官也开始错位了，结结巴巴地说了句什么，就灰溜溜地从老黄家房后溜走了。大黄狗紧追上去在他的后脚跟上“吭哧”咬了一口。接着，这媳妇又撵到房后，指着大老李的后脊梁骨骂道：“你他妈‘四两棉花纺一纺’，姓黄的媳妇是不是好欺负的？”

黄老毛子媳妇回到屋里越想越来气，心跳得发慌，就坐在炕沿上喘了一阵气。心想别让他出去歪一嘴，弄得自己清不清白不白的，不如当他家里人的面整个明白。于是又忽地站起来，几大步就追到了大老李的家里。

原来大老李没敢带着浑身的猪食汤回家来，于是这女人就当着大老李老婆的面儿把他好一顿扒扯。那时各家都刚吃过晚饭，门窗都敞着。大老李老婆生怕惊动了四邻传扬出去，就一个劲儿地给“黄老毛子”媳妇赔不是。她知道自己的男人是个谗嘴的猫，爱四处闻腥的毛病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要不是因为在双鸭山整这事儿，哪能又搬回来呢？

“这个老死鬼，咋不嘎巴下子瘟死他呢？这个挨千刀的有点儿活腻了！”大老李老婆一口一个“老死鬼”、一口一个挨千刀地骂着。

大老李虽然遭了那女人的羞辱，吃了个哑巴亏，可他却是个不服输的家伙。几天以后，他暗地里毒死了老黄家的大黄狗，又安排了红卫兵，天天晚上给他盯住老黄家，说是有阶级斗争新动向。

有一天晚上，大老李的眼线果真发现一个人影钻进了老黄家屋里，一直没有见那人出来，大老李心中一乐：好啊，今儿个就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他要派人找几个红卫兵，可是人家都觉得在一个屯子里住着，不好意思去捉这个奸；又不知那男人是谁，万一要是跟自己家沾亲带故，面子上更是过不去。所以大老李组织的这个捉奸小组，最后只来了两个人。无奈之下大老李以“造反团长”的身份把情况报告了大队党支部书记。

杨书记对造反团长汇报的情况不敢怠慢，因为敢不敢向牛鬼蛇神开战，这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问题。于是赶忙从被窝里爬起来，穿好衣服跟大老李一块儿来到了知青点儿。杨书记心里知道，知识青年跟屯子谁家都没有亲属关系，又都是破“四旧”的革命闯将，对于牛鬼蛇神是无所畏惧的。

杨书记在男知青宿舍的玻璃窗上敲了几下，我们听出来是杨书记的声音。大家感到一定有紧急情况，于是一下子叫醒了七、八个知青，后来有几个被惊醒的女生也好奇地追了出来。

当时已经是半夜十一点多钟了，大老李带头翻过矮墙，跳进了老黄家院里，又派人把前后窗户堵住，自己带着其余的人推开门，直奔里屋。然而，他拉开灯一看，除了“黄老毛子”媳妇以外再没发现别人。

“难道消息不准？”他心里琢磨着。这时他突然发现了塞进炕洞子里一半外一半的那双男人穿的棉“乌拉”，于是大老李料定屋里还有人。又在里屋外屋一顿翻腾之后，到底儿在北炕里头几个装满玉米的麻袋后头揪出了蜷缩一团的那个男人。原来这野汉子竟是村东头的“陈老哏子”。

“陈老哏子”这人宁折不弯，敢作敢为，很有些男人的骨气。他一声不吭，更不向大老李说软话求情。大老李一声令下，“陈老哏子”就被捆了个结结实实，和那女人一块儿被带到了大队部。

大老李坐在那个专门为造反团预备的桌子后头，开始对这两个人进行审问。拍桌子、摔凳子连逼带吓地折腾到了后半夜。天一亮，大老李就派红卫兵弄了一双破棉鞋，用麻绳一栓，一左一右地挂在了“黄老毛子”媳妇的脖子上。让“陈老哏子”拎着一只破铜锣，俩人一前一后地被红卫兵押着在村里游街。从西拉拉屯儿游到东拉拉屯儿，再从东拉拉屯儿游到西拉拉屯儿，一个来回就是两个来小时。那锣声不时地惊起一群群麻雀四下飞蹿，村路两旁各家各户用树枝或秫秸扎起的栅栏空隙里，不时露出人们一双双迷茫的眼睛……

突然，从斜刺里窜出一个十五、六岁的半大小子，照着“陈老哏子”的脑袋劈头就打，然后又照着他腿肚子朝前猛踹了一脚，“陈老哏子”一下子跪倒在了地上。押解的红卫兵也不制止，朝他大吼一声“起来”！

此时这个性情倔强的汉子，也变得一脸哭相，扭过脖子朝那半大小子斜撇了一眼。

后来大家才知道，“陈老哏子”去年看场院的时候，抓了一个偷粮食的，没顾个人情面把那人送交了大队好顿处罚。现在叫他儿子碰上了，“不打白不打，打了也白打”。真应了那句话——“落魄的凤凰不如鸡呀”！

（四）

拉拉屯儿造反派的革命行动给全公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开了先河，大老李也成了公社造反组织头目眼中的红人儿。不久他就做在了公社万人“造反点火”大会的主席台上。

大老李时刻警惕着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每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政治嗅觉开始异常敏感起来。

第二生产队有一户农民叫郑本初，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从山东省迁到拉拉屯儿的“外来户”。这人五十多岁，长的精瘦，一双眼睛天生斜视，看人眼神不正。他看你的时候眼睛却像看着别处，他看着别处的时候眼睛实际是在看着你，一瞅这长相就不像好人。这人平时蔫蔫巴巴的不爱吱声，因为说话一口山东味儿，所以社员们都叫他“郑山东子”。

老郑头儿的老伴儿很能干，在家里喂了一头老母猪，一年下两窝羔儿，一窝十来个羔子。小猪羔儿两个多月就能长到三十斤来斤，一头就可以卖上二十多块钱，一年下来光是卖猪羔儿就能收入六百来块钱，周围的邻居有的也效仿她养起了老母猪。

“这明摆着的是资本主义尾巴，跟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唱对台戏。”大老李在贫下中农大会上说：“在老母猪肚子里开小‘银行’，这是搞资本主义，破坏毛主席‘以粮为纲’的指示，是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不法行为。”

不久，这几家的老母猪全都被赶到了生产队的大猪圈里，由生产队派专人饲养。郑山东子不服气，憋了好多日子才憋出一句话来：“俺们一没偷，二没抢，靠的是劳动，这犯的是哪条王法呢？”

这话传到了大老李耳朵里，他心想，这老东西竟敢对党的政策不满，戗着茬儿说话，别看这“山东子”平日里不吱声儿不蔫语儿的，原来心里头早就跟社会主义别着劲呢！要从政治上好好挖一挖。

“这小子为啥好几千里地从山东搬到黑龙江来？”

“他自己说自己是贫农，到底是真是假谁知道？”……

这一连串儿的疑问，促使大老李以造反团名义给老郑头儿的老家发去了一封外调信。没多久，复函回来了。从信中得知，老郑头儿出身贫农，土改前曾经给财主看过家，护过院，还有一手好枪法。

大老李按着他的逻辑进行了一番“推理”：给地主老财看家护院，该都是财主信得过的人，那枪口对的不是咱穷人吗？他那一手好枪法，能不打死打伤咱阶级弟兄吗？

郑山东子终于被造反派深挖审查了。逼着他老实交待自己“杀人”的罪状。郑山东子说，没那事儿。于是就被扒光上衣，吊在生产队的大梁上抽打，看你说不说实话。每天晚上要在一个生产队批斗，八个生产队轮着班儿来。直到被逼无奈的老郑头儿“交待”说“杀过人”，这才记下笔录，按下手印，上报到公安。很快，“郑山东子”以“疑有命案在身”为由，被县公安局收审了。

体质虚弱、遍体鳞伤的郑山东子，经不起折腾，不到半年就死在了大牢里。老伴儿带着个女儿无法生活，又回山东老家去了，从此再无音信。

郑山东子死后不到一个星期，山东家里又对县公安局先前发去的外调函回了复函：郑本初，出身贫农，给地主护过院。但无罪恶，无命案。

然而此函转到了大队贫协主席、造反团长大老李手里以后，这事从此就算销声匿迹了。

共和国的历史在巨大的颠簸中进入了“向资产阶级当权派夺权”的新阶段，大老李为了查清一九六一年从党支部书记杨兴君家院子那口枯井里挖出的那支手枪的来历，主动与“全无敌”联合作战。因为要记笔录离不开知青，深入批判上纲上线更离不开知青，每个知青都是大批判的闯将，能言善辩又紧跟形势，是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于是首先派知青邢大楞和两名红卫兵从哈尔滨把当年拉拉屯儿的大地主王怀清揪了回来。

王怀清已经七十多岁了，本来就一条腿瘸，一只眼瞎，一进屯子就吓得浑身瘫成一团泥，� �那条好腿也不听使唤了。那只好眼睛睁得老大，眼珠子好像要冒出来似的。造反团连夜突审，让他交待他自家院子井里那颗枪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交给了杨兴君？

大汗淋漓的王怀清此时早已魂不附体了。问他“是不是”，他就说“是”，问他“有没有”，他就说“有”。其实他连人家问的啥都很难说是不是听清了。一顿威胁恫吓，王怀清在笔录上按下了手印儿。

到了后半夜，王怀清趁着看押他的红卫兵都睡着了的时候，解下自己的裤腰带上吊自杀了。

从小就给地主王怀清扛大活的党支部书记杨兴君，土改时分得了王怀清的老宅院，这下子竟成了“地主阶级的保护伞”，因为王怀清已经“承认”那支枪是杨兴君帮他藏在枯井里的。于是从“党内走资派”杨兴君手里夺权便成了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给杨书记特制的“高帽儿”有一米多高，戴不稳只能用两只手把扶着，站在前后排成一列的十几个“四类分子”、“牛鬼蛇神”的最前头，一条大绳从他们每个人的裤裆底下穿过，被红卫兵押着，骑着大绳游斗。一路上，常有小孩子朝他们仍土垃坷，他们只能尽力把脖子缩进棉袄里，顶着寒风在村路上伴着“咣，咣”的锣声一个紧跟一个像鸭子似地摇摆着前行。上午一个来回，下午一个来回，一天下来，一个个裤裆全都磨开了花……

农村党支部已经名存实亡了，可是拉拉屯儿并没有出现权力的真空。随着农村“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老李一下子当上了“革委会”主任，成了在地上一跺脚全屯子都发颤的实权人物。

人是进化了的动物。一旦有人在这个群体里称王称霸以后，也就失去了人性和理性，又变成了兽性十足的动物，回到了原始时代。

那是一段风潮荡落的历史，是一个人妖颠倒、人性扭曲的时代。别有用心者猖狂，老实忠厚者遭殃，一切都变得不可预知。难以想象而又名目繁多的“莫须有”罪名随时都会降临在每个善良者的头上，淳朴敦厚的农民也由于诸多的“人为制造”变得相互戒备起来，和谐静谧的山村蒙上了一层恐怖的阴影。

（五）

一九六九年春天，大老李的大儿子李常秀从部队转业回到了农村。有几个阿谀之徒都张罗着要给他介绍对象，于是打算先试探一下大老李的口气。想不到大老李心里早就给儿子物色好了目标。原来大老李相中的是富农分子姚井新家的三闺女。向来“立场分明”的大老李如今竟然打算跟富农分子嘎亲家了。

姚井新家的三女儿叫姚淑云，年方二十一，长得文静秀气，皮肤白嫩；不但跟母亲学了一手好针线，而且庄稼地里的活计样样也都拿得起，放得下，不亚于一个男劳力。要不是差在成分上，也早就嫁到城里去了。

让富农分子老姚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大老李竟然看中了自己的闺女。这让他一家人感到十分惊恐，不知大老李这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一家人和这三闺女自己都是一百个不同意。尽管大老李打发来的媒人巧舌如簧，三番五次地来劝说，可不管咋说，人家就是不嫁。

媒人把话过给了大老李，这让大老李很是恼火。转念一想，既然不成，这事要赶紧有个说法。不然过几天一旦传扬出去，自己可是人不人鬼不鬼的了。于是在两天后的那场批判“四类分子”的大会上，大老李先发制人，当众“揭发”富农分子姚井新巧施“美人计”的新罪行。

“想把他闺女给我们老李家当儿媳妇，呸！想的好，俺贫下中农跟你富农分子走的是两股道，想拉我下水，背叛无产阶级，这是妄想，没门儿。”说完就举起拳头高呼：“砸碎富农分子姚井新的狗头！”台下的造反派也稀稀拉拉地跟着重复着呼喊了一遍。知道底细的人听了，一个个都扭身退出了会场。紧接下来的当然是对富农分子老姚的猛烈批判。此时作为知识青年的我们，尽管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并不清楚，可还是以自己激进的思维方式，撰写了一篇篇自以为颇有深度的批判文章，在公社党委书记亲临现场的批判大会上崭露头角。

富农分子老姚有三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大女儿在合作社时期嫁给了本屯儿的富农分子张诚富的儿子；二女儿在人民公社初期嫁给了本屯儿一户中农成分的人家，所以我们知青不知为什么竟把这些与当时政治形势毫不相干的事情生拉硬扯地联系在了一起，给予了极为荒唐的批判。

“富农分子姚井新时刻梦想变天，在合作化时期，他不相信共产党的江山能维持多久，就把大闺女嫁给了门当户对的富农人家，只盼着国民党蒋介石东山再起的那一天。随着无产阶级江山一天比一天稳固，他的美梦一天天变得渺茫，于是他又审时度势，把自己的二闺女嫁到了中农家里，静观其变；今天，他看到贫下中农的天下不可动摇，国民党称霸的梦想一去不复返了，于是又想把自己的三闺女嫁给贫下中农子弟。如意算盘打的何等之好，其狼子野心何其毒也。”

其实，当时我们在进行这种听似铿锵有力的批判的时候，自知言辞过于牵强，内心也是发虚的。但为了显示积极，显示革命，还是闭着眼睛硬把问题往“纲”上拉。的确，在当时那种气候，谁都难免有些过激的言行。但在我想来，如果是有意做恶尚可另当别论，但可悲之处就在于，一个人做了恶还自以为在做好事，在干革命。

那时候我们以为，历史的重任，时代的重托，舍我其谁也！自以为年轻有为、踌躇满志。然而，生活常常变着法儿地捉弄着我们这些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凡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几乎都是出于不同的生存需要而十分虔诚、不遗余力地在那个时代风云的舞台上，煞费苦心地进行着种种虚妄的表演。这从另一个侧面，却逼真地映照出我们心灵的丑陋。它让我们在自己的内心留下了深深的内疚。今天想来，我们应该为自己的无知和那些愚蠢的行为深深地忏悔。

第二年大老李的儿子结婚了，娶的是山里的一个闺女。结婚不到半年，大老李家里就三天两头儿地吵架。有时候是老婆子跟大老李骂，有时候是小两口儿打，有时候还听见儿媳妇大骂老公公是“老牲口”，一塌糊涂。左右邻居听着都装聋作哑不愿掺和。不久，儿媳妇就闹着非要出去单过不可。丈夫李常秀不同意，媳妇就自己收拾起东西回山里娘家住去了，李常秀三番五次地去找她就是不回来。后来李常秀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原来他在公社参加军训那几天，自己的老爹钻了儿媳妇的被窝儿。李常秀这才领着媳妇租了一间小房搬出去单过了。

村里人把大老李这事儿传来传去，背地里都叫他“掏灰耙”。这下子可好，大老李的二儿子李常林定亲可就成了难事儿了，知道内情的本屯子谁家也不给。好歹大老李媳妇娘家那头儿亲戚给介绍了一个姑娘，当年秋后就娶进了家。

一天晚上，李常林轮到夜班打场去了，半夜里大老李从被窝里爬起来，披上棉袄上当院撒了泡尿，回来时就拐进二媳妇住的西屋里去了。二媳妇还以为是丈夫李常林回来了，可是当大老李那粗壮的身子搂住她的前胸时，才觉出不对劲儿来，一阵惊叫乱挣，窜出了被窝儿，咧咧跄跄地跑进了婆婆住的东屋里。婆婆拉开电灯一看，那死鬼不在被窝儿里，心里啥都明白了。她赶忙哄着二儿媳妇说：“做梦餍住了吧？别怕，在我这屋睡吧，你爹他顶班儿打场去了。”

二儿媳妇惊恐地说：“我没做梦，是有人进了我屋里了，不信你现在就……”不等二媳妇说完，婆婆赶忙又说：“嗨，你可别自各儿吓唬自各儿了，能有谁来？”

二媳妇见婆婆不信她的话，又不过去看个究竟，心里就起了疑心。她瞅了一眼婆婆身边那床已经掀开的被子，冷不丁地问道：“娘，我爹啥时候出去的？”

“早就出去了，别怕了，快上炕睡觉吧，没啥事儿……”婆婆支吾着。

可二媳妇越想越不对劲儿，禁不住心里一阵犯恶。

大老李此时已经蹑手蹑脚地从儿媳妇屋里溜出去了。当他从东屋窗下匆匆而过的那一刻，二媳妇从一闪而逝的身影上，一下子就认出了那个老东西……

第二天，二媳妇没跟家里任何人打招呼就回娘家去了。一到家就趴在北炕上大哭。娘家妈一猜准是小两口又闹别扭了。于是说：“天上下雨地上流，两口子打架不记仇，有啥大不了的！”

正劝说着，姑爷儿进屋了。丈母娘张口就问：“你俩因为啥干起来了？”一句话问得李常林莫名其妙。

“没干仗啊，我没招没惹她，她自己就回来了，我不放心才追了过来。”这时，他媳妇一骨碌从炕上坐起来了，冲着丈夫说：“还说呢，都是你们那牲口人家干的好事！回去问问你家那老牲口去吧！这回我说啥也不能跟你过了，你走吧，别来找我了！”说着就下地拽住李常林胳膊用力往外推。

李常林此时也像想起了什么，因为他嫂子为啥搬出去，从大伙的闲言碎语里他也不是不明白。看着媳妇的态度，李常林顿时像撒了气的皮球，脑袋也耷拉下来了。

李常林回到家里啥话也没说，一进西屋蒙起大被就倒下了，晚饭也没吃，不管他妈咋叫就是不动弹。第二天他倒是起来了，可是端起饭碗就上西屋去了。从那以后，他就没跟他老爹在一个桌子上吃过饭。整天不说话，蔫头耷脑地像个哑巴。后来成宿成宿地光抽烟不睡觉，再后来不但不睡觉，还时不时地忽地一下子一个人往外跑，也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天，像是出去追谁似的。每回都跑到村头儿站一会儿，又一个人唱唱呵呵地走回来。大伙儿说，这又出了个“李疯子”，跟后院王疯子有啥区别？白瞎这孩子了。当妈的对李常林的病因也猜出个大概，可又有啥法子？全是那死**的孽。

这一天晌午，李常林正坐在锅台上发怔，恰好大老李戴着红袖标从公社开会回来，正蹲在地上洗手。李常林看准了，猛地抡起那个榆木板凳照准大老李的后脑勺儿“咣”地一声砸下去。只是这一下，就见体壮如牛的大老李口吐血沫，两眼上翻栽倒在地上，抽搐了几下就不动了。李常林扔下板凳，哈哈大笑着跑出了村头直奔他媳妇娘家去了。

事情惊动了村里的家家户户，也惊动了公社的公安，公安又报告给县公安局。两小时后，县里才来了法医，做了鉴定以后，公安局立即着手捉拿凶犯。公安局的吉普车追上李常林的时候，李常林也刚好到了老丈母娘家里。李常林哈哈地大笑着，被公安人员戴上手扣，塞进了吉普车里。

经查，凶犯李常林的确是因患有精神分裂症才导致了砸死老爹的后果。在公安局里蹲了半年多，加上老妈多次上县里替儿子说情，经层层审批之后，李常林才被释放回家。

红极一时的大老李在“文革”中窜上跳下，留下一个千古罪名之后，就在这个世界上永远地消失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