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曾恋爱的婚姻

（一）

一天晚上，我刚刚开完队委会议，陈大婶就打发孩子去叫我上她家去一趟。我也没多想，跟着就来到了她的家里。进了屋，我一眼就看见了一个陌生的姑娘，这才让我猛然想起了陈大婶几个月前提到的那件事。这使我产生了平日里见到一般女孩都未曾有过的紧张。我的思维开始紊乱起来。

这闺女是陈大婶儿的外甥女儿，比我小五岁，住在十多里地外的一个比较富裕的小村里。她瓜子脸的双颊泛着红晕，红润中透着粉白，微深的眼窝儿里闪着毛茸茸的双眼，与略高直挺的鼻子的搭配，看上去颇有点维族少女的媚气。天生的两道细眉，像人工描画的一般纯净。从她和谐的身段、温柔的语调以及轻盈的脚步里，似乎透着一种脱俗的灵气。她谈吐得体，不卑不亢，与她十八岁的年龄相比，好像有一种不大相称的成熟。难怪她舅妈总我面前夸她。

她打心里崇拜我的文化，相信我的人品。她确信自己不会看错，也确信在舅妈家里住的那几天里，乡亲邻居们对我的美言并不夸张。

两天以后，她带着内心的秘密回家去了。留给我的是一种若有若无的思念与忧虑。因为我一想到自己的家庭出身，就有一种自卑。何况又比她大五岁，家庭条件也不好，一个多病的父亲和未婚的两个弟弟，按农民的俗话说，就是个“跑腿窝棚”。想到这些，眼前的事情似乎随时都可能化为一种幻影，飘然而去。然而，她的幻影却经常浮现在我的脑际，时时影响着我的思绪，拥抱着我的明天，也给我许多慰藉，我的内心世界也因此填充了许多美丽。

果然，她回到家里以后不久，就领教了与一个出身不好的城市知青谈婚论嫁的苦恼。一次团干部会议散会之后，大队团书记就把她留下了。开导她说：“你是不是让鬼迷了心窍，被那个富农出身的知青拉下水啦？‘亲不亲，线儿上分’，这你都忘了？你还是个团支部书记……”

她听了以后，什么也没说，扭头就走了。

打那以后，她主动辞去了团支部书记的职务，再也别让它成为控制自己婚姻自由的理由。她不相信我真的像他说的那样可怕，不相信我念了那么多书会因为家庭问题永远沉沦。相反，她认为将来我起码也能在大队或公社干点儿什么工作，不会一辈子“顺垄沟找豆包”儿吃。尤其是我背着那种出身还能加入共产党，更充分地说明我肯定是个好人。

在漫漫红尘里，我仿佛透过冥想中的意境，看见了前世的姻缘在菩提树下熠熠发光。

关于这件事情，她的母亲没说什么，毕竟是自己的兄嫂介绍的。但心里对这个不知根底的知青还是多少有些不放心。她的父亲坚决反对。说：“除非是傻子，好人谁下乡？”尤其让他生气的是，这一年当中家里来过不少媒人，光是给本屯子小伙儿介绍的就有五、六个，哪个小伙子都不错。有的人家过得比较富裕，认可花双份儿的彩礼，还有的是长辈人亲自登门到家里来说亲的，只要闺女同意，人家要啥给啥……可偏偏每次女儿都是说自己还小呢，先不找。想不到这次去了一趟拉拉屯儿，闺女自己就把对象相好了，还是三舅嫂给做的主。老爷子憋着一股火，心里头很生气。于是非要跟这个三舅嫂治这口气——只要我当爹的不发话，谁介绍也白搭。

看着女儿每天心事重重的样子，当妈的心里那有不疼的？那天，她背地里打发十六岁的儿子顶着小雨到拉拉屯儿去“考察”了一趟。回来汇报说：“不咋样，小个儿不高，穿双水靴子，挺大个裤裆……”一句话没说完，就气得他姐姐拎起笤帚疙瘩追打着把他撵出了大门外。

（二）

陈大婶儿能说会道，更会保媒，也给别人保成了不少。心想，自己的外甥女儿，就是不完全说了算，也能当半拉家。尽管她知道自己的妹夫脾气倔，也没太放在心上。这次她知道让妹夫挑了理，但是她有自己的办法。

三天以后，陈大婶儿打发自己家还没过门儿的儿媳妇，带着两包果品到妹夫家去了一趟。她心想，你再倔也不能不给你外甥媳妇一个面子吧！然而，尽管如此也没讨回个明确意见来。

陈大婶儿不罢休。给在部队的儿子写信，让他写信给姑父，用新思想劝说他一番。结果儿子回信却劝起她来——今后不要在屯子里总给人家保媒拉纤的，那是陋俗。现在男女自由恋爱，婚姻自主。

后来，机会到底来了。

有一天，陈大婶儿的妹夫到龙泉镇办事回来，已是下午三点多钟了。路过拉拉屯儿的时候，正赶上乌云密布，要下大雨了。无奈之下，他只好拐进了屯子，在大舅哥老陈家住下了。心里想，三嫂如果再提起那件事，只要我不动心她就干没辙，不多住，明天一早就往家走。

陈大婶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在妹夫面前把我捧上了天。可是老爷子却始终无动于衷，眯着眼睛似听非听地跟大舅哥唠家常。陈大婶知道她这个妹夫挑了自己的理，没征求他意见就让外甥女儿跟人家相了亲；她也知道这个“倔”妹夫的“头难剃”，可是自己这么多年给屯子里那么多姑娘小伙子保媒，没有不成的，这一回她偏不信就说服不了自己的妹夫。

第二天中午，她就把头天晚上邀好的大队长、村支书还有附近的几个生产队长都请到自己家来喝酒。名义是招待自己的妹夫请他们陪客，实际则是为了我的亲事。她要让村上这些有头有脸儿的人物，当着妹夫的面，对我做一番评价，不信这个倔妹夫不松口。

果然，在这种推杯换盏的阵势下，老爷子不能不考虑我在这些村干部中的口碑了，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看得出，他不能再把大伙的话不当一回事了——这小伙子看来人缘儿还真不错。

（三）

老爷子回家以后的第二天，陈大婶又第二次把自己未过门儿的儿媳妇打发过去，目的是要个明确的答复。这次，老爷子终于吐口了：“闺女大了不由娘，你们问她自己去吧。”

当爹的虽然嘴上吐了口儿，可还是抗不住那些亲属和邻居们的种种议论。这几天总是有人来说这说那的，让老爷子心里仍旧还是犯嘀咕。尤其是当队长的自家堂弟邢老五说的话更让他心里不踏实。

“四哥咱笨寻思寻思，要不是有啥错误，谁好好的从哈尔滨往农村跑？哪有那种傻瓜！”

“说是下乡青年，那是好听，实际就是‘下放’，这点儿事儿谁还看不透？再说了，哈尔滨到底有没有这户人家你们谁看见了？这事儿你可得好好琢磨琢磨，可别上人家当！”

农民的思维习惯还是要见实以后心里才踏实。

老爷子还有个堂弟在同辈中排行老九，中学毕业，算是家族中念书最多的文化人。这些年来一直在大队当会计，又是党员，家族里的大事小情都免不了先跟他商量商量再拿主意。这一次，恰好“老九”要跟村里另一个老干部到哈尔滨出差，这可是个不能放过的好机会。老爷子找到九弟，嘱托他在哈尔滨办完事，一定抽空儿去找一找这户人家，看看到底是个什么人家。

大约十几天左右，我接到家里的一封信。爸爸在信上说：“昨天晚上有两个巴彦人上家里搞外调来了。一个姓邢，一个姓王，打听了咱家的一些情况以后就走了。是不是你那边又出什么问题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抓紧来封信，免得家里惦记。你也别上火……”

她九叔回家向四哥汇报了情况，说这人家老爷子人倒是挺好，就是体格不大好，老儿子上夜班去了，没在家。看摆设，家里不见起富裕，但是收拾的挺干净，是个过日子人家……

老爷子听了九弟的汇报，心里才算落了底。

老爷子这一关终于通过了，多日闷闷不乐的她，心里终于轻松了许多，我那颗悬着的心也终于落了地。

我这个“准姑爷”儿第一次到她家去见未来的岳父和岳母，那是第二年春天的事情。记得我在她一家人热情的迎接下恍恍惚惚地走进了屋里。还没坐上一会儿，隔着玻璃窗户，就看见仨一群俩一伙的男男女女，连说带笑的先后从大门外走进了这个院子。男人们多数是她们家族里的长辈或邻居，虽说他们都有些不好意思，可毕竟还是先后都进了屋。而那些女人们却都挤在外屋，透过门上的玻璃朝里屋偷看着我这个在省城念过大书的小伙子。年轻的姑娘们彼此间还不住地嬉闹着，发出一阵阵稚气而又尖利的笑声。

从去年开始，登门给她保媒的就有五、六个了，可她就是不动心。弄得那几个媒人都扫兴而归。这时候人们纷纷前来的目的，就想看看这闺女自己找的对象到底是长了什么“三头六臂”。

虽说我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可实在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我在心里努力控制着，让自己的举止言谈大方而得体，免得给这些人留下话把儿，说她找对象挑花了眼；也让她的亲属和邻居们看看，从大城市下乡的知识青年跟农村一般的小伙子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时刻注意让礼貌的语言和得体的举止尽量体现出文化人应有的内涵。

（四）

转眼到了端午节，这是农民十分看重的节日。她家在好几天前就捎来口信儿，让我初五那天上他们家去过节，我心里自然高兴。

那天上午，我骑一辆自行车来到她家。她的妹妹、弟弟首先从屋里出来接我，随后她才和母亲一块儿迎出来；在她粉红、略带羞涩的脸上，透着内心掩饰不住的喜悦。我虽然是第二次来，可心情还是很紧张，连她母亲的几句问话也没听清，就哼哈地应和着把自行车靠在了院子的矮墙上。想不到，当我转回身时却发现她已经先我一步进屋去了。当我两眼再从她脸上扫过的时候，却敏感地发现她刚才的“状态”不见了，只是屋里屋外地帮着母亲忙乎着厨房里的事情，既不跟我搭话，也不正眼看我一眼，直觉让我察觉到了她的不快。

原来，在我扭身放自行车的时候，她一眼就看见我身上穿的那件白小褂上通肩打的那条长长的补丁。我没想到她把这看得那么严重，满脸的不高兴——他认为我给她丢了面子。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生气的样子，也是她第一次发现我这个念过大书的城里人竟然如此的“傻气”。

后来她在屋角“警告”我说：“往后再来穿戴要讲究点儿，别这么寒酸，你不怕丢人，我还嫌磕碜呢。”

那天，直到傍黑以后她才让我往回走，生怕让别人再看见我小褂上那块给她丢人现眼的大补丁。

在村口的路边上，她神秘兮兮地把一个布包塞在我手里。那是她忙里偷闲给我做的一双布鞋，还要背着别人——怕人家笑话还没过门儿就知道疼女婿了。当时我只觉得心底里有股暖流象电流一样一下子传遍了全身，而嘴里却没有说出一句感激的话来。

挂锄了，我第一次带她回到哈尔滨，让父亲见一下他尚未见过面的儿媳妇——其实这也是先斩后奏。

我家的大院儿里住着二十几户人家，那些在一块住了几十年的叔叔婶婶，大爷大娘，听说我这几天要回来，也都等着看看我这个当年不听他们劝告非要下乡不可的“犟骨头”，今儿个从农村到底领回来个啥样的媳妇。

从火车站下车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了，火辣辣的太阳蒸烤着大地，连柏油路面也被晒得软乎乎的。我家住的是一个狭长的大院儿，这时院子里的老邻居们一个个正散坐在院儿里两侧，有的摇着扇子唠着成天唠不完的家常话，有的手里摘着青菜。爸爸正跟那些老棋友们围着棋盘“啪、啪”地摔着那副我从小就熟悉的大棋子儿，那响声一进大院门口就能听得见。

看见院子里这么多的人，头一回领着个姑娘回家的我几乎腿都软了，走路也特别不自在起来。

“嗬，善勤回来了！”我叫嫂子的那个女人叫着我的小名首先嚷了一句，接着人们一个个就都把头朝大门这边扭过来了，我的脸“呼”地一下子涨得通红，一边跟她们搭着话，一边往院子里走。这时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跟在我身后的那个“小芳”身上，真可算是从前到后，从头到脚打量个够。

不知谁在爸爸肩上拍了一下说；“儿媳妇都进家了，还不快回去？”

爸爸从下棋的人堆儿里站起身来，几乎同时，那些观棋的叔叔大爷们也情不自禁地抬起头，朝我们这边望了过来。

总算进到了屋里，我终于松了口气。先跟爸爸介绍了她，也向她介绍说“这是父亲”。

弟弟下班刚进院儿，那个嫂子就急忙高兴地告诉他：“你大哥给你领回来了个嫂子，快去看看吧，可好看呢！”

那几天，父亲家里可热闹了。左邻右舍的婶婶、大娘还有她们身后跟着的女孩子都来了，她们的眼睛老半天盯着她的脸不离开，彼此间还不住地耳语着，详细而挑剔地品评着她身上的一切。

“小芳”慢声细语地回答着她们的问话，显得温和有礼、稳重大方。可这也让她有些招架不住这大城市里的人们这种看人的“功夫”了，她羞得满脸通红，简直快要坚持不住了。

那几天，我也曾带她去“压”过马路。一路上，我们没有城市里青年男女的那种浪漫，两人连手也不敢拉一下，心一个劲儿咚咚地跳，连说话都要屏住呼吸。她迈着轻盈的脚步走在繁华都市的街路上，身体与我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他总爱跟在我的身后，前后拉开两三步的距离，既或并肩而行也是左右保持一尺左右的间隔。真可谓是毛泽东时代正经恋爱的年轻人在大众场合亮相的经典模式。对比着今天俊男靓女走在路上卿卿我我的样子，我们好像落后了一个世纪。别看她生在农村，第一次来到城市，可是她并不东张西望地似乎看什么都稀奇，就像压根儿就是在城市长大的妙龄少女。在熙熙攘攘的人流里，我发现她竟然有那么高的“回头率”。

在商场里，女售货员一看便知我们是来买服装、布料的恋人，于是殷勤地介绍着各种款式的女装，可是“小芳”却拒绝了那些贵重的，只选了几件实用的并且价格便宜的衣服，而且还给我选了一块布料。她知道我家生活并不富裕，不能在这个时候给我“加压”，讲排场，装阔气。

（五）

在第二年那个充满融融暖意的十月，我们冲破旧俗，在农村简办了婚事。结婚那一天，生产队里的社员和小青年儿们，都跑里跑外地帮我张罗着那顿看起来很热闹但实际很简单的婚宴。“杨麻子”也笑嘻嘻地跟着大伙儿吃酒来了，大伙儿一边拿他开着玩笑，一边给他让出个座位坐下。结婚是个喜事，按乡俗，有“叫化子”上门儿的喜事，是吉利的兆头。

由小祝会计记账，收下了大伙凑来的礼份子，全队三十二户人家共收到礼金五十八元，另外还有十六斤粮票，这让我十分感动。

当天晚上开社员会之前，小祝会计把我拉到外边神秘地对我说：“我交给你的礼帐单子你看了吗？”

我说：“咋地了？那还能错嘛！”

“你回去看看吧，那名单上有一个划掉了。”小祝会计半吞半咽地说道。

“划就划了呗，看那干啥啊！”

“我让你看看你就看看，等你看完了我再跟你说。”

我回到家里，好奇地找出夹在笔记本里的那张礼单。发现李纯贺的名字确实用钢笔划掉了。

第二天晚上开社员会，还没等小祝会计问我，我就先说了：“我看过了礼单，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呀？”

小祝会计把我拉到门外，用手半捂着嘴贴在我耳边，小声地说出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在我办婚事的那天上午，李纯贺的老婆打发孩子过来随了一元钱的礼。吃中午饭的时候，李纯贺回家听说了这件事，就跟老婆发起脾气来：“你们老娘们儿家家的懂个啥？竟给我‘上眼药’！这里头有政治问题。你们懂不懂？”

老婆被他说得莫名其妙，没听懂大老李的话。心想，随个礼咋还惹出政治问题来了？

李纯贺诡秘地对她说：“小王的家庭成分是‘富农’，你不知道咋地？”他刚说完，紧接着又自言自语地说：“可也是，要不是这回公社‘请查办’搞外调，连我也不知道。他入党的时候，工作组的外调也没说是富农啊！这回“三查一挖”才查出来。这节骨眼儿上，你再去随礼，这不明摆着是给我上‘眼药’吗？”

“礼都随了，那还能再要回来啊？”他老婆怯生生地问道。

“那你看着办吧，反正我不能过去喝酒。事儿是你办的，别给我弄个‘阶级混线’儿就行了！”

于是，那天中午，他老婆趁着我那简陋的小草房屋里屋外人流穿梭的时候，赶忙打发孩子过来找到小祝会计，把那一元钱又要回去了……

我听了事情的经过，犹如喝下了一碗苦药。它带给我的伤害和屈辱远远超过了随礼的事情本身。我望着夜空，内心一声长叹，心口窝儿立刻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我想不到在自己的新婚大喜的日子里，仍然会品尝到“出身罪”给我带来的苦涩。

从此以后，在我插队的那座小山村，建起了一个前程未卜的小家庭。

在那片黑土地上，又多了一座茅草房，多了一个城乡结合的“二人世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