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望看来，育苗基地是大势所趋，就算没有老耿的菜园子启发，林场早晚也要建立。

老耿真正在林场里树立的丰碑，是将军岭上那一万亩茁壮挺拔的大树！

他把这个想法说出来，立刻引来孙雨朦连连点头称是。

老耿被他们这样一说，老脸却是一红。

他充满遗憾地叹了口气：“可惜有一部分被烧毁了，要等到几个月之后春暖花开才能重新栽种上吧。”

苏望和孙雨朦望着这个单纯的老人，在30年的风风雨雨中，驼山林场的荣耀已经深深烙印在他的灵魂深处。

哪怕是退了休，他仍然为林场的光荣而欣喜，为树林的毁坏而伤心，哪怕是林场没有给他缴纳社保，让他领不到一分钱的退休金，他都没有一丝怨言。

孙雨朦想起她之前检索到的资料，不给“临时工”缴纳社保在全国各地的国营林场里都是很普遍的现象，这里面或许还和老耿这批职工的到来有很大关系。

在驼山林场建立之初,国家在经营性质上定性为生产性的全民事业单位,一切生产投入全由政府拨款,承担绿化荒山、建设森林的职能。

那时候孟广林这一批老职工，捧的是正儿八经的铁饭碗，就连三年困难时期也没有饿着，林场甚至还能挤出一部分粮食接济周边村子，结下了一段善缘。

到了70年代，因为当时林场大量砍伐成熟的速生林，经济效益非常好，政府给林场拨款少了，改为部分拨款,生产收入不上交,充抵拨款不足部分。

当时林场“生意兴隆”，职工们全票通过大力支持这个政策。因为他们卖木料的收入远高于财政拨款，这笔收入不上交，职工的福利待遇就提高了，大家日子过得相当滋润。

那时候，林场职工成了许多人眼红的身份，如果当不成林场职工，就嫁给林场职工成了一股风潮。

老耿来林场的时候，正是林场盲目扩张的巅峰时期。

短短一年之后，林场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职工数量激增，但第一代速生林砍伐殆尽，后面的经济林还没有到成熟期，林场收入大幅减少，不得不向上级申请帮扶。

当时恰逢安平市撤县设市，林场定性为差额拨款事业单位，归属安平市林业局管辖,为独立法人,一级核算,二级管理。

在那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间，差额拨款大多为象征性的补助,大多为5万—10万元。

在工资普遍只有几十元的时候，这笔钱还够

林场周转。但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人民收入大幅增长，国有林场却成了“不城不乡、不工不农、不企不事”的单位。

由于在岗和退休加起来有一千多人，人员开支所需经费非常大，年年入不敷出,过着不得不靠贷款发工资的日子。

在这样的背景下，林场里相当一批“临时工”是没有缴纳社保和医保的。因为年年都有新退休的和离世的，具体驼山林场有多少人需要补缴社保，可能林场领导层也没有相应的统计数据。

这些年，为了摆脱经营困难的泥淖，林场做了很多尝试。

在制度改革上，第一次重大意义的调整，还是学习外面的经验，尝试了承包责任制，试图用这种方式来激励职工“生产自救”。

对于这种尝试，孟广林专门在日记里拿出几页纸来记录发展变化过程，到现在后面还有两页空白，想来是他想留给后面记述结果用的，可惜最后不知道是失望还是别的原因，一直没有补上。

她把承包林场这件事摘出来，请教当时的社会背景。

老耿沉思了一下，他的记忆已经有些模糊，不得不拿过日记本来，找到相关内容一行行地读了下去。

时间似乎凝固、倒流到了1981年，空间变换到了将军岭那个简易的石头屋子。

那年12月8日，老耿蜷缩在被窝里，听孟广林的收音机里播报了一则新闻，说福建一个公社的农民，承包了一座荒山，建立了全国第一座“家庭林场”。

他雇人在山上种了37万株杉树，9万株马尾松，还有15万棵杜仲之类的药材和几千株柑橘、香蕉等果树。

新闻里那些“以短养长”“取之以山，用之于山”的说法，让孟广林忍不住翻身而起，披上衣服推门而出。

老耿不知所措，也穿好衣服跟了出去。

满天星斗之下，驼山林场如同一个安卧长眠的巨龙。孟广林沉思凝视着前方，却对老耿说：“你来对了地方，却错过了最好的机会！”

当时林场里已经开始讨论这种模式的可行性，人们已经见到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的显著变化。

大家想象着，如果林场把山地承包给自己，是不是也可以过上好日子。

驼山林场领导班子决定，四分之三的面积统管经营，主要抚育生态公益林，四分之一的林地拿出来做承包经营试点。

林场除留用管理和护林人员外,其余职工基本上落实承包经营政策,不再安排工作,事业单位

身份不变。

承包合同上规定，山上的大宗收益主要归林场，马尾松、油松、刺槐等林木全部归林场，新栽种的速生林木80%归林场所有。

其他入药材等零星经济作物归承包者，承包者负责养护抚育现有林木，任何砍树伐木行为都要上报林场，取得上级林业部门许可之后才可以行动。另外，为了保证现有林木的生长，林场还要针对林木的生长量做出奖惩。

对于林场来说，这是一个开源节流一本万利的政策，反正他们主要收入是经济林的木料，在这批木材成熟之前，与其每年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去养护，不如把林下的土地承包出去管理。

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事情，在城里的职工还不知道下岗为何物的八十年代，林场职工已经先尝到了“分流”的滋味。

不过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是一项解放生产力的重要举措，人们在承包的土地上劳作，多劳多得十分公平。

如果老耿不是来到了将军岭，而是分到其他岗位上，说不定在当年借承包的机会转换了事业编身份，哪怕是分流去给承包者当工人，顺应时代的潮流，这时候应该也有不错的养老待遇了。

可他偏偏来到了将军岭，这一万亩山林被规划为母树林，属于生态公益林，说是归林场统管，又相当于没人管的地盘，林场能记得每月按时给耿卫国发工资，已经是沾了孟广林的光了，谁还会操心给他解决身份编制问题呢！

承包林场可是一个大事，动辄几百、上千亩的林地，光承包费也要几万元。在那个万元户都是大新闻的年代，这对出一天工才赚一毛钱的普通农民来说，就像是天文数字一样。

最终林场降低了承包门槛，最低的一百亩也能承包，人们东挪西借拼凑出钱来签了承包合同。

他们干的事情孟广林不陌生，就像他当年来驼山创建林场一样，这些承包者第一步雇佣工人，在山里建上砖房、土坯房，修上便捷的公路，开辟土地种药材种果树或者搞养殖。

农民的智慧是把土地的利用发挥到及至，他们每天巡视林地抚育森林，在完成林场任务的基础上，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那现在呢？这些林子还在个人名下承包着吗？”苏望追问了一句，他很吃惊，原来每天经过的那些林子都是承包给个人的？一个人拥有一片山林，这是多大一笔财富啊！

老耿笑了：“当时的承包合同最长的也不过30年，那些林子早就都收回来了，咱林场，不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