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怕坐火车。

上大学的时候，火车上认识人生头一个可以称呼为男朋友的人，我在北京，他在西安。我们每年只见假期那几天。假期结束，拖到不能再拖，开学报道最后一天，他送我去火车站，彼时我尚年幼，却仍然不敢放肆当人泄露感情，招招手，火车快开——哗，火车真的开了，有人追着车跑，有人嚎啕大哭，那都不是我们。我往往目瞪口呆望着身边这样感天动地折腾的小情侣，呆呆问自己，我为什么不哭？我怎么就哭不出来呢？

那一年，我们十九岁。

那个男朋友，平均每隔一周寄来两封信。厚厚的信纸，连写带画，常常超重。每次收到都迫不及待拆开，然后再赶紧迫不及待合上。实在是话不投机，然而没有他，却根本没有别人。如果不是他，在男女比例一比七的艺术院校呆着的青春就更加啥也没有。明明知道不对劲，却怕到不敢承认不对劲。巨蟹女的怂，那时候就彰显无遗。渐渐知道他在西安还有一个前女友，咦，不是前的？啊，怎么仍是现在进行时？那我是什么？这这这，情何以堪。

最后一次见面，我大学快毕业了，在澳门卫视实习。Base在中山。美丽的小城，安逸晴朗的冬日，写字楼下常年卖五块一个的热蛋塔，蓝山咖啡五十块钱一杯。菜鸟张当时是专题组一个小小的实习生，只卖得起两块一只小雏菊贿赂我们制片人，每天忙着从街头窜到街尾跟卖茶叶的大姐学说中山口音的广东话。我跟我的“男朋友”，我们甚至连再见都没说，就再见了。

那时候年轻，不知道就此就再也见不到面。非典的时候我莫名其妙有了一辆手动挡的车，超级难开，有天我在楼下艰难地倒车，手机忽然响起，我接听，是身在另一个重灾区深圳的他打来，状甚关切地问我是否知道如何预防。我礼貌客气的表达感谢，手机挂断，我“咚”一声撞了全小区最贵的一辆SUV。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联系，我甚至没有来得及要一个他的联系方式。理论上我十几年没有换过手机号，如果他那时候找得到我，现在应该依然还找得到，既然没找，那就是不想找了。

我一直骄傲，他不找我，我找他干嘛？其实我偷偷百度人人过无数次他的名字。我只是找不到。这些年，人事更迭，红尘寥寥，我找不到，应该是天意吧。

如果不算中学时代无疾而终的初恋，这个人，算是我回忆录里的第一章。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时光久远，不开心统统忘了，就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他从西安逃票跑来北京看我，我从学校溜出去跟他去看冬天的大海。秦皇岛还是北戴河？二月底的春风依然似剪刀，我坐在嶙峋的防洪堤上被风吹得俨然像个傻丫头——当然搞不好我真的就是——看完了，拉拉手去吃鲅鱼馅饺子，哗，不是不浪漫的。

没什么快乐的回忆，也不算真的什么都没有。百转千回，居然还有回忆。搬家、换男友，结婚，“男朋友”寄来的六十三封信一直用一个破塑料袋装着，再也没打开过，好像也舍不得丢掉。荒唐是荒唐，荒唐里竟仿佛也有颠倒梦想。

一转眼，奔四张了。还是没忘。深夜里看见西三环上绝尘而去的别人的车灯，觉得中年归中年了，该长好的地方还是没长。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写这么个东西。也许不过是因为恰好打电话给我女学生的前男友，而他恰好正在上火车。他告诉我，她的老师就是我的老师。

那一瞬间，我忽然有点冲动，发短信给我已然成婚幸福生活的女学生说，你看你看，不是什么都没有剩下的。

当然我一个字都没发。你们都懂的，我是个相当靠谱的姑娘。（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