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担任部长期间我也写过一些小说，个中有许多酸甜苦辣。

一个是《球星奇遇记》，我自称是通俗小说，因为我写了一个类似单口相声里的“黄蛤蟆”的处处歪打正着的走运故事。一个叫恩特的人，被误认为是球星，又因为运气奇佳在球场上居然创造了奇迹——从底线一脚把球踢到对方的大门里，又用屁股顶出了对方的攻球，成了某国的足球霸主。此时真正的有希望的青年足球天才勃尔德出现了。恩特在曾是风尘女性的妻子酒糖蜜怂恿之下，对勃尔德下了毒手，终于良心发现，向着圣母像做忏悔。在这篇貌似荒唐的小说里，我在恩特身上与勃尔德身上都寄托了自己的感受。第一，我像恩特一样地赶鸭子上架，成了头头了。第二，我像勃尔德一样，成了被一位兄长，一位同行切齿嫉恨的对象了。

但其中最为小说的因素还是女主人公酒糖蜜，她的走红歌曲是《你可曾知道》，唱道：

你可曾知道，你可曾知道，

黑风怎样吹灭了火烛光照？

兀鹰怎样扑向快乐的羊羔？

……玫瑰色的梦幻破成碎片，

……你怀着爱心来反遭暗算……

我怎样变得恶语如刀……

她是哲学家，是军师，是热情之花交际之花也是迷恋于纵横捭阖的“阴阳家”（新解）。在堂堂正正的大纛下，她是不但参加运筹帷幄而且参加冲锋陷阵的资深美女，深谙混合双打之道并起着主导作用，确实有她的魅力也有她的刺激。

《球星奇遇记》中我有一个发现或发明，当然带点调侃，我说：一个人由外行经过苦学变成内行，这很可贵，但是，如果此时你能从内行再变成外行，就更是百倍地可贵了。作为内行，你却能外行一般地只讲套话原则话隔靴搔痒的话大帽子压人的话人云亦云的话，呜呼，真正的金不换也。这话说得有点刻薄，但是有一点点预见性。八十年代还是强调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与专业化的，现在，至少在文艺工作上，不那么强调专业化了吧？这里也是有经验教训的，起码有一条，许多人会同意下述见解：两个内行的相处与合作远远要比一个内行加一个外行或干脆两个外行困难得多。你可以较容易地要求一个或几个外行服从大局，听命于尊上，一二一，齐步走，立正，稍息，向左转……而所谓内行一旦上了那个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专业劲儿，士可杀不可辱的劲儿，同行是冤家的劲儿，我乃一代宗师、在本业务领域中舍我其谁的劲儿，谁也没治。

例如您，您喜欢说文艺只有一个中心，我却认为，文艺本身难于树立或者形成什么中心，能说法捷耶夫或者日丹诺夫是苏联文学的中心吗？能说周扬或者茅盾、巴金……是新中国文学的中心吗？也许你可以说党在文艺界的工作，党对于文艺人的工作是有一个主要部门、主要单位或主要负责人的，但是你可不可以不那么在乎某某人就是中心呢？您记不记得，包括林默涵、孙犁都说过文人“宜散不宜聚”呀。

我同意胡乔木八十年代末期对我与吴祖强说过的话，必须废除文坛领袖制度。

您喜欢骂与您不一致的人是反动派，您的逻辑与把人划分成人与妖有什么不同？

您整了多少某某的材料，而且在“其人其事”的名义下引爆，你太辛苦了，代价与成就太不相称了。

还有你呢，我的令人哭笑不得的朋友！老兄！你自以为是救世主，你自以为是人民的领袖，你的自负与自信也感动过人。这一点你曾经与不止一个外国人谈过，你公然声称你不拒绝做“中国人民的领袖”。闹得连一个普通的也是神经正常的外国人都觉得你的大脑你的自我感觉出了问题。你甚至于批评中国作家有了创作自由却不会用，竟然去写大海写爱情，却没有去写人民的疾苦。一个排斥大海与爱情的文学理论文学观念该有多么恐怖，它距离丰富的精神生活，民主的艺术氛围，自由的创造想象有多么远！这种文学的“思大情结”，你与计永佑、唐因他们又有什么不同？

而后来，当有人向你谈到国内经济发展的情况的时候，你大叫：“这怎么可能！”你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面对真实了。

还有你这个侃爷，一会儿提倡现代派，一会儿批判现代性，一会儿要、一会儿不要纯文学。你的每一次发言的开头都振聋发聩，耳目一新，听上三分钟后开始找不到思路，找不到线头儿了；再听两分钟，已经渐入五里雾中；再往下，就纯粹是信口开河，驴唇不对马嘴了。你连一本书也没有出过，而也成了事，成了作家思想家批评家带头人。我们的国家真是充满着机会！

而你堂堂一个作家只知道伸手要官。你等待着接收基金。你借小说大出私愤。你奴颜婢膝。你一张口就是攻击同行，你一面讲着高雅诗意与极其抽象的言语，一面注意的全是蝇头小利……

本来文人不怕个性，艺术不怕夸张，构思不怕夸张，虚拟不怕迹近乖戾刺激，想象不怕荒唐，风格追求不怕略显极端……本来文学与生活的距离的默契能够保护文学也保护实务，不会相互取代，不会错位而互害。但是我们这里，一切都是怎么了？

嘀嘀咕咕，嘀嘀咕咕，各种亦文亦官非文非官的流言蜚语是多么烦人！为此我写了小说《虫影》，写一个工程师忠强家里时而出现一个红色的棒棒式的虫影，向他传播关于他的头发的流言蜚语。他的头发比与他同年龄的人的头发长得好，因此被怀疑是造了假。关键是，出现了他可能接局长的班的传言，一有此传言，他的头发就成了众矢之的。而他本来是一心做好本职工作研制机床的，却也终于被拨弄得起了火，劳神费力地去医院检验头发。而即使获得了权威医师的证明，仍然无法取信于人，更无法说服对立面去承认他的头发的真实性。“我不信”三个字足以把一切事实抹杀。他的好友以向他报告对于他的流言蜚语作为友谊的表示。他的妻子以提醒他注意流言蜚语作为对于他的关爱的体现。不用说，他的对立面以传播与制造对于他的流言蜚语作为对他的打击。总之，是友是敌，是亲是雠，都强调着流言蜚语的存在。而他奋力以搏的目标就是为了证明流言蜚语的不存在。不存在，你还搏什么？这不是更加证明你也承认流言蜚语的存在了吗？

最后，他尤其痛苦的是由于受到莫须有的攻击，他不甘心变成流言蜚语的手下败将，变成流言蜚语的牺牲品，自己也被动地产生了对于当局长的兴趣了——为了证明流言蜚语的不存在呀。如果他当真被任命成局长了，不就是证明头发的问题，脑袋的问题，帽子与上衣与裤腿与鞋，直到脚鸡眼的问题即所有的问题都不存在了吗？如果一个不想当局长的人最后逼得很想当局长了，那么从逻辑上推演，一个头发从来没有造假的人变成造了假，又有什么不可能呢？最后，他自己的肚子里也都是似有似无的虫子与虫影了。

五天以后，早晨醒来，在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刻，在他系鞋带的时候，一个似曾相识的精灵向他吹了一口冷气。

……精灵吃吃地笑。一股冷气顺着衣缝领缝钻了进去，围着肚脐眼转了一圈……肚子剧烈疼痛起来。“唔，唔！”他叫着，“你们这些朦朦胧胧的玩意儿快走开！你们不知道吗？我有了医院体检报告……”

吃吃地笑，辘辘地响，声音从肚子里发出来。

“你的头发，你的头发！你偷了头发，染了头发，做了头发的手脚！医院证明只能证明你暂时没有患发炎发癌发血栓发结石，却不能证明你未偷未染未做手脚！再说，你相信中×友好医院是你的事，我们为什么要相信呢……我们照样攻你的头发，非攻倒不可……你的二十根头发早已调到病痛坏死发学会常任理事会综合研究室去啦……”

肚子里的逻辑推理无懈可击，义正词严，气贯长虹！这就是他的肚子，他噢了一声，虚脱过去了。

我以为这篇东西写得不错，全部真情实感，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表现刻画出来。但是没有任何人注意过它。

类似的还有《要字8679号》，写一个案子，上级派了工作组去查，通篇都是调查记录，不知道叫不叫新新闻主义，随便拉拉近乎吧，也像是走向世界或者世界已经走近了我们。

没有什么人故意说假话，但是每个人说的都不同，让你无法下结论，而被冤屈的人也完全无从为自己分辩。有一位正在为自家先生的官运而不平的女士读了感到共鸣，就是说世间没有弄得清的是非吧。

著名评论家南帆为此作写过一篇评论，大意是，事实是无法摆到公众面前的，摆出来的和看得到的只有文本，文本最后会取代事实，而文本与文本又是这样的不同。这是历史的悲哀，也是社会的悲哀，还是事实与真理的悲哀。

一九八七年我写过《选择的历程》，写一个人牙疼，自己有些讳疾忌医，尤其是怕痛怕拔牙。他挂了好几次号，请教过不止一个专业的与业余的医生，听到了互相对立的许多对于牙疾的观点理论意见，最后仍然没有治成牙更没有治愈牙齿。基此拍过一个电视短片，但是没有播放。

……会长滔滔不绝，古今中外牙疼诸例、诸论、诸派，他无不知晓，从拿破仑的上右五齿讲到希特勒的情妇爱娃的假牙拍卖行情，从东汉女尸的门齿讲到佛牙的导电性能与种种灵验，然后讲对待牙疾的保守疗派与激进疗派两大派数千年论战公案，就在他讲到最精彩之处，我突然大喝一声：“痛杀我也！”昏了过去。

史会长歉歉然，谦谦然。他声明他是痛牙学会会长，而不是牙科门诊部值班医生。他解释学会是一个学术团体，而县以下的牙医都是由手工业管理科管理和由农贸市场管理处发执照。他善意友爱地批评说我的牙疼得太具体，是一个形而下等而下的问题，他可以借给我一批《牙疼大全》《痛牙指南》《护牙刍议》之类的书参阅。

……拿走两本。读之愕然如堕五十里雾中。痛感牙也有涯知也无涯，拔时有牙拔后无牙，思之既无牙又无涯，无比悲观地摩登起来。

我的大舅子近日才从外国进修研究归来。他痛斥我的愚昧无知与史会长的清谈误牙……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痛牙学”是伪科学……我下定决心再去拔牙……我的同事关切地告诉我拔牙一定要找男医生而不要找女医生……同事们亲友们向我提出了关于治牙的种种经验、教训、忠告、窍门、守则。“君子赠人以言，小人赠人以财”……君子之牙，痛矣哉，何况挂不上号！

……说是号儿都从后门走了，群情昂然，牙疼不已……回家与妻一说，妻道：咱们也有后门儿……我便提了两瓶茅台（是否冒牌，责不在我）去找我妻子的远亲，在卫生部门工作的刘处长。刘处长说，第一，他分管中医院而不认识西医……第二，他反对去看西医……一些欧美的名医对中国留学生说过：真正的未来医学出于中华，盛于中华，尔等为何舍近求远到西洋来学医呢？是欧美诸士子到中华神州去求教才是！其实类似的意思毕加索当年就对张大千说过，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艺术（按，此事见于汪曾祺一文中，王对此说存疑）……我大喜若无痛牙……始知有科学而无哲学，有科学哲学而无关系学，是一颗牙齿也救不得的。

这篇作品的思想来自我的感慨，这里有国情。为了选择何种路径，我们争了个不亦乐乎，永远在议论，永远在斗争，永远确定不了方向，却缺少治疗或者用鲁迅的话叫作“疗救”的实践。也许好几种方法都能对牙疾有所裨益，不过当人们为不同方法的选择而争斗得筋疲力尽之际，谁还记得病人的痛牙呢？

类似的主题我在微型小说系列《欲读斋志异》的《孝子》中也写过，一位老人的数位儿子都是孝子，老人微恙，孝子们各有各的对策医案，互相争得打破了头，都坚持只有用自己的方法才是尽孝，而与之不同的方法，也即是自己的兄弟们的不同方案，完全是忤逆弑父。愈争，愈要强调一己的方案的特色，因此各种方案都走向片面和离奇……骇得老父出逃，隐姓埋名，只求眼前无人尽孝才能侥幸安度晚年。

我早就提出，理解比爱更高，因为人们会在爱的名义下排除异己，褊狭溺纵，一己所欲，强加于人，以爱的名义行占有垄断之实等等。

所以后来我特别赞叹一个词，就是“不争论”。

《欲读斋志异》是应当时编口袋小说的大冯（骥才）写的。最后，他的刊物不办了，我的小说还没有登完。他笑说，我的“总供给”超过了“总需求”。我是用荒诞手法写了些讽刺小说。

一九八六年我写过《来劲》。一次我听到一个来自上海的同人，说起当时的特点是“红灯绿灯一起亮”。改革初期，一件事可能是不允许做的同时又是许多人做成功了的。这个说法极其有趣而且形象。这使我突发奇想：写一个什么都不确定、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的小说，反映或者说描写一下这样一种亦此亦彼、非此非彼的红灯绿灯一起亮的人生体验。

您可以将我们的小说的主人公叫作向明，或者项铭、响鸣、香茗、乡名、湘冥、祥命或者向明向铭向鸣向茗向名向冥向命……以此类推。三天以前，也就是五天以前一年以前两个月以后，他也就是她它得了颈椎病也就是脊椎病、龋齿病、拉痢疾、白癜风、乳腺癌也就是身体健康益寿延年什么病也没有……

单是这样的小说开头确实够骇人听闻的了。我的一个好友，我很尊重的一位有思想有见解见过世面懂得洋务的年轻同志读了，发出忠言道：“你是该下来了。”他是在我下岗后读到这篇小说的。他可能以为，我当部长当得，或热心改革开放热得，或在文坛内部斗争得有点发高烧了。

一位我不算不熟悉的地方宣教部门领导读后气得头晕，他立志一定要批这篇小说。果然，等我一下*的岗，他主管的报纸便发出了批评此作的文章，美中不足的是，批评者竟然弄错了标题，误写成《评〈来劲儿〉》，看来评者更多的是听领导讲了此作，却没有怎么拿来看过，只听口语，肯定是会把“劲”字儿化的。也算一乐儿。

《来劲》全篇约两千字，各种争鸣文字多达二十余万字，辽宁的富有幽默感的评论家刘齐（他的名作《回国须知》颇为人知）曾经告诉我他计划编一本题为《来劲不来劲》的评论集，后来他出国留学去了，也因其他变故未做。

与《来劲》同类型的还有《铃的闪》与《致爱丽丝》等。

然而信号灯绿光一闪一闪……也许它来自一个沉默多年的老人，由于他的慧眼，在我的拙劣的诗里发现了吸引他与我对话的东西。也许它传达的是一种邀请，邀请我到那青青的草地去……也许是一个抗议，因为庸俗，因为渺小，因为怯懦，名实分离。也许只是一个灵魂的寂寞的呼声，是一声没有回应的呼唤。你哭了？也许是预言，是咒语，是人心的情报，是芝麻开门的秘诀，是醍醐灌顶的洗礼。也许它来自外星，来自地狱，来自谪仙和楚国的三闾大夫。然而，它更可能只是大漠只是雪岭只是冰河只是一片空旷寂寥遥远的安慰的深情。是我的诗我的生活里太缺少的悠久。它有许多话要告诉我。它要告诉我真正的诗。还有友谊。

这一段出自《铃的闪》。下面的则出自《致爱丽丝》：

半夜里我叫醒了全家，我说你们看天上出的绿色的太阳是不是我们家的电子石英挂钟得了诺贝尔奖。妻子说我捣乱说没有太阳说让我煎两个气球吃了止泻补气。儿子推开我继续睡他说他明年如果去不了外国就和那个拉胡琴的大姐结婚。父亲说天有九日后来都长大了翅膀硬了远走高飞一去不复返。女儿说她要买卖丰田汽车她要上函授夜大电视大学算学历拿文凭交上千块钱的学费全部由机关报销。妻子说你如果不吃苹果苹果就会烂得更多而且说不定又涨价。

我扛着铁锹在公共汽车站旁种树。我幻想在树上结出蘑菇云以前也许直升飞机能降落下来。挖坑挖出了一个会说话会写小说会阿谀奉承的蛤蟆。蛤蟆不但会蛙鸣而且会犬吠会马嘶会牛吼会鸡啼一共会四五种外语不知道是从哪里留学归来的。我问蛤蟆为什么不戴蛤蟆镜它说怕脱离群众影响不好。我恍然大悟我的提级升迁出名中彩为什么都没有了希望。汽车来了却没有轮子，乘客们纷纷掏兜给它一些乒乓球卫生球黑枣小铃铛大烧饼当车轮。司机不开车售票员不售票大家便民主推选我去推车。我推车推得太快被国家体委选去做长中短跑教练。我干了一个月嫌领导不给我发西服台灯沙发灭蚊器美术日记羊皮夹克便退职写小说并到火坑参加笔会住宾馆。宾馆经理悄悄与我谈情。请我吸罐装液化石油气。问我愿不愿意担任美容粥公司的名誉董事长。说是美容粥已经在大西洋跨国公司登记了专利权并受到免征所得税十五天的特殊照顾。说是美容粥内含维他命UVWXYZ和有机物无机盐两千四百三十七种。经过国家检验颁发了优质奖杯服用后单眼皮变成双眼皮双眼皮变成四层眼皮而且大腿延长四厘米……

像是热昏梦呓？它反映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兴奋与躁动，一切可能性突然释放，一切戒律突然解除，一切洋货洋曲洋词突然潮涌，一切匪夷所思突然变成了不妨试试……于是你产生了新奇感、重叠感、幻化感、旋转感与狂热感。于是它们的出现不属偶然，它们也不仅仅是短路错位的狂想与被文学创新这条疯狗逼出来的语言错乱的产物。人们还说到过大街上卖报的小孩大喊，快来买呀，国民党的报呀。其实只是民革中央的机关报《团结报》。说是有人说“趁着共产党没有明白过来赶紧赚俩钱儿吧”，他们断定，共产党早晚会清算钱多的人的。

至于《铃的闪》中，更有五彩缤纷、光怪陆离之中对于真情、对于诗，或者说得时髦一点，是对于人文的呼唤。

这就是中国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现在回忆八十年代也时髦了。我为八十年代留下了一些奇作异篇，我没有完全辜负它。

在任期间我还写过一个中篇《一嚏千娇》，描写一个精致的，温文尔雅的精神施暴者，夹叙夹议，受了米兰?昆德拉的影响。而其中的关于视角的议论来自我的生活感受，我与互相不同不通的两种或几种人都太相熟了，太亲热了：农民和城里人，少数民族与汉族，作家与官员，首都人与边疆人，强势人与弱势人，上层与下层，欧美人与国人，他们的相互观照与互相评价我都不陌生，我相信那是很有趣的。那个时候我已经感到了作家的优势，能说能写，一己的爱憎哪怕是被窝里的一点事也通过你的生花妙笔十倍百倍地扩展、发散与升华，成名与获奖。而被写的人呢，如果他们也能写，如果他们掌握了话语权，他们会怎么样地去写作家们呢？

……换一个视角是对智力与胸怀、对自己的道德力量与意志力量的大考验……换一个视角会不会引动古往今来建起的文学大厦颓然崩塌？契诃夫写了那么多庸人……爱吃生蚝和醋栗。如果生蚝与醋栗的嗜好者也有一支得心应手的笔……把契诃夫写成一个软弱的、缺乏男子气的……肠胃功能衰退（所以对别人吃……反感）的……人呢？*把王守信写成了半人半妖的怪物、蠢物。如果王守信也拿起一支生花妙笔或如椽巨笔呢？也许这正是笔者王蒙往往做不到板起煞有介事的面孔……批判他的反面人物的主要原因？多么没有出息、多么不够伟大……而被你讽刺的人物将会怎样讽刺你，这又将是一个多么引人入胜的问题！

其实我早在一九八八年已经提出了王守信的问题。

得罪了，朋友们！然而这毕竟是小说，不是论文。小说毕竟为精神与语言的游戏赢得了多一点的空间。

底下，我的小说恶狠狠地说：

总有一天，那些被自作多情而又自以为是的作家（包括笔者）们不公正地描写过的人们会联合起来，他们将撕下作家的假面，割断作家的毒舌，把作家们肚子里的那点狗杂碎全抖搂出来！

回忆往事，一面当着部长一面抓紧一切机会写写小说，这很难说是一个成功的经验，却更像是一种矫情，一种任性胡为，一种过分的个性张扬，一种无奈。如果我说我确实也还是尽心尽力地而且是中规中矩地上了班开了会传达了文件执行了部署化解了矛盾做了部长的工作，我不知道能不能被承认。我甚至还认为，保持我的一个文艺从业者的形象、身份、地位、自我感觉，有利于做好桥梁，做好纽带，做好一个健康的与理性的因素。此一年我收到一张新年贺卡，上书祝你身体健康，使中国文艺中国知识界再健康二十年。我不排除致贺人的奉承因素，但我喜欢这个话是真情。

还有一个具体做法与特质。我写作进入情况较快，一九七九年以来，我一直处于待写状态，临战（写）状态，欲写不休的状态，欲喷发而不得不增压压紧的状态。比如出差去某省某市，飞机坐了一两个小时，下了飞机拉到宾馆，离晚餐还有一两个钟头。我可以泡上一碗热茶先关上门写小说。我说过，我好像有两个脑袋，一个脑袋工作、开会、会见、谈话，一个脑袋写作。我也说过我的写作是全天候抗干扰的写作。我的一些亲人读到我的“双头论”说是他们感到难受。另外在新疆，“双头论”是一个很难听很危险的说法，是指那些里通外国分子的。当然这与我的写作话题无关。

同时我也原则上同意胡风的到处有生活的主张。到处有生活，当然。不等于说所有的生活都有同样价值，也不等于说不需要特别地，有目的地到什么地方走走，看看，挂挂职，蹲蹲点，补充新的生活经验与生活知识。虽然，后者的做法理论上的正确性无法代替实践上的并不怎么成功的事实记录。做到后面一点的，最最好的，无人能超过的是柳青老师。而柳青的最大成就仍然是《创业史》，他写得很苦，很主题先行，是硬按着文件找生活，造生活，硬把生活细节生活故事拉、扯、拽到文件的高度。它的细节令人泪下，它给人的总体感是，作者在那儿咬牙切齿、勉力支撑，拼了老命，绝无行云流水，绝无神来之笔，绝无汪洋恣肆，绝无妙想奇思。

部长的生活当然也是生活，重要的与难得的生活经验。部长工作给了我最可贵的生活资源，文学资源。政治生活中我看到过急躁，看到过失误，看到过纵横捭阖，看到过高高在上与颐指气使与各种不正之风。但是我看到的更多的是救国救民的理想，是改变面貌的热情，是不惜一切的爱国心社会主义心，是毕竟扭到一起来了的效率与组织性，是当机立断，敢于对历史对人民对人类负责的大气。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作家关心大事，关心祖国人类未来，有的作家热衷于写点趣味写点当年我阔多了的吃喝玩乐声色犬马，写点荤段子写点损话写点猎奇发点牢骚变相骂骂大街，正常，或者基本上正常。但是关心了政治，关心了哲学，关心了路线与国际形势至少不算是一个写作人的缺点。李商隐其实是一个很感性很精致乃至有点颓废的人，毕竟他还有那么多咏史诗政治诗，否则也还不就是李商隐。

从五十年代我阅读党内机密文件时我就常想，为什么不把这些文件全部或稍后全部公开？从这些机密中恰恰看到党的关注党的襟怀党的认识过程与辛苦探索。把官场想象成漆黑一团，与想象成神祗一群一样，都并非事实。

但是你没有办法。权力的透明与运转规则，权力的监督与交接，权力的制约与问责，这些还有待于完善。自以为无权的人对于权力当然有难免的恶感。不同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价值理念的政客们在使出吃奶的力气把对方妖魔化的同时，把整个权力系统包括他自身也妖魔化了。

真相，关键是更多的渠道提供真相，减少先入为主与坐井观天，减少把大千世界看得那么扁那么窄那么黑那么鸡零狗碎，减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减少出卖自己的怀才不遇、怀忠不遇、怀春不遇、怀色不遇的情意结，减少误解与敌意。

而小说，好的小说也是可以提供一种健康的方式的，包括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表达方式与排解方式等。它否定了独断论、唯意志论、简单化与唯一化。

写小说的最大乐趣之一是，尽情书写，抡圆了写，立体地而不是平面地写。小说从东向西射击完了再从西向东扫射。丢完*再抡大刀片。大鲍翅与红烧肉与臊子面与老虎霉素全部上席。掰开了再粘起来。辗成片再揉成球涂上不干胶。横看成岭侧成峰。F调C调降D大调与G小调，加上非调性，然后提琴与三弦，破锣与管风琴一起奏。预备，起！思想之活运用之妙学问之博情感之深求索之全方位，全看你怎样解释。

不仅是写小说。我也写诗写散文写评论。写诗多少有点小资，有点白领，有点人面桃花，青青河畔草，钢琴独吟，提琴自响。人越活越粗放越辛辣的时候写几首诗细一下酸一下甘甜一下，有必要。写评论有点引导，有点桥梁，有点寓庄于谐，有点“得大自在”的自信、狂傲，还有仍然没有忘记的自控与精细。这一段，我以山石的笔名写的评论文章《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之后》与《自由与失重》，都是先发在《文艺报》上再被《人民日报》转载的。顺便说一下，我用的“效应”一词，来自芳的一个短篇小说，她是教物理的，爱用这种物理学名词。但此后，“轰动效应”已经成了形，广为流传使用。这是我们夫妇对文艺名词的一个贡献。请好事者查一查，此前，哪有什么“轰动效应”这样的词组？

至于笔名用山石，是我的两个儿子的名字的组合，一位国外的“中国问题专家”则研究山石此名与梁效、初澜等“*”中写作班子化名的关系，也殊令人没有脾气。

至于小说，基本上是无产阶级的玩意儿，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

但是人们习惯于先看结论，先看答数，先看收尾。如果结论、答数、收尾与自己期待的不同，宁可放弃对过程、对数据、对事实的考察与研讨。我们的习惯是——我们有时的思维方式是，只要结论可心，过程错了也不要紧。只要答数对，运算一塌糊涂也不在意。只要结尾光明，其他都好办。

作家同行们，读者知己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的智商……长太息以掩涕兮，哀作家之多……多什么呢？哀读者之少……少什么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