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觉得自己有一个使命，充当中央与作家同行们之间的桥梁，充当文艺探索的保护者，谁让我有这样的叫作“说得上话”的条件？

一天下班回到家，很疲劳，晚饭尚未做好，我随手拿起一本新到的《百花洲》杂志，看到一篇比较短的小说：《四个四十岁的女人》，作者胡辛，用《一千零一夜》的方法结构，四个女人掷硬币决定顺序，先后叙述自己的命运。贫贱女流百事哀，何况又赶上了政治运动啦，灾害饥荒啦，天南海北啦，但她们又都没有失却爱心，失却善良，失却向往，失却生命的力量。我说的是向往，没有用理想这个词，理想用在这里可能显得太理念化标准化乃至规范化，从小不就进行远大理想的教育吗？

我很感动。我向《小说选刊》推荐了这篇小说，它获得了当年度的短篇小说奖，然后作者的工作岗位也有变动，我不能说我的偶然发现与推荐改变了作者的命运，我只愿说毕竟推动了作者此后写出了更多的作品，例如《蔷薇雨》就写得不错，仍然饱含着对同时代姊妹的命运的关爱与叹息。

在一九八七年初，芳推荐我读了《北京文学》上刊登的余华的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这是他迄今为止写得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情节有点忽悠，新的一代年轻人的心理状态写得极妙，满不在乎，饶有兴味，视险如夷，前途无限……而且，他这篇东西的题目起得太好了，用“十八岁出门远行”来表述一个年轻人的精神生长点，上哪里找这么好的言语（不叫语言）去！

我写了《青春的推敲》一文，重点赞扬了此作。

此前一九八三年我首次去贵州，住了一回花溪，读到了石定（本名石邦定）发表在《山花》上的小说《公路从山下走过》，为它的乡土气息与文字的含蓄精准而大为赞赏。我将它推荐给《小说选刊》，同样评上了当年的短篇小说奖。后来石定担任过遵义文联主席、副市长，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民革贵州省副主委、遵义市主委等。

我也喜欢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与《黑森林》。那个年代的广东、深圳、珠海都给人以不同的感觉，不仅是经济，而且是气氛。以至于胡乔木同志向我提及，说是有一篇小说写改革的艰难，最后以改革者离开原工作生活地点迁往深圳终篇。乔木同志抱怨道：“这不成了解放前的小说描写一个有为青年最后到了解放区吗？”

我笑了，我还想到，百老汇的音乐剧《屋顶上的拉提琴者》的光明的尾巴是主人公即将移民美利坚合众国。

笑归笑，有这么个气氛。幼稚也罢，幻念也罢。

回到一九八七年，同时我也为残雪的《天堂里的对话（续篇）》而感动，有一些凄美，有一些酸楚，有一些奇绝，也有一些呦呦鹿鸣，食野之萍的好意。我立即写了一篇评论：

每次你不由自主地吻了我的嘴唇，我就说：“亲爱的。只要我说了这句话，我马上变得苍白而冰凉，然后左右环顾，躲开想象中的黄蜂。”（此段引自残雪小说）

完全是诗一样的句子。一种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对于爱情的苍白而冰凉的体验……

有绚丽和火热的地方就一定有苍白和冰凉……比如说林黛玉，如果她终于对贾宝玉说了“亲爱的”，她难道不会因苍白和冰凉而晕厥倒地么？也可能是因为“想象中的黄蜂”，这一句在残雪的小说中已经够直露的了。也可能只是因为病态的、哈姆雷特式的怀疑。请看，作者又写道：

“我的左腿患有萎缩症，你把我错认成某个黄昏蹲在河边扔石子的男人啦……因为你说不定会在一天早晨消失在人流中，成为无数陌生面孔中的一个；也说不定我不走开，只是我认出了你不是黄昏扔石子的那个人……”

“黄昏扔石子的那个人”，可以把他理解为作者的一个回忆、一个幻影、一个梦想，总之……正因为它是主观的，所以它常常使作者对客观的存在不放心。这种对于客观世界、对于所爱的对象的不能肯定、不能确认、没有把握的感觉，谁能说仅仅是一种病态吗？

有一年在南京的一个座谈会上我听到了一个可敬的好作家（《柳堡的故事》的作者）对于残雪的无法接受与颇多声讨。残雪的特殊风格使她难于被理解，同时我认为，如果我们的文学能够容括残雪，那至少说明我们在艺术上已经有了更好的雅量，我们的精神生活有了更广阔的空间。我在评论中不得不边评边讲解，充当一个绝不讨好的解说员的角色，因为人们之所以不接受残雪，首先是因为“看不懂”，人们已经习惯于只读自己懂的大路货了，而且，要想让人家读了就懂，首先得主题鲜明，教育意义突出，故事有头有尾，题材便于划分，在八十年代想请读者接受一点艺术上心灵上的拓展，你不能不费点力气。

后来残雪告诉我，本来当时已有某级领导部署了对于残雪的批判，后来因为王某有文章，才保了她。

我一直以支持过她保护过她的年长的朋友自居，直到九十年代了她还诉苦她的作品常常发不出去。她面临一种困难：坚持独特写法，她会自我重复；改变怪异写法，她会失去自我。我乃帮助她与例如《花城》杂志建立联系。直到近年收到她的一封几近切割的信，此信表示，她感到我的近作读不下去，感到王某确实已经太老了。使一个有艺术特色的女作家感到了本人的衰老，我该怎么样自处呢？

你希望中国的文学园地接纳更多的异数与变数，然而有一种数更习惯于唯我一数，排斥其他的数，包括排斥你。你以为，你是文学之海的一个符号，你号召不择细流（地容纳一切），不论那细流如何遥远与各色，自珍与封闭。然后细流宣布决不容忍海洋。文学能不哏儿吗？其实早在一九八八年我喜欢的评论家吴亮已经著文宣布王某的“过时”了。我在当年的旧体诗《阳朔行》中，曾经流露了我对于为某些青年所厌的伤感心理：

烟雨

朦胧非做意，烟雨共春多。

须叹眸瞳浅，何伤峰嵯峨！

马象石

亦马亦如象，凭君视不同。

白石焉有诈，神异是天成！

大榕树

树大难为用，横生未可知。

何劳问轮理，留影便相思。

青蛙石

青蛙踞山脚，欲跳欲淹留。

留去难知命，客将教我否？

怪石

君作桂林游，君称漓水秀。

良朋集四海，谁解怪石愁？

到了二十世纪末与新世纪初，学者朱学勤教授又多次宣称王某之过时。我又为诗道：

过时雁唳意陶然，心在白云苍狗间。

发未萧疏身已旧，文犹酣畅兴初阑。

再闻时过喜如狂，旧浪推前唱大江。

日月光华纠漫漫，易薪传火本寻常。

过时非过笑非时，谱罢新章谱旧词。

何当共饮趋时酒，却话悠然过气时。

我想起了有名的马克?吐温的笑话：“没有比戒烟更容易的了。我已经戒过许多次香烟了。”同样可以造一个句子：“没有比王蒙更过时的人了，从二十年前，每隔几年我们就宣布他过时一次……”

回想起来，八十年代的桥梁感、使命感，未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中心感”乃至于“领袖”感。这样的“感”确已过时了。虽然我至今仍然爱管闲事，例如新疆维吾尔族作家买买提明?乌守尔的小说《胡子的故事》也是我近年推荐给选刊的。桥梁，做得好了是左右逢源；弄得不好了，却是两面夹攻，自找霉头，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

老子的知白守黑我很感兴趣。我想如果知黑守白也是可贵的，我却没有做到。我常常在一些谈话中指点激扬，对旁人的作品评头论足。文章是自己的好，绝大多数作家是不许旁人说自己的作品的不字的。我在与王干的谈话中说到此长彼短，乃犯了同行间的大忌，当我说到某人的作品重复某个情节——从河里捞出女孩儿来成了配偶——缺少创新之后，被说的同行大怒，一直讲：“请问王蒙在党性问题上怎样创新？”河里捞美女婚配，这怎么成了党性问题呢？我想起了马林科夫的名言，典型问题是一个党性的问题。

张辛欣的《同一个地平线上》一出，显露了颇不俗的才华，但是有领导对她的作品不满意，视为现代派的标本，视为宣扬了什么极端个人主义。时值《中国青年》杂志讨论一个被捏出来的人物“潘晓”的人生观价值观上的困惑，被认为这两件事显示了思想战线上的问题。一位有一定影响的评论家正式著文批评了张作。一时像是出了什么事情。我一直欣赏张的才华，倾心助她。待气氛稍稍好转便专门去组她的稿，后来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刊出了她的大型散文《回娘家》。但此后一次文章中我说到作家的精神状态，我说巴金和张承志是我知道的两位最痛苦的作家，而张辛欣现在的写作是太快乐了。据说也引起张的极大反感，她见人就说王是一贯地迫害她，我只能苦笑。

我其实还是自视太高，我喜欢指手画脚。我相信真诚的批评讨论对于文学永远是必要的，即使为之付出代价，也是值得的。天日昭昭，我的指手画脚为的只是文学。是我错了吗？是我迫害了一个又一个作家——至少是得罪了一个又一个朋友了吗？

张辛欣曾经策划过一次少有的文学活动，在首都体育馆举行一大批活跃作家与观众见面，加上一些歌咏朗诵歌舞表演等，张是在中央戏剧学院学导演的，她有这个策划力。相信也只有在中国才可能有这样的活动，其他国家你是组织不起一批作家来的。作家的特点特长当然不在舞台，而是独坐书案之前。读者有兴趣读书，却未必有兴趣看舞台上笨手笨脚、歪瓜裂枣式的作家。李凖有言：“作家别见面，见面熊一半。”有一位诗人，被一位倾心于他的女读者所迷恋，二人通信经年，定了结婚日期才见面，一见面，女读者差点晕了过去……这个故事有名有姓，有鼻子有眼。

而一九八七年初的这次晚会，我也领了任务，就是在演出区的水银灯下高声念《青春万岁》的序诗。可惜的是，时值*未息而胡耀邦刚刚下台之日，人们很担心此次见面演出会出现人们不希望出现的情况，最后紧紧张张，采取了各种特殊措施，包括对观众也做了相机组织处理，总算平安无事地按期举行了活动。文艺文艺，本来多半是赏心悦目，歌舞升平，轻松愉快之事，却时而显现出危机四伏的紧张，这也算奇了。问题在于，当文艺真正恢复了赏心悦目的特色以后，又有多少人大呼失落惊呼堕落怒斥萎缩哀鸣自己被边缘化啦……

也有些创造有些艺术超出了我的鉴别能力。一九八八年，在美术馆举办了一次人体绘画展，造成了少有的轰动。团区委的一个早先的（女）同事问我，都露着大屁股，有什么可美的呢？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回答。反正我出国时已经体会到，中国人穿衣服的目的是为了遮蔽身体，而外国（欧美）人穿衣服是为了彰显身体的形状与线条。

后来又举行了一个据说是带点现代派味道的展览，开始，我始终未看，我甚至于想不看也好，免得一些人为了攻我而揪住这个展览不放。后来据说是展览十分乌烟瘴气，一些作者拼命地向外国人兜售自身。为了制造效果，还有当众的枪击事件，即在某一类似英国的公用电话亭似的“雕塑”前，作者突然拔枪射击。有洗脚表演（行为艺术？），有吹胀了的避孕套的迎风飘扬。留言簿上有观众愤怒地责备王蒙，为什么不出面取缔。还有人写匿名信，声称已在现场置放了*。人们对自己不喜欢的艺术也能激怒到这种程度，这是发人深思的。北京市的有关领导同志给我打电话，建议提前关闭此展览。

我不希望这个展览的存废演变成为一个意识形态事件，更不要变成政治事件。我在澳大利亚访问时参观过悉尼的现代艺术馆，也与澳国同行讨论过对于美术品的鉴定与价值判断问题，他们说，他们没有把握，可能是创新，也可能是垃圾；可能有天才，也可能有骗子。但是与其急迫地由官员下结论，不如姑妄观之，让时间、历史、人民与专家们以后再做结论。可失之于宽，该淘汰的早晚会淘汰，不要失之于严，扼杀了创新的萌芽。我觉得这种态度大体可取。但同时我在*的党组会议上提出，美术馆的任务是展示那些相对有共识的达到一定水准的艺术作品，亦即相对比较有定论的作品。对于另类实验型新作，可以采取慎重态度，可以暂不进入此馆展览，但是也不要轻易批评它们腐朽或者反动，我们可以说它们脱离观众的欣赏习惯，乃至会引发某种不安，不妨到另外的影响小一些的地方展出，以观后效。

至于此次展览，由于收到了*的讯息，需要停展三天进行安全核查，再开馆，没有多少时间了，可仍在原定时间闭幕。我提出，避免出现意识形态事故，避免出现主管机构与艺术家更不要出现主管部门与观众的摩擦冲突，否则弄得沸沸扬扬，于人于己，害多利少。

许多年后，在美国，一个学汉学的研究生的硕士论文题目竟是此次先锋（？）画展。

我相信拓展艺术视野，拓宽精神空间的必要性。我也完全知道急功近利的一些泡沫必然出现，打着先锋的幌子，投合某种“国际市场”的胃口，为了卖美元或出国而艺术的人，并不比为了升官或卖人民币而艺术的人少。当然，中国外国，都有其实不懂艺术却要附庸风雅的起哄者上当者，无疑义。

我只是在闭馆核查安全形势期间，一天晚上去看了看展品，我是嘛也没看出来，不觉得有什么必要特别加以支持保护，也不觉得有什么必要动手动脚，六神无主。总体说来，我对这些作品评价不高。此后，即使仅仅按照我讲的精神，也再不会发生这样的尴尬事件了。

对于某些演出艺术我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个是曲艺。在四川成都看当地的曲艺表演时，我感到了现代剧院的灯光音响的舞台与曲艺的规模与特质并不协调。为歌剧、芭蕾舞而准备的舞台剧场，为乐队准备的音乐厅，用来给一两个人最多加三五个操琴者来表演曲艺节目，显得衣冠过大而身材太小。有些曲艺品种便拼命往大戏上靠，如北京的曲剧，运用曲艺的旋律表演某种类似民族歌剧的东西，固然也创造了新的歌剧品种，却失去了曲艺的特点，你总不能把相声改成喜剧，评书改成话剧，有唱腔的都改成歌剧；那样的话，曲艺就消失了。这使我想起内容、阵容、形式与场地的关系，是不能任意改变的。曲艺表演往往在茶馆酒肆，并非偶然，我提出曲艺要保持自己的特点，精悍，灵活，方便，以少胜多，一两个演员一（或二）身数任，兼具多种角色的表演、叙述、旁白乃至器乐功能。

以此类推，通过对于恭王府戏楼的维修与开放，我开始体会到戏曲表演与西洋歌剧表演的不同之点，京剧昆曲等类，重表演，（相对地）轻剧情之发展，人们一面吃茶用点心一面听戏，接不上茬也没关系，剧情早知道也没关系，剧情不甚合情理（如《武家坡》）也没有关系，剧情的价值观念有问题（如《杀嫂?祭兄》《大劈棺》）也关系不大，因为人们看的是“角儿”，是唱做念打与扮相。我提出戏曲表演场地不一定往西洋的大剧院上靠。解放初期，我们把本民族的表演艺术的场地是嘲笑了一个够的，侯宝林就专门有一个相声段子，嘲笑旧式剧场的不合“国际标准”。

我很看重恭王府戏楼的恢复表演，我一次得到机会向外交部副部长刘述卿同志进言，可以在此处接待外宾，后来我当真陪新加坡李光耀总理在这里听了一次戏。

后来的长安戏院新址，也吸收了这样的思想，预备了一些八仙桌式的雅座，斟茶品点，多少恢复了一点过去听大戏的气氛。

这里我顺便谈一个心得，艺术、空间、时间、内容、环境、市场……之间是有着一个相互作用的规律的。不能随便换地方换环境换场子。曲艺，戏剧都是如此。餐馆也是如此，北京有许多老馆子名餐厅，一换地方场子，完了。如同和居是在西四，名馆子，现在搬到月坛去了，没戏了。四川饭店，在西单绒线胡同，中式套院，多有特色，现在原址给了中国会，专供外国人使用了。而四川饭店迁到了后海，今非昔比了。至于名噪一时的江苏馆子康乐酒家，原在东单椿树胡同，奉行政命令迁到了安定门，现已倒闭。万物的形成都有规律，随便下令搬迁，不可取。

这一段时间对于“先锋”性的电影也争论极多，如认为某些电影是以中华的贫穷愚昧作卖点吸引老外观众的眼球。我也写过文章，对此做了尽量实事求是的分析，我的态度是鼓励创新，鼓励实验，具体分析，承认有得有失，有成有败，不笼统地赞扬或者否定，但也不轻易地把不足往政治动机上扯。

号称川剧“鬼才”的魏明伦兄的“新编荒诞剧”《潘金莲》到北京来上演。有关司局已经为我定下调子，只看演出，不上台会见演员与演员合影，不讲话。其实此戏并无各色之处。想为潘金莲这个角色翻翻案，欧阳予倩早就做过了。加上荒诞二字有点吓人，也不过是让安娜?卡列尼娜等跑个过场，为潘金莲女士的事困惑一回嗟叹一回。干脆说，没有任何麻烦可能因之而生。

但我仍要妥为应对，以免造成王某提倡荒诞戏的印象。我看完演出，没有表什么态，同时，在部会议室召集了座谈会，听取与发表对此戏的意见，使之走入正常范围。

还有些非艺术的事丰富了我的阅历。例如，我一直注意保持文艺界的敬老尊贤。我上任不久，接受音协一位老领导的建议，去看望老延安、老文艺工作者塞克，为他贺寿。他是冼星海的名曲《二月里来》的词作者，但解放后新作不多，未免寂寞。我常常在歌本上看到他的名字，也觉得《二月里来》的歌词写得很好，但从不知道他的底细。我的贺寿使业已偏瘫失语的塞克同志十分激动，他含着泪紧握我的手。我也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人家感谢的并不是我王某人前来，而是我所代表的国家部门。

但我也有糊涂与失策。一位老同志去世了，他的家属告诉我他生前的愿望，不搞遗体告别，不放哀乐（他最不喜欢哀乐与歌曲《让世界充满爱》），不通知外地亲友……我立即称赞此老的高风亮节，并说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并表示要召集追思会回顾他的光辉一生。如此这般，想不到的是我被投诉到另一个主管干部的部门，大意是，作为家属，他们可以这样传达老人家的遗言，作为*的领导，王某人岂可这样轻率地处理他老的丧事？也对，我需要的是既称颂他老的高尚，又实现老人的葬礼的哀荣……如何处理，也是经验。我们的党，我们的领导，不但管生，而且管“走”，真是太辛苦了。

回想丁玲同志去世，令人难过。她生前最不愿意的就是为抢救而割开喉咙，但是未能免此一苦。当然有关部门必须执行全力抢救的指示。家属要求为她的遗体覆盖党旗，说是请示了组织部门，以级别不够为由不予采纳。近几年我与几位老同志的遗体告过别，什么级别不级别，想盖党旗的都盖了。丁玲的经历，更应该盖党旗。我要斗胆地说，党有责任将自己的镰刀斧头红旗，盖在丁玲同志身上。

还有一件事做得不成功，并留下了后患。法国一些文化团体通过外文局邀请了十好几个中国当代作家访法。在法国，一个是某位先生有所表现。说是法国电台请了几位作家去访谈，节目主持人说，今天大家随意谈，有个话题，可以，没有固定的题目，也行，可长可短，不拘形式。那位先生一听，不知道怎么的，火了，他立马抗议，说是他做好了准备要谈一些重大的问题，怎么变成了拉呱闲扯？类似情况还出现过一次，详情可参阅《海南大参考》上刊登过的一篇用笔名发表的记叙文字。主编先生对那位先生也是早有所亲见，早有看法。

另外在一个讲演提问的场合，一位旅法华侨起立发言，批评某几个作家的讲话讲中国的负面的情况太多了。此事报到国内，想作一些内部报道。我很不愿意将此事闹大，国外发生的事情更难对证查清。我建议冷处理，先放一放。这里边确有对几位作家略施保护之意。后来这件事被搞得相当大，可能要证明我的包庇放纵造成了恶果吧。遇事先想保，我其实是蛮死心眼儿，蛮幼稚，蛮单线条的。被动挨打，活该！

我还有一种尴尬，就是当讨论基建问题时，我无话可说，常常是糊里糊涂拍板，我懂得太少了。我想起英国帕金森的《官场病》一书，他有一章谈到，越是数额大的预算越容易通过。比如，讨论政府部门工间饮茶休息时的饼干补助标准（英国人的习惯是饮茶时必用饼干），争论最热烈，费时最多，因为人人懂得饼干的质量与价格。而讨论空间计划时，天文数字的英镑，没有几个人对之有什么概念，也没有几个人懂得那些钱该怎么花，所以，反而会极快地通过。我曾经十分想调一个真正懂得财务、基建、物资、管理的人来做副部长。我曾经提名过作协的张锲，我看他居然从无到有地操办起了文学基金会。我也提名过天津的冯骥才，我看他同样有这方面的才能，在天津搞成点气候。这些，都未能落实。

而最最“桥梁”的是每年正月十五的联欢活动。一九八八年，我倡议在元宵节举行中央领导人与文艺家的联欢活动。我专门向领导作过一次汇报。我的提议被采纳了。我过问了从参加人员到领导讲话到文艺家各人自我介绍一直到文艺表演的各个程序。首次活动是在中南海举行的，气氛极好。尤其是那些演员明星，会后纷纷与领导合影，有的人还拿着纪念封什么的请领导签名留念。缩小缩小领导与文艺从业人的距离，我想这是个好事。

此事一直坚持下来了，并增加了科、教、理论、新闻出版等方面的知识分子，成为上层领导联系与亲和知识分子的一项活动。

桥梁是交通的管道，也是活动的一个界面。向前向后，桥梁提供了交流沟通互补互助的便利，同时提供了平稳过渡、安全过渡的保障。对于急躁与粗率的人，他们也可能感觉桥梁是一组绊脚的石头或木头或洋灰板，何况桥梁两边还有妨碍自由行动的护栏。咒骂桥梁轻视桥梁非摧毁桥梁不可的人可能人为地造成隔膜与分裂，也可能失足落水，落入僵硬误国、孤家寡人的浊流而灭顶，这是一种危险；落入大言欺世，一事无成的浊流而灭顶，这也是一种危险。

可哀的是已经有这样的事例摆在那里了。那些从不同的角度极端痛恨桥梁的人，究竟完成着与完成了一些什么业绩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