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进时光里的腐朽回忆

开春去看外婆，外婆说住隔壁孔窑洞的大老衫去世了，走的时候双手拨拉着虚空，口里唤着娃娃。说来也是舍不得的。大老衫的一生是平凡而传奇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大老衫正值而立之年，在县城的一个小工厂做工，收入微薄，仅够糊口，一家人不争好坏，只求温饱，把日子过得风平浪静。后来，工厂体制改革，大范围裁员，一无所长的大老衫被列入了黑名单。当天晚上，大老衫坐在炕沿，一边抽烟，一边跟婆姨商讨：“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得想办法做些什么。”婆姨向来温和，在黑暗中说：“早些睡吧，天无绝人之路。”

第二天一早，外面的天还没有完全亮起来，院子里就传来敲敲打打的声响。仨娃迷迷糊糊起床，趴在窗子上向外看，大老衫正在做一些家用的小玩意，婆姨在一旁帮他。他们身边，是已经做好的簸箕、蒸笼等。

大老衫手巧，做的东西好，深受农民欢迎，远销周边乡镇。家里整天忙得不见天日，起早贪黑地赶活。婆姨没有时间做饭，便给娃娃们一些钱买馒头。有时候馒头吃不完，忘了收起来，就会被老鼠偷。老鼠不怕娃娃，常当着娃娃的面，细细碎碎地咬馒头。

那两年时间，他们一家五口，靠着大老衫的一双巧手，过得越来越好，还攒了一些钱。像所有的父辈一样，大老衫要用这些钱重建房子。对于大老衫的决定，婆姨十分支持。两个人又是千挑万选找好工匠，又是比来比去买新型材料，在他们的努力下，几个月以后，新房子终于落成。他的仨娃至今还记得，从山上看下去，他们的新房子立在一群老旧的屋子中间，笔直挺立，醒目又倔强，一如父亲的性格。

再后来，手工业大面积兴起，大老衫以家为厂的小作坊受到严重冲击，没撑多久就垮掉了。那天晚上，仨娃睡眼蒙眬中看见大老衫皱着眉头坐在灯下抽烟，烟雾缭绕。母亲睡在仨娃跟前，突然出声，还是多年前那句话：“睡吧，天无绝人之路。”

那时候，刚建完房子，还清了外债，家里并没有余钱，吃喝已成问题。恰逢大老衫之前的那个小工厂的宾馆向外承包，大老衫便利用自己曾经的关系网，又借了许多钱，终于把这宾馆给承包了。宾馆本不赚钱，大老衫和婆姨想了许多办法，才慢慢将原本亏损的局面挽回，并且实现了点滴盈利，多少有了进账。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是社会上各行各业崭露头角的几年。连那个小工厂都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宾馆竟然能年入几万，那时候的几万，很值钱。于是，有人眼红，有人嫉妒，承包合同刚一到期，大老衫就收到了厂方的消息：“拒绝续包，宾馆要转包他人。”对此，大老衫并不意外，他是有先见之明的英雄，只是，事发突然，还是让他有一点不知所措。

因为房子已经建好，这一次并没有大的消费项目，大老衫倒是赚了有十万元之多，是（一九）九几年的十万，钱正值钱的时候。大老衫心怀江河湖海，看着存折上的数字，并没有多少欣慰，倒是更加担忧飞速前进的市场以及正处于受教育期的仨娃。时隔五年，婆姨又用同一句话抚慰他的焦虑：“早些睡吧，天无绝人之路。”

果然，那十万块钱没有在银行里安分度日，而是被大老衫提出来，开了一个饭店。饭店不大，但是大老衫肯下功夫，不远千里专门去四川找了专业的厨子来。专业的厨子当真成了饭店的招牌，小小的饭店，一时间客似云来，天生热情的婆姨，每天都笑呵呵地周旋在桌椅柜台之间。他们的日子，再次红火了起来。

原本以为，这次总归可以安定下来，虽说辛苦，却也富足，能赚到的钱不多，可每一分都让人觉得踏实、真实，发出脆生生的响声。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就在这个饭店越走越好的途中，大老衫接到了兄弟的电话。大老衫的兄弟在县城的一个镇子做事，兄弟打电话告诉大老衫，他所在的镇子马上就要建很大的工厂，即将动工，希望大老衫将饭店开去那里，肯定能大赚一笔。

当天晚上，大老衫又坐在桌边，借着灯光抽烟，婆姨坐在他对面看电视。大老衫问婆姨：“如果我将饭店搬去另一个地方……”婆姨等着他的下一句，他却不再开口，只坐在那里，像是在思考，又像是在等待。婆姨笑了一下，说：“你看吧。”

第二天，大老衫和婆姨坐最早的班车去了他兄弟所在的镇子，对环境进行考察，并且租了一套房子，用来开店和自己家住宿。那之后的半个月时间，他们一家就彻彻底底迁去了小镇。小镇还很荒凉，大老衫带领婆姨、娃娃收拾院子，整理家具。厨子对此次搬迁尚有情绪，大老衫不惜又给他涨了工资。

饭店搬过去之后，一直处于门可罗雀的状态，所谓的工程项目迟迟不动工，有时候，一整天都见不到一个来吃饭的人。大老衫不好意思追问兄弟，兄弟也忙得顾不上。他们都以为只是迟早的问题，直到兄弟深夜赶来，特地告知：“工程暂时取消，

不知要推到何年何月。”兄弟觉得很是愧疚，坐在大老衫对面，想说什么又不知道说什么。倒是大老衫，一副大而化之无所谓的表情，跟兄弟说：“没事的，我们先回县城，往后咱们再看。” 兄弟又看大老衫的婆姨，婆姨了解他此时的尴尬，舒缓地说道：“你哥闯惯了，你不用担心。”兄弟才稍微觉得安慰，辞别他们，

走进了小镇的月色中。

然而，当时的境况，并不似大老衫说的那般简单、乐观。

为了饭店的搬迁，大老衫又压上了所有积蓄，还从亲戚那里凑

了五万块。多时的零收入，已经让原本拮据的他们更加捉襟见

肘，正处于崩溃的边缘，实在经不住任何折腾，但是，又没有

可以解决问题的办法。大老衫只能宣布饭店解散，给了厨子一

点钱，打发他先回四川。他们一家，则搬回了位于县城的家，

没有积蓄不说，反倒一时间债台高筑。

四十多岁的大老衫，一下子显出了老态，整个人突然之间

塌下去一截。也不知道他哪里起了变化，可就是感觉不一样了，

大有一种“羌管悠悠霜满地”的感觉。几天时间，大老衫的鬓

角长出许多白发，为他的容颜，也为他们的家，雪上加霜。那

些难熬的日子里，老是听见婆姨念叨：“天无绝人之路，天无

绝人之路。”不知大老衫在辗转反侧的夜深人静里，是否能寻

得一丝安慰。

然而，英雄就是英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大老衫虽已

过四十，斗志尚存，挣扎了半辈子的他，也不可能在跌倒的地方顺势躺下颐养天年，更何况，还有三个娃娃等着学费，债主们等着还钱。没过几个月，大老衫便将无尽的压力转化成了前行的动力——他决定，再次起航。

那时候，家乡的煤炭产业正在起步，有着庞大的发展空间，却少有个人参与。大老衫善于抓住机会，他再度借钱，并且向银行贷款，在婆姨的支持下，很快，大老衫的小煤场就有了雏形。他还亲自跑去四川、山东等地方，联系客户，把乌黑乌黑的煤炭，从家乡一路南下，运往一个个千里之外的异地。如此，又是几年。

几年来，大老衫航行于商海，虽说事业做得并不大，却也顺风顺水。他还清了债务，存了不少钱，给三娃买了房子，也给大娃和二娃准备好了丰厚的嫁妆。

美人难逃迟暮，英雄总会白头。就在大老衫的事业做到接近群山之巅之际，他却突然倒下，倒在了半山腰。这一次，他紧闭的双眼，再也没有睁开。婆姨哽咽着，终于没有再说出那句：天无绝人之路。

那一年，大老衫的大娃大学毕业不久，刚参加工作，在远方的小镇教书。大老衫的去世，对她打击颇大。她几度觉得天都要塌了，一个家没了掌舵人，得怎么继续前进于这般坎坷的人世，好在婆姨坚强，独自挑起大梁，关了煤场，开始奔走在各省市追债讨债，风餐露宿，受尽白眼与刁难，其间辛酸与艰难，真的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大老衫的三娃虽说年纪不小，却一直恃宠而骄，难当大任，只知如何花里胡哨地将钱花掉，二十多岁的人，并不主动创造财富和价值，是有多少花多少的少爷样子，没能像父亲一样，仗剑江湖，化险为夷。大娃和二娃一介女流爱莫能助，唯有不断怀念父亲，怀念他一生漫长的从头再来。

婆姨一直在想，是不是大老衫的旗帜树得太高、太强大，导致三娃逐渐丧失了扛起旗帜的能力？是不是他觉得，大老衫还在，大老衫还能在这艰难的人生历程中为他从头再来、遮风挡雨？婆姨常说天无绝人之路，却舍不得教育他：“这世间一半的绝路都是人们自己走出来的。”

老爸老妈是个神话

妈

六七十年代，姑娘们都留美丽的辫子，漆黑一团，缠在胸前。那时候，逢年过节，这样的辫子根总被绑一条长长的红头绳，正宗的中国红，美丽得不可方物，十分吸引男生的眼球。

妈妈也留那样的长头发，细细密密编成辫子，利落地甩在背后，发梢贴着腰部，走起路来，晃呀晃，特好看。妈妈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不是大家闺秀，不是小家碧玉，是普普通通农民家的女儿。她前面有三个姐姐，下面是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妈妈所处的位置，并不优越。

听姨妈讲，在那样的年月里，大多数人家都重男轻女。妈妈出生以后，外婆看又是个丫头片子，十分气恼，把妈妈撇在炕头，也不照料，也不喂奶。妈妈不哭不闹，十分懂事，小小的人睡了醒醒了睡。姨妈看不下去了，熬了碗米汤一点点喂给妈妈，才保住了她的性命。

虽然贫穷，外公坚持送子女去读书，小学，初中，高中。妈妈就是这样一路读下来的，苦是苦，可苦得充满了希望。

每次我大手大脚，妈妈就扯来她的故事讲。她说，在她上初中的时候，学校里要每一个人买三角板，她守在厨房等外婆，等了一个上午，才等来三分钱，下午便同小伙伴们欢欢喜喜赶集，好买一个三角板。一行人到了文具店，妈妈翻遍口袋，可就是少一分钱。妈妈急得直哭，没有这一分钱，无法买三角板。小伙伴们很仗义，拉着妈妈把来时的路仔仔细细又走了一遍，在村口的草坪才看见闪着光芒的硬币。妈妈破涕为笑，再次前往县城，这一次她把钱捏在手心，没丢。那一天，她们来来回回，几乎走了五十千米的路。

等到妈妈上了高中，不用天天回家做饭、洗衣、干农活，可是也很艰苦。学校离外婆家几十里的路，每个礼拜，妈妈要步行回去，自己给自己做馍馍，做好了凉一凉，装起来。必须是一个礼拜的量，不能多，不能少，多了外婆会骂，少了自己吃不饱。妈妈还自己做衣服，把姨妈的旧衣服裁裁剪剪，做给自己穿，再把自己的旧衣服裁裁剪剪，做给小姨和舅舅穿。

妈妈跟我讲过一件趣事。他们班上有个姑娘成绩糟糕，老师不喜欢，每次考完试老师都要骂那个姑娘：“你吃得最多，考得最少！”有一天，他们坐在教室正听课听到一半，这个姑娘背着鼓鼓囊囊的大书包才出现在窗口，在教室门口转来转去不敢进来，怕挨骂。好容易等老师转身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姑娘把书包一下扔进了教室。书包没绑好，咚一声，落在地上，许许多多黑乎乎的硬馒头滚了一地。老师一脸震惊地转过身。妈妈说，那一刻，他们的教室炸开了锅。

高中上完，妈妈就没有再继续读书，她要把机会留给舅舅——男孩子更被稀罕。即使那样，妈妈也成了他们村子最有文化的姑娘，村长跟外公说：“让你们丫头过来记公分吧。”妈妈从此不用参加劳动，只需认认真真地记公分。

再往后，媒人上门来了。爸爸就这样认识了妈妈。爸爸认识妈妈的时候，妈妈不高，也不胖，皮肤白白的，大眼睛长睫毛，梳着一根长长的辫子。尤其是妈妈的牙齿，炫白炫白的，能拍广告。那样漂亮的妈妈，嫁给了一穷二白的爸爸。

嫁给爸爸以后，妈妈的生活自由是自由，可依旧很苦。里里外外得她一个人扛着，地里的果树一年年施肥浇水，田里的麦子、玉米，春耕秋收，秋种夏收，忙得呀。没多久，妈妈黑了，胖了，皱纹堆在大眼睛的眼角，嘴唇常常起着皮屑。还有妈妈的手，沟壑纵横，纹理深深。

有了我和哥哥，妈妈肩上的担子愈加沉重，她开始疯了一样地往钱眼里钻。那时候，每日黄昏，天擦黑，妈妈都会领着我和哥哥，沿小路去邻村一个爷爷家。那个爷爷是村子里的银行的人，帮银行做事，收纳农民的存款。每次进了那个爷爷的家门，妈妈就把哥哥的衣服里三层、外三层剥开，从哥哥的小马甲里掏出零零碎碎的钱来，两三百地存。

前些年，妈妈生病，胆结石，需要手术。进手术室的时候，妈妈拉过爸爸的手，说：“二姐还欠咱们五百，三姐也拿过一千。”把这些说完，她又叫我和哥哥，叮嘱：“你们别乱走，就站在这里等我。”

哥哥贷款买房子，妈妈为这吃不下，睡不好。后来，哥哥买车，妈妈特别沉重，跟我说：“贷款都没还完，买什么车？”我安慰她：“别担心，哥哥自己应付得过来。”妈妈还是焦虑，隔几天就同我讨论：别买车，把钱还给人家银行。唉，妈妈的大半生，都在存钱，多的、少的，银行是她的命。

今年，妈妈五十四岁了，帮我照看孩子，又帮哥哥照看孩子。前几天，她还站在苹果树下，给树枝上每一个苹果套上精致的纸袋子。四亩地的果树，妈妈领着爸爸，两个加起来一百多岁的人，从早忙到晚。我时常跟哥哥讨论，让妈妈别再做活计，只在家带带孙子。可是，几年了，妈妈总是偷着干活，偷着把土地扩大，再扩大，偷着种许多许多的菜，偷着承包了桃树。每次，我跟哥哥回去，妈妈都要慌慌张张地从地里赶回家，拍拍土，洗洗手，换身干净的衣服，坐在门口，装作自己正在晒太阳。我们戳穿过几回，后来想：或许妈妈真的很难改变自己大半辈子的生活模式。

爸

爸爸从前又瘦又帅，现在丰满了很多，不再精瘦，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富态，看起来富而已。

爸爸脾气大，自少年时期就有所彰显。奶奶说，爸爸上小学的时候，每次放学回家，进了门放下书包就一定要吃饭，不吃饭就会瞎闹。一次，奶奶实在忙，没来得及做饭，已经小学四年级的爸爸担心上学迟到，围着灶台转圈圈干着急。奶奶看不过去，安慰他：“迟到没关系，你去跟老师说家里收麦子忙，老师不会怪你的。”爸爸本就郁闷，一听这话更郁闷，他站在案板前，一用力，把案板给掀翻在地。奶奶吓一跳，也顺便给爸爸的成长加了一段闲话。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流行当兵。年纪轻轻的小伙子，穿起绿色军装，远走他乡，保家卫国。爸爸也算村子里的时尚青年，二话没说，别了学校，去了部队。而且，他还比较幸运，被千挑万选留在了首都北京。据爸爸回忆，他可是那谁谁谁的警卫员！连谁谁谁都见过好几面呢！无凭无据，三十年后论英雄，谁信？

可是，很久以前，爸爸真的在首都北京当过兵。我不确定自己是自几岁有了记忆，反正到现在都还记得，刚学会走路那阵子，爸爸从北京回来，带给我一条喇叭裤、一辆玩具汽车。那条喇叭裤，大概是红色的，有斑点，十分漂亮，我后来穿了好几年，一直叫它“北京裤”。那辆汽车不能自己跑，爸爸就找来一根绳子，绑住，让我拉着慢慢走。于是，小小的我穿着轰动小村的“北京裤”，拉着连滚带爬的“北京车”，趾高气扬地跟在来自北京的爸爸后面，走啊走，一不小心，长大了。

关于爸爸退伍的原因，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妈妈说是爸爸自己吃不了部队的苦，自甘退出，回家种地。爸爸的战友说是妈妈一个人过日子太辛苦，硬是把爸爸给喊了回去。到底真相如何，作为当事人的爸爸一笑了之不做评论，但是我猜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爸爸也会很暴躁。妈妈和奶奶的关系一直不好，有一段时间，僵化到不允许我和哥哥过去玩。平时不去，倒没什么，大过年的，妈妈还是不准。于是，爸爸怒了。大年三十的晚上，别人家鞭炮声声，饺子飘香，而我家，大动干戈，爸爸提着烟酒要出门，妈妈扯住不准去。我和哥哥站在旁边，怕得不敢动。生气至极的爸爸，摔了酒瓶扔了烟，进厨房拿来刀一把，指着妈妈：“让不让去！”妈妈不语，干干地哭。“战争”结束，爸爸获胜，另外买了烟酒，领着我和哥哥扬长而去。不长的一段路，黑漆漆的，爸爸在黑漆漆中突然开口：“你妈妈太不讲理。” 我跟哥哥不答，跟着他不远不近地走。远处的烟花，开到荼[ 校对者按1]，不知照亮了谁的脸。

半个世纪的光影如梦，爸爸对麻将的热忱，如同妈妈天生爱操劳一样，分毫不减，与日俱增。在我仅有的童年记忆里，始终存有一幅踏着泥泞寻找爸爸的画面。五六岁时，妈妈经常把我和哥哥喊出家门，交代一句：“找爸爸去。”哥哥就领着我，一步挨着一步、一家挨着一家地问：“我爸爸在你家不？”往往，走遍大半个村子，才能找到爸爸。爸爸正在麻将桌上披荆斩棘。如果当时他赢了，便会把桌子上的零钱扔给哥哥：“去跟弟弟买吃的，不要在跟前玩。”可是，如果遇见他输钱，则会被大喊一句：“快回去，一天到晚就知道跟着我！”样子很凶，我和哥哥溜出门，也不敢走远，蹲在人家门口的台阶上大眼瞪小眼地守着。因为，妈妈更凶。

退伍后很长一段时间，爸爸不思进取，沉迷赌桌，妈妈为之气结，苦口婆心地百般劝说，才令浪子不那么浪，至少肯出门打工。爸爸做的第一份工作是泥瓦匠，跟建筑队，满县城盖房子，工钱按天算，一天十几块的样子。十几块钱，在九十年代不算少。适逢哥哥过生日，爸爸就拿当天的工资买了个大蛋糕，骑自行车颠簸着拿回家。那是我见过的第一个蛋糕，圆的，彩色，像太阳的光晕，很好看。妈妈专门唤来大表哥和小表哥，关起门，等到夜色初降世界明暗暧昧之际，所有人都围坐在桌子跟前，点燃蜡烛，然后哥哥小小的人被抱上板凳，他还装模作样地许愿，大家唱生日歌，吹蜡烛，很隆重。

做泥瓦工赚不来钱，只能勉强维持一家开销。为了多赚点，爸爸主动去劳务市场扛麻袋、箱子，比做泥瓦工多赚六块钱。谁知，命好的爸爸因为踏实和写得一手好字，做了两天苦力，被一个老板看重，请去转行做账房先生，讲的是工资一个月给九百。我上一年级，跟小朋友们吹牛：“我爸爸是月月工，你爸爸是天天工。”二年级的一天放学，哥哥扯着学前班的我走出大门，听见有人叫我，抬头看，不远处，爸爸坐在摩托车上，笑得眼睛都看不见了。哥哥和我，第一次见摩托车，周围的小朋友们也是，我和哥哥在一群“羡煞老夫”的眼神中，被爸爸抱上摩托车，扬长而去。那是我人生中最得意扬扬的一次扬长而去。后来，爸爸有了传呼机，有了手机，慢慢成了小村里比较有能耐的人。我和哥哥也开始吃得好，穿得好，在小朋友中有了绝对的话语权。子以父荣，大概如是。

没有常胜将军。我上大学那一年，爸爸的工作出现了危机，退回到土地。土地总归对人有情有义，收留了他。于是，每年初春，爸爸和妈妈总要种许多的菜，香菜、菠菜、葱，在凌晨出发，去批发市场赶最早的一趟集，卖了钱，留给我做生活费。

还好，在爸爸四十多岁的时候，哥哥有了出息，赚得不多，养活爸妈绰绰有余。有了哥哥这座大山，爸爸迅速地找好了自己的位置，希望能用余生做个好的避风人。可妈妈不许，妈妈一鼓作气地承包土地，赶鸭子上架一样给爸爸买来三轮车，两个人还是起早贪黑，时常劳累，披星戴月。爸爸抱怨：“你妈要求太高，不仅对自己苛刻，还要拉上我。”妈妈不理，拼尽全力。

如今，爸爸五十多岁了。好好的脊梁委屈地弯了下来，头发少了，也白了，爸爸不服气，隔三岔五地染黑一下，可干巴巴的，总不似年轻时那般。爸爸的眼睛小，经这半世沧桑，更小了，被皱纹挤得简直没了地方。还有爸爸的手，大的，孤独的，平摊着看，沟壑纵横，将我和哥哥一点点抱出贫穷，抱到人生的制高点。爸爸的脚也大，穿四十四码的鞋子，故事最多。我结婚那天，他一早出发，急匆匆的，忘了换鞋，踩着妈妈织的拖鞋就来到了千里之外的异地，一下车就紧张地嘱咐我：“赶紧给我买双鞋子，人家笑话呀。”冬天，我想给爸爸买双加棉的皮鞋，可是，跑遍了偌大的城市，我终于还是只给他买了双冰凉的单鞋。

很遗憾，爸爸不是英雄。他没有盖世的本领，没有倾天下的权力。作为普通农民，爸爸甚至连地也种得没有人家好。可是，恰恰是这样的爸爸，一朝一夕，一点一滴，为我，为哥哥，打下了一片坚固的江山，让我们在这江山里，生长自如，成人成才。

爸妈

⑴年关临近，大街上都是为添置新物乐于奔劳的男女老少。路过自行车*店，老婆拉住我：“咱爸妈腿脚不好，骑那辆老式车多危险啊？要不咱给换辆新的吧！”刚把新车推到车库门口，瞧见马路上爸爸揽着妈妈的腰，嬉笑着在老式车上玩闹。我望着他们有些花白的头发，回头对老婆说：“咱回去把车退了吧。”

⑵妈妈生日和愚人节同一天，往年爸爸都会与她开各种玩笑考验智商，可今年整个下午二老都在下棋，爸爸始终一言不发，只是和往常一样沏茶倒水，苦思棋路。收盘之余妈妈有些忍不住地问了句：“今天怎么不开玩笑了？”爸爸笑答：“怎么没有？往常都是趁你上厕所时偷换棋子，今天干脆坐在你座上了！”

⑶妈妈比爸爸高，这在外人看来并不是十分般配。拍结婚照时，爸爸一个劲地让妈妈低些，拍出来一瞧，妈妈还是比爸爸高出小半个头。妈妈生病住院后，爸爸变得不爱拍照，儿子满月那天，无奈我的苦苦相劝，终还是同意了。拍照时，爸爸站在高处，还是脚踮地，一个劲地向上蹿。

是谁夺了你的生活选择权

在农村，人与人的关系，有时候会跟辈分、亲疏等挂钩，很复杂。像我，对阿秀姨妈一家人的称呼，在外人来看，可能无法理解。

阿秀姨妈和妈妈是从同一个村子嫁到同一个村子的。不同的是，阿秀姨妈嫁的这个人，爸爸管他叫叔叔。所以，我跟弟弟，管阿秀姨妈叫姨妈，管阿秀姨妈的丈夫，则叫小五爷爷。管他们的孩子，大安和小安，则唤作大安叔叔、小安叔叔。小五爷爷是铁路工人，勤恳、踏实，常常向我们家伸出援手。可是，好人不见得有好报，在他五十多岁的时候，检查出得了癌症，晚期，没几年就撒手人寰了。留下阿秀姨妈和两个儿子——大安和小安。小安叔叔年龄不达标，铁路方面便只把大安叔叔安排进了小五爷爷之前的部门，顶替小五爷爷的工作。从那以后，小安叔叔一直愤愤不平，老觉得是阿秀姨妈偏心，故意不让他去工作吃商品粮。谁解释都没用，小安叔叔自暴自弃，好好的书也不念了，整天在县城的大街小巷游荡，认识了一些不三不四的混混。没多久，他自己也就成了不折不扣的混混。

小安叔叔是一个很不上进的混混，最大的能耐就是站在学校门口，等着学生放学，然后把一个或者两个看起来瘦弱的男生叫到角落，逼着人家把零花钱给他。有一次，我没写作业，被老师罚站，天黑了才出校门。刚一出门，我就看到有人走了过来，夜色浓，看不清他的脸，就听见他说：“有钱吗？买包烟去。”我听着声音熟悉，试探着叫了声：“小安叔？”那个黑影一愣，问：“怎么是你？还不回家！赶紧回去！”我吓得拔腿就跑。这件事之后谁都没有再提起，我一度以为，那场经历只是一个有些真实的梦。

好几年过去了，我读完初中读高中，读完高中读大学，小安叔叔也长到很大很大了。可阿秀姨妈家随着小安叔叔毫无节制地败，越来越穷，已经没有多余的财力物力给他娶个媳妇了。于是，二十九岁的小安叔叔，还是一个游走在街头巷尾的小混混，逢人便同人家讲：“我妈偏心，让大安继承工作，弄得我成了现在这样。”往往此时，邻居们就会开导他：“怎么能怪你妈呢？她寡妇一个，有什么能耐？你这么大个小伙子，自己不上进，自己不出去赚钱，金山银山也能坐吃山空。”小安叔叔讲不过邻居，甩甩袖子就走，继续吊儿郎当，没钱了就街坊

邻居乱借一通，街坊邻居又会找阿秀姨妈来索债。

好好的一个家，被小安叔叔败得一穷二白、家徒四壁。几年了，邻居们都盖起了新房子，买了新家具，置了新田地，只有阿秀姨妈家还是一间陈旧的大瓦房，没有沙发，没有桌子，没有柜子，迎面一张床，地上几张凳子，凳子跟前是苟延残喘的煤炉子。

小安叔叔经常跟阿秀姨妈吵架，吵着让阿秀姨妈给他娶媳妇。阿秀姨妈其实也着急，被小安叔叔吵得更焦虑，每天她就搬个凳子坐在门口，跟邻居们家长里短地说来说去，说完了总不忘加一句：“不要忘记给小安说媒呀。”大家也觉得阿秀姨妈可怜，可小安叔叔好逸恶劳的混混样子，着实让人为难，试问，谁愿意嫁给一个只知道吃喝玩乐一无所有的农村混混？

眼看着小安叔叔三十岁了还没对象，谁都以为他要打一辈子光棍的时候，他却不声不响，不知从什么地方领回来个姑娘。姑娘才二十岁，比小安叔叔整整小了十岁。阿秀姨妈高兴坏了，一是没掏一分钱捡了个便宜儿媳妇，二是小安叔叔有了家说不定能收敛点。在街坊邻居的建议下，阿秀姨妈从大安叔叔那里拿了两万块钱，匆匆忙忙为小安叔叔和小安叔叔的小媳妇办了简单的酒席，用剩下的钱给小安叔叔买了家具，装扮了一间过得去的婚房。

可是，没多久，小媳妇的爸爸找上门来了。他坐在姨妈家的台阶上，说：“咋能就这么把我养了二十年的姑娘娶走了呢？”

小媳妇躲在小安叔叔的身后，不敢接话，阿秀姨妈则理直气壮地回着：“是你们姑娘非要跟我儿子，我能有什么办法？婚结了，酒办了，娃娃在肚子里也三个多月了，你还想要彩礼？”那老头一听姨妈这样说话，很生气，可没办法，谁让自己姑娘不争气？老头叹了口气，从布袋子里掏出一千块钱，甩给小安叔叔：“我们家是山里人，也没钱，就这一千块，你好好对我们姑娘。” 老头说完就一个人走了。阿秀姨妈呸一声唾在地上，关了大门。只是听说，那一千块钱被小安叔叔连夜带进了赌场，血本无归。

狗改不了吃屎，话粗理不粗。小安叔叔并没有因为有了媳妇且媳妇怀着孕，而有所收敛，反而，他变本加厉地在阿秀姨妈那里弄钱，撒谎同大安叔叔借钱，进赌场，住在县城。小媳妇是山里的姑娘，朴实，挺着大肚子乖乖地跟着阿秀姨妈，在地里侍弄庄稼。

小媳妇生孩子的时候是在家里。邻居们传言，说是下午快天黑了，小媳妇开始喊肚子痛，阿秀姨妈只当听不见，小媳妇再喊，阿秀姨妈就凶她：“喊什么？还没到时间呢！痛什么痛，还没生呢！”小媳妇不敢喊了，一个人躺在床上汗流浃背。毕竟，阿秀姨妈自己生过两个孩子，是过来人，她吃完晚饭去小媳妇的房里看了看，做出判断：“是要生了。”按道理说，这个时候，阿秀姨妈就应该叫车、叫人，把小媳妇送去医院，可是，阿秀姨妈只是关紧了门，跟小媳妇说：“在哪儿生都一样，你就在咱们家里生吧。我去给小安打电话。”小媳妇特别老实，很听婆婆的话，点点头，尝试着在家里生。从五点到九点，四个小时，小安叔叔都打麻将回来了，孩子却还没生出来。

晚上十点，小媳妇生孩子生得筋疲力尽，眼看着就要翻白眼了，小安叔叔才着了急，跑去邻居家借了车，大晚上的，把小媳妇送到了医院。大人没事，小孩子却没有保住，阿秀姨妈愤愤不平，责怪媳妇没本事，娃也不会生。村里人却都说是姨妈给耽误了，对此，姨妈不置一词，哼哼鼻子，说：“我两个孩子都是自己在家里生的，现在人都娇气，非得去医院，一花就是几千块。”小安叔叔倒是不说什么，依旧一头扎在麻将桌上，输输赢赢，欠了一屁股的债。

小媳妇毕竟年轻，如此重伤没多久也恢复了，几个月之后又怀上了。怀着孕的小媳妇，依然起早贪黑地跟着姨妈在地里忙碌，大夏天也挺着大肚子收麦子，不喊苦，不喊累。村里的一些妇女免不了议论，说：“小媳妇是不是脑子有病啊？”对此不得而知，只看到小媳妇勤勤恳恳，时刻忙碌着，见了熟人也会亲切地打招呼，稚嫩的脸上看不出任何心机。小安叔叔不干农活，只贪恋赌博和玩乐。阿秀姨妈不说他，小媳妇不敢说他。一家人的日子，在大安叔叔偶尔的帮衬下，过得紧紧巴巴。（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