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的事要么趁早，要么想都别想

我的上司，王姐，三十多岁，依然单身，性格很好，待人接物格外温柔，心里住着公主，也过得像个公主，惬意悠闲，事业了得。虽说现今社会开放了开化了，独身主义盛行，在大的城市，比如北京、上海，独身甚至可以成为骄傲的资本。

只是，在早婚盛行、牛羊遍地的西北小县城，王姐的独身就显得有点尴尬，与主流格格不入。好在王姐经济实力够强大，身处好的社会位置，有房子，有车子，年收入二十万有余。旁的人对她多少有点依赖，不好指手画脚。据我所知，还没有谁自以为是，去跟她把酒言欢地讲什么狗屁人生大道理。

单位的人都很喜欢王姐，但对于她的生活，一个个只字不问。王姐也不主动提及，没事了组织大家吃吃饭、唱唱歌，喝几杯促进感情的小酒，认真地听一听大家的故事，该笑的时候哈哈哈，该伤感的时候红一下眼睛。不过分，也不牵强，总之，浮光掠影，点到为止。

我同王姐的关系不深不浅，偶有业务瓜葛，互动并不频繁，听大家私下里讨论她的感情生活，也一笑了之，不随波逐流乱做评价。另一方面，我对王姐十分尊重，经常在心里给她手动点赞。于我而言，王姐是非常优秀的女人，工作也好，生活也罢，她的态度积极向上，每一天都充满活力，收入虽高，却从不炫耀。她低调、含蓄、内敛，气定神闲，又在举手投足间云淡风轻。

前段时间出差，只有王姐跟我。两个人躺在床上，正不知说些什么来打发无聊，忽听窗外夜来风雨，其声荡漾，沁人心脾。我不由自主地深呼吸，感叹道：“泥土的味道真好。”王姐也坐了起来，随我看向窗外。就是在那样多风多雨之夜，王姐断断续续地讲了她的故事。

十五年前，王姐大学毕业，二十岁出头，一腔热血，志愿加入小城的支教队伍，被派去了距离县城很远的一个小镇。每逢周末，王姐便跋山涉水地回城，见些朋友，逛一下街，再陪陪父母，周末下午，再折返小镇。如此颠簸，她亦怡然自得。

参加工作那一年年末，好姐妹结婚，王姐被定为伴娘。当时的王姐，娇小可人，随随便便扎一个马尾在脑后，又清爽，又大方。男方的伴郎，就叫他Y 先生吧。伴郎Y 先生对王姐有点一见钟情的意思，婚礼之后，便缠着王姐的好姐妹要电话号码。那个好姐妹经不住威逼利诱，索性做一回红娘，选了个好天气的周末，把王姐喊了出来，跟Y 先生一起，大家吃了个饭。

王姐当时年纪小，并不解风情，对王先生的热忱，她不搭不理，十分不以为意，整顿饭就自己捧着茶杯，喝完一杯又一杯。几个人吃吃喝喝，到了天色渐黑。好姐妹家近，自己回去，也顺便把王姐安顿给了Y 先生。

彼时，Y 先生还是一个小小的基层公务员，只有一辆半新半旧的摩托车。王姐不习惯坐，兀自往前走。Y 先生也不强迫，推着沉重的摩托车跟在一侧。两个人也不说什么话，沿着道路一步一步地走。王姐的家在幽深的小巷子里，天黑，摩托车不好进去。Y 先生看王姐拐进这伸手不见五指的巷子，立马喊住她，哼哧哼哧地把摩托车转了个弯，让车头对准王姐，啪一下打开车灯。车灯照亮了王姐，也照亮了王姐身后的小路。黑暗中传来Y 先生的声音：“你慢慢走，别着急，一会儿到了家，你关门声大一些，我就知道了。”王姐不说什么，却心头一热，觉得这人还不错。

故事发展得很顺利，Y 先生果然如王姐所预想的那样，体贴入微，憨厚真诚，大度殷勤。最重要的是，她能感觉到，Y先生爱着她。每到周末，Y 先生总要骑摩托车几十公里去王姐支教的小镇接她，周日又送一趟，几年如一日，从不耽搁。遇见下雨、下雪天，Y 先生便和王姐一起坐大巴。总之，Y 先生从不让王姐孤单。

王姐和Y 先生这一相恋便是四年之久。四年不长也不短，却足够磨损一个人的光和热。由于Y 先生比王姐年长七岁，所以，在这段感情中，王姐始终处于被动接受的一方。她也不说要，也不说不要。Y先生做的一切她能接受，却表不出什么态度；Y 先生没做的那一部分，她也没有任何意见。在这之前，她没爱过，不懂撒娇，只是固执又任性。在Y 先生面前，尤其任性。

对于Y 先生给的那些宠爱，王姐总是享受得理所应当。无论什么时候，当着谁的面，王姐随时发脾气，并不考虑Y 先生的感受。Y 先生也不发作，更不去指责王姐，但是他会累。于是，两个人谁也不去敞开心扉，谁也不舍得跟对方沟通，一个做，一个看，在爱情这条路上，终于南辕北辙，并且相去甚远。

无声无息地，就分了手。

王姐其实有些郁闷，却并不追问。Y 先生以为这样不了了之了，王姐总会追问一两句，他等了三年，结果连王姐的一个电话也没收到。他觉得尴尬，便匆匆地与别人结婚了。

收到Y 先生的婚讯，已是一年之后。王姐心下一惊，想着：为什么说好的一辈子，这个人却不遵守？当天夜里，王姐第一次失眠，咬住被角，不使自己哭出声响。第二天，她站在镜子前，看到了脸上突然降临的疲惫和苍老。

从此之后，王姐便没了恋爱的心思，无时无刻不活在Y 先生曾给她创造的那段回忆中。为了能让Y 先生看见自己的成长、成熟，王姐回到城里，参加各种考试、学习，以更强势的方式重新进了个单位。这个单位并不算十分好，只是同Y 先生所在部门有频繁的业务往来。

两个人时常见面，也不怎么说话，不痛不痒，又是许多年。有一回许多人一起吃饭，王姐和Y 先生都在，Y 先生喝了许多酒，坐在王姐跟前，突然转头看着她，说：“我要是有耐心等你长大，多好。”王姐强忍着眼泪，笑了一下，不知怎么回答。王先生又说：“从前，我总担心你不吃饭，八十来斤还跋山涉水的；现在，我每次见你，都想叮嘱你一句‘不要吃太多’。”说完自己先笑，王姐一愣，也跟着笑。

十五年光阴，彼时彼刻像笑声一样，在周围的空气中起起伏伏。之后，王姐便辞了那份工作，彻彻底底走出了Y 先生的圈子。

窗外风雨正当时，王姐的声音戛然而止。我不知说什么，与她相对无言。还是王姐先开口：“都过去啦，我一个人也挺好。只是，十几年了，再没有遇到比他更好的人，遇到了也无法投入。”

王姐看向窗外，风雨声小了一点，窗外的城市，灯火辉煌，撩人心魄。

那天晚上，王姐在朋友圈发状态：按时成熟，不要让别人等你长大。

少先队员是不能轻易掉眼泪的

在每个人成长的阶段，都会因为一段经历，而让我们迅速地蜕变，可能是搬家，可能是升学，可能是亲人的离去，也可能是初恋，总之在这之后，我们成长了，开始学会面对现实，不再活在内心的童话世界里，逐渐迈入了青少年向成年人过渡的阶段。当然，众所周知，在成为成年人之前，我们还会用别扭的青春期表示抗议，虽然苦楚，但我们觉得很幸福。

一

十一岁那年，我爸刚混上自行车骑。

他当时是县委办机关报的实习记者，是新闻部年纪最轻的。那年头货物紧俏，天天有大把的人在钟楼大厦排队待购，营业员都是择人售卖，像我爸这种在公家单位任职上班的，每次都能在一群牛鬼蛇神中轻易抢购到新潮的商品。当时隔壁的邻居，下班没事了就来找我爸插科打诨、胡唠家常，无非是想托着给捎点东西。当时的父亲无疑是辉煌的，他身后的单位是在脏乱差的胡同口突兀耸立的独门小楼，四周桐树横生，乱中取静，是当时最时髦的建筑物。

除了工作场地特殊，报社的待遇也是比当时就职人数最多的岗位——厂工高出不止一截。实习期满后，我爸买了他人生的第一辆自行车，对于一个刚刚解决温饱的家庭，能买上自行车无疑是一件大事。那晚我爸高兴地吹着口哨，把全家人聚集在一起，晚饭前特意为这“第一次”发表了心得体会。饭后，我爸执意载着我出去兜风，路上他一边唱着《沙家浜》选段，一边炫耀他彪猛的车技，两侧飞驰而过的汽车都颇具眼力见儿地为他让路。

二

当时还有一件好事是学校要组织一年一度的春季运动会，放两天假。

那时候少先队员们一律要着白衬衫、蓝裤子，穿球鞋出席，胸前飘扬着红领巾，别提多威风了。我家隔壁卖大头菜的刘婶的儿子就是少先队中的一员，每到运动会前一晚，他都要梳着大背头穿戴整齐地来我家嘚瑟一番，唯恐别人不知道。对此我的损友豪子颇有微词，用他的话说就是：“拿当少先队员这件事炫耀，说明他没别的金刚钻……”

豪子大高个儿、小眼睛，忒鸡贼，黝黑的皮肤和煤窑工没啥两样。我之所以和豪子成为损友，是因为当时一部热映的日本动画《足球小子》。那时候最高兴的事就是放学后可以跑到学校旁的空地上，操练男主角大空翼的招式，诸如什么倒挂金钩、里鲍尔回旋、展翅射门。随着剧集的播放，里面出现了越发高难度的绝招，记得放假当晚电视机里出现了两个耍杂技的小子，每次看他们进球的动作，都仿佛在看街头杂耍似的。具体动作是一个人先躺地上把另一个顶起来，另一个被顶起来后再来个倒挂金钩。

当时豪子被这一动作惊得是外焦里嫩，到处找人“交流学习”。第一个找的人是我，由于我小时候乐感很强，当时班里的女生跳皮筋都喊我去给她们唱口诀，自然没空去陪豪子扯淡。不过这世界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棒槌，没过几小时他就在隔壁班找到个搭档陪他一起表演这个动作。

这个搭档是隔壁班的英语课代表，因为姓氏奇怪，又是老师的跟屁虫，还时常做些向老师打小报告、记录违反课堂纪律的同学等“损害公共利益”的事情，所以大家都叫他“汉奸队长”。

队长是从农村转来的，家里在天桥边租了个小房子勉强度日，他的父亲在药厂看大门，妈妈小儿麻痹瘫痪在床，只能偶尔做些织毛衣之类的零活贴补家用。队长为人敦厚老实，开朗随性，生得细皮嫩肉的，眉眼间还有点像当时大红大紫的歌星费翔。

记得豪子和队长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练习，场景十分热闹，因为正赶上运动会结束时间，当时的观众就来了两个班五六十号人。当然，来捧场的都各怀鬼胎：我们班的人是来看豪子怎么摔个狗啃屎的，他们班则是来看队长怎么摔个狗啃屎的。豪子好面子，为了不在观众面前掉价，他毅然决然地扮演在地上顶的那个人。整个练习动作持续了一分钟有余，有五十秒钟是队长用来热身的，还有十余秒是队长用来表演狗啃屎的。

欣赏完队长狗啃屎的全过程，他们班的人心满意足地离开了，我们班的人虽有稍许遗憾，但还是回家了。现场只剩下了豪子、队长。

他们表演时，我一边在女生这边唱口诀，一边频频回头观察现况：“ 小皮球，香蕉梨，马兰开花二十一，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见人群散开，我头也不回地跑过去，任班花的呼唤声在耳畔回荡。刚跑过去我就发现队长有点不对劲，因为他已经躺在地上维持狗啃屎的动作很久了，我走近一看，发现他躺在地上不住地抽搐，脑袋后面是一摊小面积的血。当时我和豪子吓得魂飞魄散，类似的场景只在电视机里见过。豪子已经被吓得瘫软在地，站都站不起来，还好我记得生活老师讲过的120 这个号码。于是我面目狰狞，发疯似的找电话亭，老板说：“一毛钱一分钟。”

我说：“我是打120，救人啊！”

老板说：“你救不救人我不管，反正一毛钱一分钟。”

当时身无分文的我只好又去找公共电话亭，因为手不听使唤地哆嗦，三个号码愣是让我打了两分钟。打完电话后我跑到“案发现场”，蹲在豪子身边说：“队长会没事的，他家里那么困难，老天爷肯定不会为难他的。”事与愿违，打完电话半小时后救护车才赶来，随后豪子被门卫带到传达室等警察，三十几分钟后就得到了消息：队长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就已经身亡。

当天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队长的爸爸，那个满头花白，走路踉跄，看起来十分凶狠，却泪流满面的中年男人。

豪子的音调带着哭腔：“叔叔对不起……我对不起你，我真不是故意的……”

“你这个棒槌，人已经没了，哭个屁啊，一个小孩叨逼叨，叨逼叨，烦不烦。”中年男人的语气并没有指责，言语间甚至还有一点安慰的意思。但每说一个字，这个男人的声音都要嘶哑一些，当这句话说完，他直接抓着传达室的门身子瘫了下去。

听说后来在警局，队长爸爸为了撇清豪子和这件案子的关系，交了一笔数目不少的担保金。

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豪子和队长的爸爸，直到三年前的一个星期日，正要去邮局取稿费的我经过邮局小巷时，又看见了这个一脸风霜的老大爷。他坐在马路牙子上，头发已经全白了，很邋遢，脸上生着密集的老人斑，仿佛碾碎的芝麻，看起来至少有六十来岁。手里摇着锅炉，摊位上摆着大米和小米两种样式的爆米花，这种食品在市井中十分受小孩子的追捧。

“大爷，多少钱一袋啊？”我凑上去问。

“一块钱一袋，一块五两袋。”队长的爸爸说话的时候浑浊的双眼看都不看我一眼。

“这一共……十三袋，我都要了。”我递给队长的爸爸二十块钱，没等找钱就捧着爆米花跑了，是的，我害怕望见队长爸爸那绝望的眼神。警察当时问我情况的时候，我并没有实话说自己打120 的时候打了两分钟。可能就是因为这两分钟，错过了队长最佳的救治时间。

三

记得那会儿我贪玩的本性还是没有收敛。

大概是冬天的时候，我爸妈带我回老家，“衣锦还乡”，路过一家亲戚就要进去送礼叙旧。我在屋里闷得慌，就偷跑出去玩，顺带还拐走了三姑的女儿、大舅的儿子等一众萝莉、正太。离亲戚家大概六七十米的距离，堆着一些建筑队的水泥石条，每个约莫有两三百斤重，这倒没什么大惊小怪的，独特的是它有个尺寸不大的洞！

“洞”这一独特的形态似乎对熊孩子这一群体有着天生的吸引力，不出你们所料，我带着阿姆斯特朗探索月球的勇气钻了进去，周围的小屁孩用瞅白痴的眼神瞅我，我不理他们，继续我伟大而神秘的探险。刚钻进去没多久，外面来了一辆吊车运石条，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头上的石条轰然倒塌，周遭响起的声音我至今记忆尤深。最神奇的是，我居然大难不死。后来上了物理课我

才知道，当时我顶上有一根长石条，所以就起了个杠杆的作用，因而重压之下反倒在另一边开了一个洞。阿基米德果然是伟大的。

等我再爬出来的时候，肇事司机早已不见踪影，那群小屁孩见我爬出来哭得更欢了，估摸着是把我当成了鬼。双脚站在坚实的大地上，我倏忽对阿姆斯特朗重返地球时的感觉感同身受。没等我感受完，一丝微痛自头顶而来，一道液体划过脸庞。远处的父母应声跑来，当看到我满脸是血地站在人群中时，我爸二话不说，抱起我就往最近的医院赶。路上我爸看我的眼神，和我当初看瘫软在地的豪子时一模一样。

后来在医院缝了五针，又观察了几天，我终于康复出院，不过留了后遗症——至今我的头上还有一小块地方，寸草不生。

慢慢地，我长大了，身体里淘气的细胞越发减少。还记得第二年的六一儿童节，我以优异的成绩、良好的课堂纪律表现得到了“少先队员”的光荣称谓。我和班上的几个同学站在主席台上，跟着校长一起宣誓：“我们是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队旗下宣誓，我决心遵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好好劳动，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一切力量！”

我望着胸前飘扬的红领巾，想起豪子当初噘着嘴，跟我说：“拿当少先队员这件事炫耀，说明他没别的金刚钻……”忽然鼻子一酸。

世界那么大，不是你逃避现实的理由

人不管走到哪里，都要面对属于自己的现实与责任，那是生命的意义，也是存在的价值。

我家楼上住着一对小夫妻，丈夫有个弟弟叫小白，是个体育生。体育生给我的印象就是身上有那么一种常人缺少的蛮劲，然而，在小白身上我并没有看到这一点。最近听到一个关于小白的热门话题——他骑着车子去西藏了。

楼上的小夫妻搬来已有八年了，然而我认识小白却要早于那对小夫妻。记得那时候我应该是初一吧，爱音乐的种子已经萌芽，听说村里来了一个音乐老师，于是便和几个小伙伴前去拜访。其实，她并不是音乐老师，而是学音乐专业的大学生，外地人，正值暑假，便跟着她男朋友过来了。她的男朋友便是小白。

大概是女孩刚来这里，没有朋友的缘故吧，所以她也不嫌弃我们是幼稚的小孩，反而和我们一见如故，玩得很好。我们在她那儿一直待到晚餐时间才走，临走的时候还互相赠送亲手画的漫画。她画得非常好，而我们只能算是胡乱涂鸦罢了，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的心情。后来我们又结伴去玩过几次，没多久就开学了，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

两年后，我上了高中，因为是寄宿学校，很少回家，所以对楼上的小夫妻也并不是很熟，只见过他们几面。应该是某个周末吧，我看到小白经过院子去了三楼，瞬间记忆复苏，于是向奶奶一问，才知道他和三楼小夫妻的关系。

知道这件事情后，我想既然我可以看见他，那么再见那个女孩应该也是迟早的事了吧。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得知，他们两个早已分道扬镳。

又过了一年多，小白结婚了。他的妻子我只听说过，却一直没有见过。有一次我和奶奶去公园散步，走到一个卖手抓饼的摊点，奶奶停下来和那卖家聊天，那是一个女人，很普通，岁数我不敢轻易猜测。等回到家，奶奶才告诉我，那就是小白的妻子，我瞬间哑然，一时之间竟不知道如何将这个女人和印象中那个大男孩联系起来。

我很诧异，怎么会这样？两个人感觉不应该是两口子啊。

奶奶对我的诧异却很不屑，她觉得这女人找了小白也真是命不好。奶奶告诉我，小白一天什么都不干，没有工作，就待在家看孩子，靠着妻子卖手抓饼的钱过活，但是一家三口的生活就靠那点小生意，实在是有点拮据，于是隔三岔五，夫妻俩就会到山上跟小白的爸爸妈妈要钱。小白的爸爸妈妈是跟着一个工程队上的山，小白的爸爸在工程队干活，小白的妈妈给工程队做饭，这样一待，就是几年。老两口辛辛苦苦省下来的钱，时不时就得被啃老的儿子消减一次。

听了这些，我瞬间觉得很失望，因为在我的观念里，一个家是需要两个人去维持的，而作为男人，是要挑大梁的。可惜，时隔几年，小白竟成了最让我不可言说的男人之一。生活还真是滑稽。这件事情之后，我又见了几次小白，果然，印象里的那个大男孩早已不见踪影，剩下的只是颓废和邋遢。之后好久，我都没有见过他，除了楼上的妻子偶尔抱怨小叔子啃老之外，也没有再听到有关他的事情。

前几天，我身体不适，在村里的诊所挂了几天吊瓶。诊所的医生年纪不大，却是一个老医生了。他拿着手机兴致勃勃地说了一句：“看这家伙，骑着车子去西藏了！”当即便有人问他是谁，他说是小白。于是众人便看他上传在微信上的照片。因为村子里的人对骑行并不理解，对骑行去西藏更是茫然，于是便议论纷纷：“这人怎么回事，死哈么作上的，作什么怪了？”

我对这件事情并没有多大的反应，只是这一行动和他那颓废邋遢的状态有太大的反差，这点倒是让我小意外了一下。骑行去西藏，好像是每个体育生都想干的一件事情，反正我认识的体育生好像都有这样的想法。这应该是一种极其锻炼人的行动吧，我想，在他那种生活状态下，他做了这么一个决定，是不是想以此为起点，和过去告别呢？是不是因为最初的梦想还没有泯灭呢？我在心底暗暗希望他通过这次骑行可以振作起来，挑起自己的担子，有个男人该有的样子。

然而，这件事情并不是他走了就结束了，也不会消散在众人的视野中，因为在他的妻子看来，这是一件十万火急的事情。于是在小白走后不久，他的妻子和他妈的一通电话内容便在街坊邻居中传了开来。他的妻子在电话里对婆婆说：“你儿子已经走了，我没本事，叫不回来，你看看这件事情应该咋办？你赶紧把他叫回来，回来后我就要离婚。”这通电话成功地将二老从山上请了下来。二老到了大儿子家，开始无休止地给小白打电话，电话却打不通。于是大家开始想办法，怎么才能把小白给召回来？商量一番后，无果。这件事只能这样不了了之，只能静待小白自己回来。最后，二老没办法，只好用各种方式将儿媳妇先安稳下来，并做出小白回来要如何解决这件事的承诺，才又返回了山上。

然后，这件事就被搁置了。小白还在路上行进着，等他胜利归来时，迎接他的又是什么呢？可想而知，肯定少不了一通大闹，只是可怜了那对老人。

年轻的时候，只想去远方。就像那句红极一时的语录：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但是世界那么大，看了以后又能怎么样呢？每个人都会经过一个阶段，见到一座山，就想知道山后面是什么。也许真的翻过山之后，会发现原来山后面什么都没有。

世界那么大，想去看看的人大有人在，有人真的做了这件事，做了这件事的人心里也许在羡慕没这么做的人，他也许想告诉没去看世界的人，外面的世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精彩，可你去了，就不能轻易回去了，所以看不看其实都一样。

因为人不管走到哪里，都要面对属于自己的现实与责任，那是生命的意义，也是存在的价值。

人生的无可奈何

前两天，跳槽去北京做节目策划的丫丫跟我说，她月初刚在三环内添购了一个小户型的房子，面积不大，朝向公路，环境谈不上多好，其实单论居住条件还比不上原先的合租房，但她就想过自己有房，不用看别人脸色的生活，用当下时髦的话来讲，就是任性。

丫丫今年三十好几了，开会见客户谈合同，处事淡定，宠辱不惊，将高冷进行到底，估计吃饭吃出只蟑螂都能气定神闲地咀嚼一番，末了再给你好一通分析那只蟑螂的年龄、作息时间、婚配情况。很多刚入行的新人，巴不得把脸凑上丫丫手边，让她打几巴掌。

年轻人听信“老人言”嘛，可以理解。

有一天丫丫终不堪其扰，脸色微醺地说：“我也不是一开始就穿上了平庸这件铁布衫的。”

学生时代，丫丫在家附近的一个镇子上读书，因为老爸在那个乡镇里做公务员，刚开始她在学校里还挺受宠的，校长见了她都主动打招呼。后来她老爸得罪了镇上的书记，学校的人便开始不待见她了。中学上了六年，丫丫一直被所有同学排挤。吃饭的时候，不许她进入食堂，只能蹲在厕所外边的空地上进食，甚至还有人当面指着她鼻子说：“碰到你都会倒霉哎。”

丫丫仿佛金星附体似的，自黑起来毫不含糊：“班级一起值日的时候，别人总是有花样百出的理由先溜回家，拖地、扫地、擦玻璃我全包；跟别人讲话讲了三遍被对方直接无视，跟人面对面碰上，如果自己不侧身，估计和对方都会撞上；运动会没人问我的意见，直接被填到八百米、一千五百米那栏，敢情我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女长跑运动员这个职业做预备工作的。”

后来熬到大学毕业，丫丫以为出了校园一切都会好起来，结果还是事与愿违。

我曾经在一家传媒单位工作过一段时间，第一次见到丫丫，她正在茶水间冲咖啡，其貌不扬，性格内向文静。我刚入职，不明情况，上前和她一顿乱侃，坐我对面的同事大惊失色地跑来提醒我：“你怎么和她搅到一块儿去了，快离她远点。”后来我才知道全单位一百来号人，无人和她交往，有工作交接的时候，同事甚至会把文件隔空丢到她的格子间里，按他们私底下的说法是：“能不接触就不接触，非得接触也要想尽办法不接触。”

丫丫现在和我聊到此事时叹息：“真可怜，真可惜，当时我怎么就那么格格不入呢？”

这些年她生活在团体中，明白了做异类原来是高成本的活，没底子没人脉的她根本玩不起。为了平安度日，在这个钢筋水泥的丛林中苟延残喘不至于饿死，她一改常态，开始把自己捯饬成一副随波逐流的人模狗样，尽量表现得易于解读，规避成为异类的风险，穿上了平庸这件铁布衫。后来她靠几个老乡的可怜人脉，跳槽到北京一个电视节目做策划助理，突然如鱼得水起来，没到一年就从助理做到了策划师。因为和几个大明星的私交不浅，还多次被一家国内知名网站伸出年薪三十万的橄榄枝。

我问她：“为什么一定要去北京定居啊？是寻摸着哪个帅哥因为PM2.5 过高看不真切就把你收至麾下了？”她说：“我不打算在任何地方定居，我只需要待在一座谁也不认识我的城市。因为那里有冷漠的宽容。”

异类会被冠以刺眼的标签，被身边人拖到放大镜下，被挑剔，被观察，被隔离，做错一点都会被当成弥天大错，平庸的人最安全。

去年寒假，奶奶八十岁生日，我代表家族上台发言，赢得满堂彩。回来后奶奶兴高采烈地说道：“亲戚邻居们都夸你讲得好，你真的是给我们长脸了。”

我仔细端详着奶奶，就八十岁的老人来讲，她的身体还算健康。但岁月毕竟在她脸上留下了痕迹，她的头发由黑而黄，而鹤发稀拉，而牛山濯濯，皱纹自是不必多说，各种痤疮、暗斑也气势汹汹，眼神变得暗淡，手脚也日益笨拙，这些变化仿佛顺理成章又不容置喙地在陈述一个事实：奶奶已经老了。

从小到大受其悉心照顾的我，却还未真正长大。

而当我真的闯出一番事业，有能力将整个家庭扛在肩上时，不知奶奶又将身至何处。

人生有太多无可奈何，就像太阳从东方升起、月球绕地球公转一样，都是与生俱来且不可改变的事实。而他们往往在生命的某一节点，不约而同地蜂拥而至，折磨和考验着我们的生活。

我和前女友一见钟情，两情相悦，却因她父母的反对而分道扬镳，原因竟是一个侍弄文字的人无法给她的女儿荣华富贵。

我喜好和擅长舞文弄墨，编撰戏剧，却因种种原因在密密麻麻的“应试作文”中举步维艰，理想与现实间总是相隔千山万水。

我比起大多数名校学子，能力和经历均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往往在投递简历时就被斩于马下，因为HR 的名校情结已根深蒂固。

爱我的人终将会衰老甚至离去，我爱的人也无法与我白头偕老，甚至连我哪一分钟该做哪件事情，我该看什么书不该看什么书，都难以由我的身体和头脑自由支配，而是要受客观规律、规章条例、世俗看法等束缚和限制。而你在此刻做出的选择，也许会在下一秒摇身一变，化身为监禁你的残酷牢笼。

世间的无可奈何简直无处不在，他们使尽浑身解数，让你试图放弃努力和奋斗，接受平庸的现状而停滞不前；他们玩尽各种花样，让你承认这世界的固有规则，并在你打退堂鼓时推波助澜。他们会摆出一副看透一切的样子，摊着双手对你语重心长地说道：“放弃吧年轻人，你再怎么努力也逃脱不了命运的桎梏。”

但同时，这些看似居心不良、张牙舞爪的无可奈何，正是我们茁壮成长最好的见证者。世界的多数人，都会遭遇种种无奈，而他们的结果却千差万别。有些人历尽艰险，百折不挠，最终冲出束缚，走向人生巅峰；有些人则安于现状，心想再怎么抗争也无济于事，最后困于苑囿而原地踏步。而这两类人之所以有大相径庭的结果，就是因为他们在面对无奈时选择了不同的态度。

那些无可奈何，的确短时间内难以烟消云散，它就像挥之不去的乌云笼罩着你的生活。但只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找出这些无奈的原因和起源，并使尽浑身解数去消除和克服它，你会渐渐发现，这些看似无敌的洪水猛兽也只不过是一只纸老虎。

乌云难以避免，但阳光终将来临。只有我们饱含着追逐阳光的信念和决心，它才会如约而至，将乌云从生命中驱散。

当我认清了这一点，我不再诅咒黑暗，而是用行动去试图唤醒阳光。

我开始增加与家人联系的频率，将自己取得的每一次突破与他们分享，我不想在自己飞黄腾达之时，他们已无法感受到我的成就。

我不再抱怨自己的专业非自己所爱，而是兢兢业业地上好每一堂课。我所喜欢的事情，我要做到满分；我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也要做到80 分。

我开始主动与名校学子交往，并由此争取更好的资源和机会，我逐渐发现他们的视野和洞察力的确高人一等，而我要学习的还有很多。

那些无可奈何，让我认清现实却不轻言放弃，让我痛心疾首却不知难而退。世界以痛吻我，我仍报之以歌。而那些血淋淋的伤口，则见证了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茁壮成长。

千里之遥时，才敢想念你

某天晚上，我闲来无事，跟远在山东的燕子打长途电话。心情极好，也不知乱说些什么，嘻嘻哈哈地一直讲到手机发烫。燕子还在那边喊呀喊，我拿起手机一瞅，呀，� ��十五分钟。刚想跟她说再见，她却突然变得严肃，说：“本子，我总想问你一个问题。”我的好奇心被她多年不见的一本正经给勾着了，马上应道：“你问，赶紧问！”燕子继续低沉着声音：“你为什么一定要回去西安买房子？在哪里不都一样吗？”

“为什么一定要回去西安？

说来话长。我先喝口水。”

我妈是受过教育的农村妇女，高中毕业家里穷，没能上大学，留在村里做会计，后来嫁给我爸。我爸爱打麻将，把好好的日子过得一穷二白，常常揭不开锅，半辈子一事无成。对于心高气傲的我妈来说，这简直是她人生莫大的黑点。而我从小乐于读书，也读得好，逢考必第一，慢慢地就成了我妈的希望之星，替她把黑点遮掩得好好的。

作为她生命中的星星之火，我很争气地一路拿高分，冷静地升级、得奖，像打游戏一样，轻轻松松过了一关又一关，好不得意。一度，我以为所谓的人生就是这样，考试、得分、获奖，接受赞美和鲜花，还有女生们爱慕又自卑的神色，有吃有喝，稍微使点劲就能博个满堂彩。然而，不是。

在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里面，少女玛蒂尔达问里昂：“Is life always this hard,or is it just when you’re a kid ？”里昂回答她：“Always like this.”

Always like this. 谁都无法一直幸运，在漫漫的人生路途中，上帝的宠爱往往被均匀地分配在不相干的时间段。所以，上了大学以后，我的生活突然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千奇百怪的不如意。比如，专业不对口，泯然众人矣；比如，发现了城市的美，每个月生活费只有三百；比如，室友讨论着*店，耐克、阿迪达斯，我一个人去康复路看廉价甩卖。

如今回想，大学确实是我最尴尬的一段经历。高中时候，我英语奇好，奥赛拿奖，可大学里第一次考试，最拿手的这门课我只得了六十多分，班级倒数。当时查成绩，我妈站跟前，她看了一眼，恨铁不成钢地颤抖着问我：“是不是没好好学习呀？”这之后我更加紧张，紧张到自暴自弃，逃避一切。逃课、旷课，就算身在教室也基本埋头苦睡，昏昏然不知日月晨昏。

总之，整个大学上得很不成功，一无是处，跟我妈形容的我爸的前半生一样。毕业的时候，我作为学科类学生，也没乖乖地考个学校为人师长，倒是瞎折腾，把简历写得花里胡哨，投给西安的知名传媒单位。投出去的简历，大多数石沉大海。最后万不得已，我跟着出版社的老师写书，说得好听点是写，说得难听点那叫“拼凑”，拼拼凑凑，字数第一。工资待遇不高，一千来块，只够租个远离城市的城中村，日子过得前无理想，后没退路。一个人，从城市的大西郊到城市的大南郊，披星戴月，用现在时髦点的话修饰：像狗一样奔跑。

我也敬自己是条汉子，百毒不侵，所有这些不如意，都没跟我妈提过。怕她伤感，怕她操心，只强调“底薪是一千多，加上绩效会有两三千”“老师说了，写得好的话会很快涨工资的”“干满一年底薪加一百，两年加两百”，说得好像会地久天长一样。其实那份工作，我并没有做太久。因为自己当时年轻气盛只顾着矫情和强烈的表达，而十分缺乏扎实的文字功底和基本的写作宽度，所以，能力有限，老师也着急，没办法，我实难胜任，自动离职了事。与以往一样，我报喜不报忧，离职一事，守口如瓶，没跟我妈提。

要说这段又痛又痒的经历，对于当时不谙世事的我来说，并不坏，它就像一道闪电，哗，击碎了不凡的王子；哗，唤醒了平常的小子。平常的小子，一颗心跳得扑腾扑腾的，开始接受平凡的自己。

再往后，随着自己的沉淀和积累，一切都慢慢好了起来。新工作，新生活，新住所。我终于能有资格站在十九层的高楼上欣赏城市的夜晚，终于不必在城中村几平方米的房子里听市井晨昏，终于可以给我妈打个电话，趾高气扬地说：“嗯，暖气不热，我去找找物业。”“家里网费交了吗？我给你两千。”“家里热吗？我买个小空调吧。”

我妈慢慢安心下来，但是又像天底下所有的妈一样“贪得无厌”地希望子女能更好，更上千层楼，开始指导我：“在西安找个对象，比自己小的最好，谁谁谁都结婚了。”

可是，天算不如人算。当在西安的美好生活逐渐实现以后，我却哗啦摇身一变，把自己变作人家的丈夫，还私自辞了工作去对方的城市打拼，两个人同租了一间条件好一点的房子。而这个人所在的城市，和西安、和我家，有着一千多里的路程，开车得七个小时，坐火车十二个小时。结婚的时候，我妈没说什么，但是她的惆怅喷薄欲出。

龙应台有句话传播得很广泛：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用追。

而我，从入了大学以后，一直都背对着我妈，无论境遇如何，是好是坏，坚持用僵硬的背影告诉她：我很好，你不用追。可是她不听，她的一颗心，始终悬在那里。

大家都在潇洒地说“从来处来，向去处去”，而我，非常想要“回到来处”。我呢，我就是特别想在人生的长路上，缓缓地转个身，向着我妈的方向，走一点算一点，让她不要追得太累。一辈子很短，迎着爱走。

我想如我妈说的那样，赚些钱，等到自己中年了就辗转回去西安，贷款买个小点的房子，最好附近有小公园，有点水，小区周边各种设施齐全。然后，接我妈和我爸过来，陪他们逛逛超市，走走亲戚，散散步，去那所我耿耿于怀的大学里坐一坐，说一说匆匆那些年自己的失败以及失败的原因。放慢脚步生活一段时间，弥补一下大学以来自己带给她的所有有惊无喜。

陕北民歌《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里有句歌词：羊啦肚子手啦巾哟三道道格蓝，咱们见格面面容易哎呀拉话话的难。而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正好相反——咱们拉格话话容易哎呀见面面的难。难怪我妈哭。

我结婚以后也常回老家，一年三四回四五回，待几天就走，不长不短。每次走的时候，我妈都会哭，眼睛红红的，哽咽着，忙忙碌碌地帮我收拾，什么都想塞进车里，又什么都塞不进去，是那种做母亲的特有的一种爱莫能助。她焦急地搓着双手，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地走，却找不到一样儿子需要的物件来。她看着儿子，像看着一位旅客一样，来了又去，去了又来。

后来我老婆生孩子，我妈伺候完月子，临走又是一场哭。送她上了火车，打电话，她还是哭腔沙哑，我安慰她：“过不了多久又再见了啊。”她说她知道，她什么都知道。可是她不听那些道理，只剩下哭。哭得我越发伤感，不停地扪心自问：人这一生，到底最应该陪伴在谁的身边？

我妈真的是，见我一次，哭一回。哭得我怒不知所怒又肝肠寸断。大家都说她：“日子好好的，为什么要哭？”她一边哽咽一边点头：“我知道，我什么都知道。”可她还是不停止地哭，哭得再没有谁去安慰她。人都一样，越被安慰，越是伤心，不如不安慰的好，让难过悄悄地走。

有一回，我妈来看我，背着个不大的包，包里装满了葱、姜、蒜，还有各种调料、纱布。我一直不知道她要做什么，直到临走的几天，我看见她坐在阳台的藤椅上，晒着太阳，一手捏针，密密地缝纱布，一块块纱布在她手里变成一只只小小的口袋。她撑开口袋，把各种调料一点点装进去，装好一包了缝起来，再装另一包。而她身边的桌子上，已经放了许多圆滚滚的小包。

我问她：“做那些干什么？”我妈连头都没抬，一边缝一边说：“你总买调料炖肉，我给你缝好，以后炖一次肉放一包，不用再买了，悠着点花钱，攒着些，在西安买个房子，离我近。”

八月份的一个早晨，爸爸打来电话，支支吾吾的，犹豫了很长时间才开口，说妈妈昨晚突发脑溢血，正在中心医院抢救。他守了一夜没睡，病情不容乐观。我发疯似的赶到千里之外，妈妈刚挨过了危险期，还没醒过来，我悄声叫了声妈，所有的人都看到我妈的睫毛颤了颤。

这个星球上站得最高的灵魂

他们来了，又走了，什么痕迹都没留下。他们原是从古至今代代延续的一环，这个环，到今天就断了。他们不在了，我的故乡也就真正没有了，我将真正成为流浪在城市里的孤儿。据说，一个人失明的时间长了，就会忘记他所见过的一切。

这是我听来的一个真实故事，发生在黄土高原的最北端——“煤都”神木，是当年一个领导用嘲弄的口吻当笑话来讲的。本来我已经忘记，昨天在书架偶然翻到老人家的书，看那兢兢业业的字字句句，长线短谱，情不自禁地想起来了。

老汉姓牛，名字就不说了，是一位民间音乐从事者，用村里人的话说：“没甚做上的，乱求来了。”他一生不羁，追逐梦想，辛苦劳碌。今年有六十好几了，生得瘦瘦小小，一张脸上千沟万壑，逢人便堆满虔诚的笑容。

说来，我只见过他一回。那一次，老人家身穿黑色衣裤，十分陈旧，落满了灰尘。上衣口袋别一支钢笔，背微微弓着，拎一个破烂的公文包，装着自己的音乐书稿，那珍惜的模样像装着谁的魂魄一般。他对谁都点头哈腰，笑容满面，特别有礼貌，像每一位去政府部门办事的老一辈平民百姓一样。那姿态，你可想而知。

牛老汉说起来还是这座县城的第一位大学生。

早在1964 年，他正值青春，是挥舞梦想的年岁，读了一肚子的书，勤奋又骄傲。功夫不负有心人，他考取了北京的一个音乐学院，具体是不是中央音乐学院就不得而知了，总之还算有名气，数一数二的，在当年的小县城算得上轰动一时，十里八乡无人不知，谁见了都要赞叹：那谁谁家的好小伙子，哎呀呀，一飞冲天啦！啧啧啧！这让牛老汉和他的家人都兴奋了一阵子。他爱音乐爱得要疯，得偿所愿，那份快乐难以言喻。

但是，有些时候，人命天定。天不让你好过，你哭爹喊娘也还那样。天让你当一辈子农民，阴错阳差，你就成不了教授、学者、工人。

因为出身、成分等客观条件，牛老汉不幸被大学拒之门外，理由是：“你出身不好，不爱国，不爱人民，不团结，你们家上一辈人捣乱，你还会捣乱的，去去去，我们不要你，政审不合格。”老汉好不颓废，欲哭无泪：“天老爷，这到底是为甚，为甚！”他唉声叹气，找了很多有关部门，西安、北京跑了不下十回，一去就好几千里，钱花了个没数不说，递出去的各种恳求石沉大海，让人绝望遍生。

眼见他几近癫狂，家人倍感忧虑，诚恳地劝说好些时日，尤其是老娘，又是哭又是闹，才好歹让他同意与邻村的姑娘结婚。世事难料，十个月以后，社会革委会认为他与贫农女儿的结合属于对贫下中农的玷污，逼迫他们离了婚。

人生路漫漫，牛老汉却孤苦。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同现在的妻子相识结婚。那女人是刁钻的村妇，结实又强悍，高出他一个头，天天扯着嗓子跳起来骂。就这样，也生活了多年。在繁忙的日常之余，老汉不忘初衷，保持着对音乐和学习的热爱，孜孜不倦，但凡见他，总捧一本书，或是在一些稿纸上画画写写，好不认真。女方大字不识，认为他这种对梦想的执着可笑无比，逢人就说：“啊呀呀，那憨货，啥也不干！”

牛老汉忍气吞声，保持文化人的修养，不与婆姨计较，笑脸相迎，忍辱负重，辛苦生活尚且过得去。

某一年的春天，草长羊跑，黄土地上也发了芽。一场雨之后，牛老汉家的房屋漏水要修缮，便请来了邻县走街串巷的工匠，暂且称之为李郎。李郎是一个不起眼的农村男人，黝黑强壮，揽工维生，生的是虎背熊腰、五大三粗，一看便知是常年出卖劳力的粗人，只身形就顶牛老汉两三个。李郎也勤快，两个月的时间就将那岌岌可危的牛家屋舍修得是可爱又可靠，光看在眼里就够欢喜。牛老汉高兴，结工钱时还多给了几十块钱，直言：“兄弟，你好手艺，回家给你婆姨孩儿们买些好吃的。”

李郎笑嘻嘻地走了，顺便也带走了牛老汉的老婆。

牛老汉不欲寻找，但邻里奉劝：“找回来嘛，花那么多钱娶来的，活见个人，死了要尸，不能不明不白的，这是作甚呢！”老汉想了想，觉得有些道理，带上干粮和自己的音乐笔记本，开始了寻妻的旅程。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他朝风暮雨，风餐露宿，踏遍了周边的村村寨寨，角角落落，却一无所获，连个毛也没逮着。干粮吃完了，笔记本也快翻烂了。唉，回家吧，逮着又能如何，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没有婆姨，咋也不咋，找回来作甚。这样意味深长地一思虑，他便回到了几近荒芜的家，因为还有梦想支撑着，单身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转眼，真的是一转眼，两年时间过去了，门前的枣树高了许多，猪圈里的猪也换了好几代，连道路旁的白杨都长出了新的枝枝杈杈。牛老汉在白昼劳作，在晚上梦想，哼着曲，画着谱，干着活，面向黄土背朝天，一天一天，又一天。

然后，真的有那么一天，冬日的一天，正值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牛老汉裹着被子蜷在炕头看曲谱，画“蝌蚪”。家门被叩响，打开一看，一对男女，真是眼熟，他眯起眼睛细细瞅：“哎呀，这不是我那婆姨跟那工匠嘛！”

工匠李郎一脚跨进大门，不待主人招呼，自己上炕。女人低头紧跟其后，立脚在地，左右不是，偷眼看看李郎，再看看牛老汉，大气不敢出一声，把脸埋进围巾里，尴尬得很。牛老汉不说话，斟茶倒水，他坚持文人的气度：不打上门之客。那工匠急不可耐，先开了口，握着牛老汉的手，热切地说：“老哥啊，你看，你婆姨跟了我两年，吃我的，喝我的，穿我的，花了我这么多辛苦钱，现在，我把她给你带回来了。你看，是不是该给点补偿？我也不容易，妻子儿女一大堆要养活呢。”

牛老汉低头不说话，过了有一刻钟，才抬起头：“你说说看到底得多少。”

“两万。”工匠无所畏惧。

那是很多年以前，两万差不多可以抵得上现在的二十万之多，说白点，就是一个二线城市的房子首付了。没想到，死也没想到，牛老汉转身进了里屋，翻箱倒柜一阵，从旧袜子里真的取出了两沓厚厚的人民币，二话没说扔了过去：“兄弟，多了我没有，就这一万八千二百块，你数一数。”工匠掂掂那钱：“不数，不数，我还不相信老哥你？”然后便笑呵呵走了。留下女人站在那里，左右不是，坐立难安。

牛老汉喝了一大口茶，咕咚咕咚咽进肚子里，看看女人，说：“晌午了，快些做饭，我好写歌。”继续埋头画“蝌蚪”。

邻里都说牛老汉傻，牛老汉不以为然地说：“我要钱干啥子？无非就是去村野窑洞搜集老歌本，坐的骡子车钱。”

牛老汉的刁蛮悍妇对他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早上问他想吃什么，想吃鸡她就买只鸡，想吃鱼她就买条鱼，赶上牛老汉外出搜罗长线短谱，提前一晚熬夜也要把干粮备足。

牛老汉一把年纪，不像村里的老贾宝玉们，没事就在村头大槐树下晒太阳。他每天早上七点起来写民歌，中午休息也坚持听听话匣子里的老调，晚上一直看《陕西民歌选》《中国民族音乐》学到深夜。在解决完理论问题后，牛老汉还定期去拜访附近几个村落的民间歌王，寻到一个，先拿个翻得破烂的本子，一边问一边在本子上勾勾画画。我见过牛老汉的笔记，虽然是随兴而记，但字迹清晰，逻辑顺畅，放到任何一个民俗节目上，都是可信度极高的第一手材料。

今年春节的时候，我碰到了牛老汉。寒暄后他递给我一本书，是讲述民间音乐的。我乍一看署名，惊了：“牛老汉，这是你写的啊？这么多年你可算是熬出头了。”牛老汉眯缝着眼，脸上的皱纹都笑得堆成了壑：“我天天写，肚里没墨水，找了专业书一个线一个谱地学，倒也好玩！”牛老汉还弄了个民歌采集行踪表拿给我看，上面密密麻麻的芝麻点子，全都是他跑过的地方。

去年他听说宁强县有残存的歌本，特意去了一趟，走了一半怎么打骡子也不走了，在路边村里刚安顿好，地震就来了。没错，那便是震惊中国的汶川大地震，宁强县作为大地震的余震区，据说波及次数高达48 次。

“知道我去圆梦，老天爷也照顾我哩！”牛老汉憨憨地笑。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像牛老汉一样，突破自身条件的限制，拼了命也要完成人生中最为重要的转折。“寒门难出贵子”越来越成为社会底层人的写照，可是，我们依然应该珍惜每一次接受教育的机会，在保送、加分、自招等高考政策叠加了优越家庭的优势境况下，不应自暴自弃，应在泥沼中选择最佳的姿势，绝地反击。不接纳别人束缚的人生，是一个人生而为人最基本的尊严。哪怕穷及一生做不完一场梦，也要对得起自己的大梦初醒。（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