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永信把绳子挂到父亲坟前歪脖树上时，恍然记起多年以前那个上午，父亲曾在这里嘱咐过他一件事儿。

那天是清明节，冷飕飕的，天要下雨，父亲穿着栗色缎子马褂，弓着腰，呼吸艰难地拖着沉腿，迈着外八子步，去给爷爷上坟。父亲手里拎着蓝色家织布包裹，包裹里装着十个鹅蛋大小的饽饽，一沓烧纸，一柱香；儿子扛了把铁锨，跟随在父亲后面。

在爷爷墓碑前，父亲把枯草和败叶踢开，摊平后，就把包裹放下，打开包裹，顺手把饽饽五个一组，垒在垫在下面的包裹布上，在祭品前点燃烧纸。火苗蹿起，tian舐着被热浪托起的灰屑，父亲把香的一端放进火里，点着后，就把另一端插进碑前的湿土里，坟墓的上空，立马弥漫着浓郁的松香味。

“给爷爷坟上添点土。”父亲喘着粗气，吩咐儿子。

甄永信拿起不太听话的铁锨，费劲地往爷爷的坟上撮土，直撮到大汗淋漓，也没见爷爷坟上多了些新土。

“中，中，”父亲站在旁边说道，“来，过来给爷爷磕头。”甄永信放下铁锨，跟着父亲跪在还冒烟的灰烬前面，撅着屁股，一起一伏地向墓碑磕了三个头，起身后，父亲掸了掸缎子马褂前摆上的尘土，这才像完成了一项浩大的工程，吁了一口长气，拿眼去注视父亲墓前的石碑，得意地告诉儿子，“这碑，是爹卖了三十亩好地，给你爷爷立的。”

甄永信拿手背抹去额角上的汗珠，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墓碑，看见碑上刻着“显皇考甄公毓贤之墓”。

父亲知道，儿子还不大理解自己话里的意思，就进一步开导儿子，“你看出没？爷爷的碑，和别人家的一样吗？”

儿子这才仔细看了看，果然不一样，爷爷坟前的石碑，足足要比别人家的高出一大截儿，上端有阁楼一样的装饰，足以遮挡风雨对碑面的侵蚀，碑文的四周，有羊毛卷一样的浮雕，父亲告诉他，这叫祥云纹。

看见儿子开始注意石碑，父亲就搬过儿子的肩膀，转到石碑的后面，指着光滑的石面上刻着的碑文，一字一句、抑扬顿挫地把碑文念给儿子听：“毓贤甄公，河南南阳府甄家庄人，咸丰二年进士，咸丰十一年右迁金宁卫海防同知，从五品……”

那时，甄永信尽管还不能完全理解碑文，但从父亲得意的神情上，能感受到父亲对爷爷的崇敬和由此而生的自豪。正是从那一天起，甄永信才蓦然知晓，自己身上，流的是贵族的血液。

父亲几乎是一口气儿，把碑文流利地读完，而后就把眼皮紧紧闭上，像沙滩上合闭的蚌蛤；尖削的下颏，使劲儿向上翘着，青灰色的死人脸上，露出得意之极的神情。

“儿啊，”在收拾好祭品，要回家的时候，父亲叫住儿子，嘱咐道，“记着，哪一天，要是爹死了，你就给爹埋在这儿，”父亲伸出干瘦的食指，指着爷爷坟前的一块空地说道，“记着，给爹立的碑，千万不能比爷爷的高，要比爷爷的矮一些。”

儿子的头皮一阵发麻，两腿虚软，手撑着锨把，才勉强没有摔倒。无论如何，两个活人在墓地谈论自己死后的葬礼，总是一件令人恐怖的事情，何况他才八岁。儿子嗓子发紧，说不出话，好容易忍住快要要流下的眼泪，咬紧嘴唇，勉强点点头。

那会儿，甄永信还根本无法理解，父亲身上散发的苦涩的鸦片烟味，实际上已是死神的气味，而在自己的前半生，要想给父亲坟前立一块比爷爷墓碑稍矮一些的墓碑，更是他难以承受的负重。

父子二人从坟上回来时，天已晌午。父亲前脚刚迈进大门，把锨戳在门房的墙边，顺手把包袱递给儿子，随即仰起脸来，张大嘴巴，像似要打喷嚏，张了半天嘴，却没打出来，鼻涕眼泪跟着就流了出来。

“爹，你怎么啦？”甄永信看父亲像似挺难受，小心地问了一声。

“不知怎么，爹这会儿，心里迷离莫勒的。”父亲边擦眼泪，边向儿子诉苦，跟着又说，“你把包送给你妈，爹上街溜达溜达。”说完，抬脚就要出门。

“我知道你要去哪儿，”儿子嘟着嘴咕哝着，“你要去找大红喜！”

“少教！”父亲拉下脸来，嗔斥道，“谁家儿子这么跟爹说话？”见儿子眼泪开始在眼里打转，父亲放缓了口气，拿手摩挲儿子的脑袋，过了一会儿，又轻声说道，“去吧，找你妈去吧，爹的事儿，你别管。”说完，转身出门，迈着外八字儿步，撞尸游魂似的往西街走去。

甄永信说的大红喜，是父亲长年相好的妓女，住在夫子庙外西街的二仙堂。

两年前，甄永信六岁时，父亲曾领他去过二仙堂。

进了大门，到了正厅，和柜上的人打过招呼，父亲带他走上木头楼梯，拐过一道墙角，顺着走廊直到西头，进了一间用红漆漆过窗棱的房间。大红喜就住在那里。

房间里挂着粉色窗帘，床上罩着锦缎鸳鸯戏水床罩，床头放的不是床头柜，而是一张酸梨木雕花四角方桌。后来听母亲说，那是父亲从家里搬来的，当时说是借给大红喜用用，就再也没有还搬回来。屋里焚着香，但女人的粉脂气和鸦片烟味，超过了香炉里飘出的香味。

大红喜身穿绿底儿红边儿锦旗袍、嘴唇涂得猩红，在他刚跨过门槛时，就一把将他搂在怀里，像亲自己儿子一样，拿嘴在他脸上乱亲着，浓烈的脂粉味，呛得他透不过气儿，可大红喜还是不停地怂恿他，“叫妈，快叫妈，给你糖吃。”

甄永信倔犟地紧绷着脸，不肯叫妈，大红喜就坐在床上，把他放在自己肉墩墩的大腿上，拿手去掏他最怕人的地方，边掏边说，“吃一个，吃一个！”一边咯咯笑着，一边拿手做出要抻掉那玩艺的姿势。

父亲放任大红喜肆意捉弄自己的儿子，青灰色的死人脸上，微微泛出笑意，眼里流露着得意，正是这种鼓励，才使儿子没感到过分紧张。

大红喜直到捉弄累了，才把他放下，拿出各色小点心，放在方桌上，让他随便享用，大红喜自个儿却拉着父亲躺到床上，拿过一杆烟枪，对着烟灯，一人一口地享受起来。

直到吸完最后一口，大红喜吹了烟灯，伸手解开父亲的腰带，将手伸进父亲的纽裆裤里乱摸，两眼却不怀好意地看着六岁的孩子笑着。父亲似乎很受用这种抚摸，过了一会，转头对儿子说道，“儿啊，你先到柜子里藏猫猫，待会儿爹去找你，等回家时，还给你买盘竹鞭。”

父亲说着，起身打开衣柜的门，哄着懵懂的儿子。儿子看了看柜子里面，又看了看父亲，虽说心里恐惧，却经不住父亲的怂恿，壮着胆子，爬进了黑洞洞的柜子里。父亲把柜门关上，哄儿子说，“不准往外看呀，看了，就不给你买竹鞭了。”

柜里立时漆黑一团，樟木香和衣服的陈腐气味弥漫着，孩子越发恐惧起来，幸亏柜门儿没关严实，一道细缝，足以让他看到床上父亲和大红喜的部分身体。

人事未通的孩子，在黑暗中惊恐焦灼地观察大红喜床上发生的事儿，心里说不出难过还是喜悦，他说不清此时床上的人，正在干什么？到底是谁占了谁的便宜？他想哭，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哭；他想笑，却分明笑不出声来，只是觉得时间在此时停滞了，空气也凝聚了，胸口憋闷得厉害。多年以后，甄永信每每在美色面前不能自持时，总要疑心自己的好色，是否和父亲早年在这方面对他发蒙过早有关？

大约过了一个时辰，父亲才像一头刚刚爬到坡顶的老牛，疲劳至极，滚落下去，死人一样仰卧在大红喜身边……

那天的午饭，他已记不清是几个菜了，有哪些东西，总的感觉，像过年，临走时，大红喜又给他兜里塞满了糠果。

回到家里，这事儿本来是可以瞒过去的，可是他的天真，却把事儿泄露了。为了在母亲面前显摆，他从兜里掏出一块印花蜡纸裹着的水果糖，剥开后硬要塞进母亲的嘴里。

母亲一看见这种糖，就起了疑心，沉着脸问是从哪儿弄的，他就不知深浅地说，是一个叫大红喜的姨妈给的，而他脸上女人的口红印，证实了母亲的疑心，母亲突然就变得像头母狼，把他的头夹在腋下，剥掉他的裤子，拿鸡毛掸子狠抽他屁股，疼得他杀猪似的嚎叫。父亲想救他，但显然不是身体健壮的母亲的对手，“嗐，不就是几块糖吗？”父亲伤心地说。

“他身上有股婊子的气味。”母亲伤心地哭了，手却一刻也没停止抽打，嘴也不停地骂着。

儿子都记不清了，那天母亲打了多长时间，最后屁股都木胀了，肿得像个染了色的红饽饽。挺长一段时间，他都有不敢坐着，晚上只能趴在炕上睡觉，这是他一辈子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挨打，好像也是母亲唯一一次打他。

正是这次打骂，甄永信才从母亲的哭骂声中，断断续续地知道了一些关于大红喜的事儿。

那个叫大红喜的女人，是二仙堂里的婊子，父亲长年包着她，一度曾想纳她为妾，但母亲提出了两个条件，最终打消了父亲这个念头，其实这两个条件再简单不过了：要么把她休了，送她回娘家去；要么把她杀了。其中后一个条件，父亲是万万不敢的，父亲胆小如鼠，平日里看见别人打死一条蛇，都能把他吓得心里乱颤；而前一个条件比较简单可行，只写几个字儿就行，可是想想自己是从五品官员的儿子，一个三进的深宅大院儿，娶一个婊子上堂，做了正室，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父亲就不得不打消纳妾的念头。

不过从那以后，父亲就不再回家，他把二仙堂大红喜的房间当成了家，只是有事或者想儿子时，才偶尔回家看看，回家时，瞅妻子不在身边，偷偷往儿子兜里塞几块糖果之类的东西，小声嘱咐道，“别叫你妈看见。”临走时，再给妻子扔下一块大洋，当作母子二人一个月的日常的开销。

儿子甄永信一直认为，母亲并不像父亲那样爱他，甚至有一段时间，他曾怀疑自己并不是母亲亲生的，而是大红喜生的，由母亲抱养的，这种想法，直到他长大后才打消，因为懂事后，每当想到自己有可能是婊子养的，这种想法就会折磨得他坐卧不宁。

当儿子屁股渐渐消了肿，母亲就托人捎信儿给父亲，让他回来送儿子上学。父亲回来了，送他进了前街礼贤书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