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在冬月初八那天过世的。那年他十二岁。

在这之前，得知父亲卖掉了家里最后的一块田产，二仙堂的鸨子就不再给父亲赊账了。见父亲还赖在院子里不走，鸨子就和父亲翻了脸，连打带骂，把父亲从大红喜的床上拖下，赶了出去。

告贷无门，父亲厚着脸皮回到家里，像一只被拆除支架的灯笼纸，瘫散在妻子的炕上，骷髅一样的肢体，像刚被砍掉脑袋的蜥蜴，在炕上翻滚抽动着，嘴里语无伦次地哀求妻子，“永信他妈，救救我，就一次，最后一次，一泡就行。”

妻子是个穷人家的姑娘，嫁到甄家做了受气的媳妇，一辈子忍气吞声惯了，感情的神经，早就麻痹了，她无视丈夫在炕上翻来覆去地折腾，坐在炕稍一针一线地绱着鞋底儿，像什么也没听见，直到丈夫滚爬过来，揪住她的裤褪儿哀求，她才把针停在半空，抬眼扫了下丈夫：“行啊，拿钱来吧。”

难受的丈夫知道妻子在嘲笑他。对鸦片的需要，使他忘记了尊严，接着哀求，“行行好，永信他妈，先拿你的手镯典上，等我有了钱，就赎回来。”

包括手镯在内的金首饰，是妻子娘家把她卖到甄家时换来的嫁妆，每当胡作非为的丈夫惹她不顺心时，她就会觉得，自己手腕上戴的不是金手镯，而是金镣铐。妻子生气地把针别在鞋邦上，起身下炕，没好气地说了句：“你赶紧死吧！”

丈夫听话地翻滚到炕里面，鸡啄米似地拿头碰撞窗台，只一会儿，额头就鲜血淋淋，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嘴里发出公羊被宰时的惨叫。叫声那么凄惨，穿过窗棂，绕过屋脊，传到街上。

刚从学馆放学回来的儿子，在大门口一听到叫声，心就紧缩了一下，迈过门槛时，差点儿绊了一跤，直到急三火四地穿过两道门洞，推开房门时，心情才稍微放松了一些，因为那会儿，母亲正若无其事地往锅里淘米，眼角噙着欲滴未滴的两颗泪珠。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打他记事时起，就隐约记得，母亲眼里似乎老是噙着泪水。

“俺爹怎么啦？”儿子惊虚虚地问道。

“快要死啦。”母亲仍那么一脸若无其事的样儿。常常都是这样，无论家里有什么好事、坏事，都很难从母亲脸上表露出来，以致很长一段时间，儿子都疑心母亲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并不爱他，她的表现，倒更像是这个家里的仆人，一举一动，都表现出对这个家庭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

父亲却不一样，虽说青灰色脸上，素常也不流露什么感情，但言谈举止中，儿子却能体验到一种关怀，那叫父爱。

儿子没理会母亲的气话，转身来到炕前，刚看一眼炕上躺着的父亲，浑身的汗毛孔就竖立起来，刹那间觉得脑袋膨、胀得像笸箩一样大，两腿觳觫，膝盖处倏然失去了支撑，依到炕沿儿，才没摔倒。

他看见往日父亲油光发亮、梳理得整洁的辫子，已经披散开来，一堆乱草一样散在炕上，此时正两手薅住两绺头发，狠命地向相反的两个方向拽着，仿佛在惩罚一个被他征服了的宿世仇寇，满脸乱涂着血泪鼻涕，酷似一个蘸了血的葫芦，干柴一般的枯腿棒，不住地叩打着炕沿，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一看见儿子，像见到了救星，蜥蜴一样从炕稍爬来，抓住儿子的手，不停地哀求，“救救爹，救救爹，快去找大红喜，去给爹要一泡，最后一次。”

剧烈的恐惧，让甄永信丧失了理智，没敢多想，转身出了家门，径直来到夫子庙西街拐角处的二仙堂。

二仙堂还是老样子，老板娘还是那样浓妆艳抹，妖里妖气，一边搔首弄姿地招呼进出的客人，一边贼眉鼠眼地和街上的行人调‘情’，一边用涂了红指甲的手往嘴里送瓜子，看见甄永信走过来时，脸皮就变得不阴不阳了，不再像几年前父亲领他来时，见了面就夸他长得乖。

“哟，这不是甄家的大少爷吗?你爹死哪儿去啦？还欠我三块大洋呢。”

“我找大红喜。”甄永信直耿耿地说道。

见甄永信这样说，老板娘的脸立时就变得难看了，狠着脸骂道，“兔儿崽子，大红喜是你随便叫的吗？”

幸亏大红喜听到楼下有人争吵，推开窗户，让老板娘放他进来。

顺着当年父亲领他走过的道儿，他推开了那间房门，大红喜穿着一身大红旗袍，正对着镜子绞眉，从眼睛的余光瞥见他愣在门口，轻声问了一句，“你爹怎么样啦？”

“他快死了！”他故意把“死”字儿说得重一些，指望能打动大红喜，让她转过头来，拿正眼看他一眼。不想大红喜像似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仍那么纹丝儿不动地坐着，小心翼翼地捻着绞眉的丝线。

“是你爹叫你来的？”大红喜明知故问，“说吧，什么事？”

“往你借一个大烟泡，就一个，最后一个。”

大红喜收起绞眉的家什，懒洋洋地起身，走到床边，从一个精致的小木匣上拉开一个小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透明蜡纸裹着的中药丸子似的东西，随手递给他，叹了一口气，“咳，你爹这一辈子，就毁在这上面了。多大的一个家业呀？一千多亩好地呢，都让他败坏啦。”停了停，又说，“回去告诉你爹，我也不多了，就剩这一丸了。”

甄永信接过大烟泡，转身回去了。离开二仙堂时，他还在问自己：大红喜会不会是他的亲妈呢？

正在炕上翻滚的父亲，见儿子回来了。从儿子手中抢过大烟泡，几乎来不及把那层透明的蜡纸剥掉，就整丸吞了下去，眼里倏然露出舒坦的神情，停止了滚动，也不再鬼哭狼嚎。这一夜，全家人睡了个安稳的好觉。

第二天早晨，母亲起身做饭时，闻到一股浓烈的腥臭味。起初，她疑心是儿子大便时不小心，把屎蹭到了裤子上，可儿子醒来时，却说他跟本就是光着身子睡觉的，当她去推醒丈夫，想问问是不是把蹭上大便的衣服穿回家时，却发现丈夫这时浑身冰凉，硬得像块石头。她吓了一跳，却没叫出声来，只是叫儿子赶紧穿上衣服，帮她看看这是怎么回事，结果发现丈夫的被窝里屎尿淋漓，恶臭熏人，人已经死了很久了。

父亲的丧事，是舅舅帮着操办的。因为家里没有钱给父亲买口像样的棺材，最后不得不由舅舅出面，和棺材铺掌柜商量，用甄家坟地上的五棵落叶松，给父亲换回一口杨木棺材，才使父亲如愿地埋到了自己父亲的坟前。十二岁的儿子这时才明白，眼下提起给父亲立一块比爷爷墓碑稍矮一些的墓碑，显然是不合适的。

整个守灵期间，儿子都没听到母亲一声哭丧的哀啼，也没见过母亲流过一滴眼泪，仿佛在从前的某一天，母亲已经把她一生的眼泪，一次性给哭干了，只剩下最后一滴，每天挂在眼角，欲滴未滴的映射着她内心的痛苦。令儿子更诧异的是，那滴眼泪，居然在父亲死后的刹那间蒸发了，母亲仿佛突然摆脱了，又恢复成一个正常的人。

母亲是在十八岁那年嫁到甄家的。在她之前，父亲已经娶过一房妻子。原配是严格按照门当户对的婚姻公式结合的，自然，新娘也带来一笔可观的嫁妆，只是那女人福浅，身体一直不好，也没留下男花女花，婚后不到十年就死了。按父亲的意思，续弦也应当讲究门第的，只是那会儿父亲的名声不大好，已是城里出了名的膏粱竖子，但凡有点模样的人家，都免谈这门亲事，无奈父亲只得降尊纾贵，娶了一家佃户的女儿，条件是免除这家佃户的欠的十石税租。这家佃户，就是后来的甄永信的姥姥家。

母亲刚过门儿时，甄家也还算殷实，虽说祖上留下的黄白之物和前妻死后留下的不菲的嫁妆，已经被酒、色、毒、嫖中滚爬的丈夫典当得所剩无几，可毕竟还有一千多亩上好的田产，一座三进的大宅院儿，每年收取的田租也是可观的，可是父亲日常开销太大，必须靠不时的卖掉田产才能应付。妻子曾想劝阻他，但父亲总会用一句话反驳妻子：“这是我爹留给我的，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妻子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家里的田产，一天一天地减少，却没有一点办法，只能独自伤心地流泪。

婚后挺长一段时间里，母亲就是过着半守寡似的以泪洗面的日子，直到儿子出生，心里有了指望，心情才渐渐好了一点儿。幸亏孩子挺乖，没沾上他父亲身上的那些毛病，除了被丈夫领到妓院一次，再也没怎么惹她生气，上了私塾，也知道用功，每天夜里，娘儿俩守着一盏油灯，儿子背书、写字，母亲就在一旁纳鞋底儿，绱鞋邦，缝补衣裳，时不时地往油灯里添点油，心里盼望着丈夫死后，儿子将来能重兴家业。

显然，这种盼望是有根据的，因为儿子在脱掉孝衫的第二年，参加童子试，就考中了秀才。发榜的那天，母子俩有些得意忘形，多年以后，儿子这会儿才发现，原来母亲也会笑的，而且笑起来显得那么甜。晚上娘儿俩依旧守在油灯旁，母子俩这会儿什么也没干，儿子既不背书，也不写字，母亲也没像往常那样绱鞋，只是在油灯旁那么坐着，一句话也不说，直到灯盏里的油耗尽。

乡试是在后年的春季。秀才中第后，甄永信就离开了学馆，在家温习。这样既可为母亲省下一笔束脩，又可避免学馆里学弟们每天嗥嗥诵书的打挠，可以静下心来，准备后年春天的乡试。甄永信一直相信，如果不是小鼻子攻城，考中个举人，应是瓜熟蒂落的事儿。（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