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农大叔高老大

贫农“高老大”是个老实憨厚的农民。个头儿矮矮的，双眼皮儿，厚嘴唇，别看他说话偶尔有些结巴，可脸上总是带着象征健康的紫铜色。

高老大两口子生了四个孩子，大的叫“官保子”，九岁那年才上学，刚念了二年书就辍了学，从那以后就给生产队放猪干“小半拉子”了。

高老大家里的日子过的很艰难。两间破草房已经有些倾斜，西大山的山墙上支着一棵老榆木。屋子里两块污了巴涂的大镜子下面，摆着一对儿陈旧得看不出图案花色的小柜子，上面摆着几个空酒瓶子。那两块镜子其中有一块还裂了一道曲线形的纹，用布条粘着。

官保子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到了夏天，两个小子跟其它孩子们一样，成天一丝不挂地泡在屯西头儿黄土坑的混水里嬉戏，互相打闹着往别人身上糊泥巴，一个个晒得黑不溜秋的，可倒是省了衣服。到了冬天，刀子般的寒风把孩子们都刮进了屋里，在炕上猫起冬来。官保子的两个弟弟就光着屁股围着一条烂得开了花的破棉被，偎在妈妈身边；妈妈怀抱着刚满两岁的妹妹，娘儿四个成天围着一个火盆儿不敢下炕。我们几个知青常到他家里去，给孩子们的小手小脚抹冻疮膏。

高老大是生产队里的积肥员，常年只知道在队里挑大粪、拌粪肥。家里的事他从来也不管，外面的事更是干不来，偶尔办点啥事儿还常常闹出笑话来。

有一次，高老大到县城的市场上去卖芸豆，蹲了大半个下晌儿也没人搭茬儿。到了太阳快落的时候，好不容易才来了个买主搭讪。可是就在那人给了他钱拎起口袋要走的时候，憨厚的高老大又热情地跟人家交了个底说：“大哥，你先别走，有句话我可得跟你先——说到头里。我这人实在，咱当真人不说——假话，我这豆子啊，早他妈该换籽儿啦！你说种吧，它还不爱出，你——你说煮吧，它还不烂，就他妈这‘败家’玩意儿，这话我得——先跟你说到前头，你看好了买，别——回家骂我。”

那个买豆子的一听，这不能吃又不能种的，我还买它干啥？于是高老大又毫无怨言地把钱退给了人家，背起那没卖成的芸豆就往回走。

路上，高老大碰上了到市场上来卖鸭蛋的老邢婆子，见他又把芸豆背了回来，就问他：“咋地，这点儿玩意儿还没卖了哇？贵贱卖它得了，大老远的来回背它还不够工钱呢！”

高老大说：“可不是咋地。那也——不愿我呀！不是我不卖，是人家不要啊！”说着说着又把它卖芸豆的经过说了一遍，老邢婆子听了就旁若无人地哈哈哈哈地大笑起来。这老婆子本来就是个大嗓门儿，这一笑，竟惹得好几个过路的人都扭头朝他俩这边望过来。

第二天妇女们在生产队里干活的时候，老邢婆子就把这事儿当笑话传开了，干活的那些人听了以后个个都捧腹大笑。我们几个知青笑完以后无意识地说了句：“这高大叔哇，可真够滑稽的！”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往后日子长了你们就知道了，高老大的乐子事儿还多着呢……”另一位妇女在一旁笑着补充说道。

几天以后，队长让我们几个男知青跟女工们一起在场院里选苞米种。大伙儿有说有笑的，手里的活儿一点儿也不耽误，唯独高大婶儿今天却一声不吭，显然今天她是不大高兴。有几个妇女半开玩笑地问了她好几句，她也没搭腔。后来，有话憋不住的高大婶儿到底是开腔儿了。这时她红着脸，当着那些妇女们的面儿自己就把话挑明了，看来是下了好大的决心。

“跟你们倒是没啥说的，我倒想问问咱队的这几个青年（她把我们知青叫青年），你们说说，俺家高老大对你们咋样？”

我们几个接着就不假思索地回答说：“那还用说呀？高大叔这么实在的人，对我们还能不好哇！”

“你们说的不是实话吧？”高大婶怀疑地问。

“咋不是实话呢？怎么的了高大婶儿？是不是你误会什么了？”我们奇怪地问。

“那我再问问你们，是你们谁说俺那个傻当家的‘滑稽’来着？”

她这一问，大伙都知道她指的是高老大卖芸豆那件事儿了。于是又引起了周围那帮妇女的一片哄笑。不用我们解释，年轻的妇女队长王晓云就笑着为我们解围了：“老高大婶呀，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滑稽’就是‘着笑’，不是什么坏话，人家市里人都管‘着笑’叫‘滑稽’，可不是‘猾头’啊，你可别错怪人家啦！”

这时高大婶的脸变得更红了，不好意思地说：“我不是怪他们，我心里总是别不过这个劲儿……”

打那以后，我们知青在社员面前说话都比较谨慎了。

有一段日子，高老大替别人给大队看屋。一天晌午，大队书记要跟蹲点儿的公社干部喝两盅儿，于是就打发高老大上后院儿“张大碗儿”家园子里去揪两根黄瓜当下酒菜。高老大“嗯哪”了一声就出去了。

这“张大碗儿”是第四生产队的积肥员，就因为饭量大，在屯子里就得了这么个绰号，多年来人们一直都这么叫着，几乎都忘了他的大号。

高老大一边走一边想，老张家那一大帮孩子，穷的“叮当”响，上人家揪啥黄瓜去？不让人笑话？干脆就上俺家园子里揪几根得了。

因为高老大家住在大西头儿，所以过了好一会儿才回来。大队书记一看，光是几根黄瓜，就问他：“咋没就手儿薅几个小辣椒呢？”

高老大理直气壮地说：“你们也——没说要小辣椒啊！这扯不扯，早说是不是我就一块儿揪——回来了。你们先慢慢儿喝，我再回去一趟。”说着转身又出去了。看着高老大的身影，大队书记不好意思地对那位公社干部说：“这个高老大呀，人倒是实在，就是办事‘一根筋’，哈哈哈哈……”

说高老大实在，这是公认的，谁都知道。可有的时候他也会干出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来，而且事后无论如何人们也不会想到会是他干的。

那时候农村有一种恶习，不管手头宽裕的还是手头紧巴的，自打头年儿进入“猫冬”开始，总有一些人喜欢聚到一块儿打扑克、推牌九、看小牌儿，而且“耍正月闹二月，哩哩啦啦到三月”，甚至有人到了备耕时节仍然刹不住车。于是抓赌便成为当时农村“阶级斗争”的大事，连被牵扯出来的“赌后犯”也难以逃过，当时不管是什么性质的错误，也不分错误大小，只要是被揪出来，就都当“阶级敌人”来斗。

那时候对付这些阶级敌人的办法就是办学习班、游街。白天名义上是让他们学习，实际上就是给大队干活。由他们的家人把粮食送到大队来，集体吃住不准回家。到了睡觉的时候，心眼儿快先抢着挤到炕上去的，就贴着炕席和衣而睡，没挤到炕上去的，就只好在地上铺上柴草将就，在外屋还安排民兵把守着。

学习班里有一个外村的耍钱鬼儿，外号叫“滚刀肉”。家里没给他送粮食来，他就只好每天三顿饭都吃大伙儿的。因为周围村屯的那几个好耍钱的彼此间互相都认识，所以大伙儿也没人说啥。

一天夜里，滚刀肉趁看守他们的民兵睡着的时候，趴在高老大耳边苦苦哀求他，让高老大可怜可怜他家里的孩子、老婆，开开大门放他出去。高老大见他可怜巴巴的样子也没多想，就从炕上坐起来，悄悄地推开外屋房门把滚刀肉带到当院，掏出钥匙打开大门锁就把他放跑了，还故意把钥匙撇在地上。

那个民兵一觉醒来发现没了“滚刀肉”，就问看屋的高老大，高老大说不知道，没听见啥动静。他还装腔作势地带那个民兵到屋外去找，拿手电一下子照见了地上的钥匙，于是便惭愧地说：“坏了，准是那小子偷了我的钥匙，开门跑了……”

由于高老大是个出了名的实在人，没人会想到他也会说假话糊弄人！又因为他出身“铁杆儿”贫农，十二岁就给地主放猪，政治可靠，于是此事便不了了之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