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转正

一九六九年冬天，瘫痪了两年多的农村基层党组织恢复了组织生活。县里派来了整党工作组，一连办了几个晚上的党员学习班。工作组的人振振有词地宣讲着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动员党员自觉对照党章“斗私批修照镜子”，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参加学习的党员们坐在大队办公室的那条大炕上，一熬就是小半夜。

一个月以后，工作组二次下乡。这次的任务，是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同时处理党内遗留问题。

开会那天晚上，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跟滕队长深一脚浅一脚地凭着直觉向大队部的方向摸去。

腾队长是我十分尊重的一位长辈。他平时不苟言笑，为人倔犟，身板儿硬朗，虽然已经五十出头的年纪了，可是干起庄稼儿活来年轻人也撵不上他。滕队长稍显突起的额头横着三道深深的皱纹，好像用刀刻上去的，紫黑的脸庞记录着岁月的沧桑。他激动的时候，说起话来脖颈上的青筋都随着他的的嗓门儿一鼓一鼓地蹦起来老高。

听说滕队长打小鬼子那阵儿当过游击队长，现在他虽然没挂什么官职，但由于他办事公道，又爱打抱不平，所以他在大伙儿心中有着很高的威信。别看他平时话语不多，可一旦说出话来总是让人感到很有分量。他从来看不惯一些人借运动“整人”。那个“疯女人”要不是他出头说话，最后还不知搞成啥样子呢。更让人们佩服的是，腾队长虽然没念过一天书，却有着超凡的记忆力。自从“社教”运动以来，他在大会小会上听过、学过的毛主席语录，在给社员们开会的时候，都能恰如其分地用在节骨眼儿上。社员们都佩服地说，谁讲话也没有腾队长讲话有劲，“咬木头儿”。

那天晚上的党员大会只有一个内容，就是讨论我这个三年前的预备党员是否可以转正的问题。跟我同批的预备党员都已经转正了，只有我，因为父亲“隐瞒家庭成分”的问题没有结论，所以一直被“挂”到今天。

会议由刚刚“站起来”工作（指被打倒后，因认罪态度好，又官复原职的干部）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杨兴君主持，但实际上完全由工作组操纵着。先来的党员有盘腿儿坐在炕里的，有坐在长凳上的，也有站在墙角可着嗓门儿逗笑话的，偶尔还会从谁的裤裆里传出一声响屁来。许多人的嘴里都叼着一颗纸烟或咬着一根烟袋，把会场搞得烟雾重重，弥漫在三间房子里的旱烟味儿呛得我几乎透不过气来。

会议开始了。杨书记说明了会议的内容以后，工作组里一位年轻干部就拿起准备好的几份材料，有选择地给大家读了其中的几段内容：

“那些钻进党里、政府里……而将其真相隐蔽着……”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变为资产阶级**……”

“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重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

工作组本以为这段具有启发性的文字，很容易让这些淳朴的党员明确他们的意图，并按着他们的意愿发言。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原来喜欢痛痛快快发言的农村党员，一个个也学得乖巧起来。为了少惹是非，一开始他们假装糊涂，默不作声，所以会场出现了一阵令人难耐的沉默。

其实，每个党员心里都有个“小九九”，虽说要体会上头的意思，可一旦他们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儿的话，要他们昧着良心说话也不那么容易。他们用沉默表示着对工作组刚才那种暗示的不解。几年来，他们曾用自己特殊的观察方式透视过我这个外来知青的心灵，并固执地相信自己的感觉。

大队党支部书记按照工作组的意思，提醒大家抓紧时间，一次再一次地督促大家踊跃发言。

问题不能回避，话总是要说的。坐在炕里头的滕队长，把嘴里的那一小截儿湿乎乎的烟头儿，隔着人们的脑袋扔到了地上，便拉开了他那轻易不大打开的话匣子。他那富有感染力的大实话，顿时提起了大伙儿的精神头儿。不一会儿，在炕里歪着、躺着的人也都坐了起来，手里卷着纸烟，耳朵却细心地听着他们崇拜者的发言。

滕队长从我下乡以后的表现开始，一直讲到我的现在。从我如何吃大苦、耐大劳，和农民打成一片，讲到办文艺宣传队宣传毛泽东思想，从我如何顶住瞒产私分的歪风维护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说到我如何带领群众学文化、学毛选，跟贫下中农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从我五更半夜地骑马上公社去给病情垂危的“蔡武装”接大夫看病，说到我是怎样不顾个人安危跳进齐腰深的臭水沟里救出了生产队的那匹瞎马……他的话越说越多，情绪也激昂起来。接着话锋冷不丁一转：“要说出身，我说那可不是谁自个儿说了算的事儿。报纸上不是也说了，‘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嘛，中央不少领导不也都是背叛了他们原来的那个阶级吗？再说了，党的阶级路线不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吗？这不就是说主要是看他个人的表现吗？谁道了，要不就是我理解错了？咱不好说！反正我这个党员可比不上人家……”

我心里陡然一亮，看见照耀我的太阳升起来了。

紧接着他的话茬儿，坐在炕里的党员们可就“开了锅”，接二连三地表示着赞许。有的补充着滕队长的发言；有的不等别人说完就情不自禁地插起话来；还有不少人在下面议论着，迎合着。那场面不是一个人在说，而是一大帮人“七嘴巴丫子”的乱成了一团。

这些几乎没念过什么书的农民党员，一个个不瞒不藏的坦诚态度，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巨大而无形的力量。有序和无序的发言热烈了好一阵子。不知是哪一个党员好像有些耐不住性子了，竟仰起脖子朝工作组那边喊了起来：“我看行了吧？说到啥时候也是这样了，早点散会明儿还起早干活儿呢。”

刚才党员们的发言，实在让工作组感到意外。他们还是头一次遇到这种被动的情形。刚才那个读报纸的年轻干部，此时更是陷入一种空前的窘境，低着头，像撒了气的皮球。他不时地看看工作组的另外那几个干部，再不敢面对这些铁骨铮铮的大老粗。

工作组长跟主持会议的杨书记碰了一下头，嘀咕了好一阵子。杨书记这才作了一个简单的收尾，说：“今天的会就先开到这儿了，工作组要回去把情况跟组织部做个汇报，下一次来再做决定……”

半个月以后，县里又派人下来了。不过这次只来了两个干部，党员大会前后不到十分钟就结束了，内容就是对我这个预备党员是否可以转正做一次表决。这可能是拉拉屯儿历史上时间最短的党员大会。这次党员虽然没有到齐，但也远远超过了半数。杨书记的话刚一说完，我就看见坐在炕上、地上的党员们都齐呼啦地举起了他们那只长满老茧、粗黑有力的大手……

我经历的这次艰难的预备党员转正，让我深深地领略了党员意志和政策的力量，第一次发现了农民党员对党的政策那种质朴而深刻的理解。

拖后三年刚刚转正的我，这下子又当上了生产队的“政治队长”。我唯恐党员的样子不鲜明，逞强地在艰苦的劳动中表现着自己那份忘我的精神。当时正处在“农业学大寨”高潮中的各生产大队，不论是否具备条件，都在大力兴修水库，挖蓄水池。我首先报了名，还当上了“青年突击队”的副队长，全力以赴地投入到那场被后来事实证明完全是“劳民伤财”的会战中去了。

在水库工地上，突击队员们个个都不肯示弱，每人每天都要挖两个土方，而且要把挖出来的又湿又粘的黄土用土篮子挑到三十米以外的土坡上去。只有挑着空筐从坡上往下走的时候，才觉得时间走得太快了。如果它能“走”得慢一点，让我们多喘口气儿该多好哇！

第二天我就发现我的肩膀被扁担揉磨出了血泡，钻心地疼。无奈只好把手巾垫在扁担上。但是仍然不能阻挡汗水顺着晒得黑红的脊背往下流，亮亮的，就像被太阳晒出的油。晚上，两条腿疼得上不去炕，只好调过身子来坐在炕沿上，然后呲牙咧嘴地用屁股往炕里委蹭。

八个生产队一百多名青年男女苦干了一个多月，终于在那个名叫“小南岗子”的坡脚下，挖成了一个百十米长、五十多米宽、两米多深的叫做“水库”的黄土坑。除了蓄积雨水之外，再没有派上别的用场。这个积满雨水的黄土坑不但没给生产带来任何利益，反而还淹死了一个哑巴和附近生产队的一匹瞎马。

这一年冬天，巴彦县召开了隆重的“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与会代表达五百多人。我作为全县唯一一名“可以教育好子女”的代表出席了这次神圣的大会。

六十年代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成为一种政治运动，在全国各大城市迅猛展开了。历史决定了我们每个知识青年无论情愿与否都必须兑现自己当初“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诺言。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农村我们一个个已经成了大龄青年。这时我们的知青点儿已经名存实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的“二人世界”。在咀嚼着自己种下的那颗苦果的同时，也品尝着履行青春誓言的无奈。（未完待续）